"OCCUPIED. WE STRIKE" (布萊梅大學行政大樓門口)
近幾年來，德國各大學的學生會，從沒有停止過抗議德國大學的體制改革與學費的徵收。終於，今年十一月起，全德國大學的學生會，聯合起來『占據校園』. 
"SOLIDARITY INSTEAD OF ELITE"
"IF YOU WANT TO SING OUT, SING OUT. AND IF YOU WANT TO BE FREE, BE FREE"
他們除了不滿德國大學的高學費，還抗議這兩年來，德國為了配合歐洲的Bologna Reform，漸漸淘汰傳統舊制，德國現在與英美一樣，採用BA/MA制度。
德國大學的舊體制較自由，沒有修業年限，該修的課程多數也由學生自行決定；而新體制的BA/MA課程，由各系規劃嚴謹，幾年內必得修完，否則就畢不了業。新的年限規定，也讓許多必須在課餘打工賺錢的大學生們壓力倍增。
對德國大學生來說，政府為了節省經費，用新制讓大學變成一座座『學習工廠』，學生一進大學，就被逼著在短短幾年內吸收所有課程內容；學生在工廠『加工』完畢後就被送走，換下一批學生進來。
"CAPITALISM, NATION, SHIT"
布萊梅大學的學生會也響應全德國的行動，從十一月起，學生們就進駐我們系館一樓。他們搭起帳棚，輪流住宿校園。他們每天在學生餐廳發傳單，也在市區組織了幾場街頭抗議。一個月過去了，他們尚未有撤退的跡象。
全德大學生聯合起來佔據校園的行動，除了讓所有人知道他們的理性訴求，也讓我再次驚嘆德國學生會的左翼傳統與力量、以及教授老師們的全面支持。大學應該給予學生發言和一些參與制度改革的空間；還有，大學生，是最不應該保持沈默的一群人。沈默、麻木，是這個社會裡，能讓人輕易染上的可怕習慣，若不在年輕時抵抗它，這個習慣，即不知不覺地漸漸上身、入骨。而，正如同portnoy此文的標題---We know that silence can certainly kill!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占據校園的德國大學生
2009年12月3日 星期四
國語字讀音，何需只有單一解答？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新聞2009/12/03
近年常有國語字讀音相關的爭議，起因是國語課本裡某些字的讀音屢次修改，有些甚至跟日常生活的口語讀音大相逕庭，導致家長、學生不知標準答案到底為何。我認為，有關國語字讀音混淆所引起的討論與抱怨，其實可以回歸到台灣國語文教育的一個盲點與難以突破的弱點，那就是過度信仰「單一標準答案」的僵化形式。
首先我想釐清的一點是，語言的使用會隨著社會的演化不斷地改變，有各種類的新辭彙與文字讀音，持續不斷地在我們的文化裡發展著。一個語言，能有字典依據文字歷史傳承而紀錄的文字規則、也能有大眾所習慣的讀法用法。端看你是在甚麼樣的文化情境裡使用這個語言。例如「骰」字，不管字典依照何種標準、語音解讀為何，國內所有人都會讀「ㄕㄞˇ」，而非「ㄊㄡˊ」；「尷尬」多數人會唸成「ㄍㄢㄍㄚˋ」，要讀「ㄐ一ㄢㄐ一ㄝˋ」也無不可。
而國語文課的最大功能，不正是讓學生有應用國語文的能力？而學習「應用」語文該具備的能力，並非只是死背某詞、某字、某讀音的單一正解，而是理解各種文化情境裡，語言應用的多樣貌。對於各類沒有收入進字典的新詞彙、或不同於字典或課本註解的文字讀音，學生當然也應該要能判別，在何種型類的文章、何種情境的溝通下可以使用或者不適合使用。
侷限於對與錯的二分法，硬是要為某個國語字讀音找唯一答案，終究只是為了在（填鴨式）考試裡有標準正解，以方便學生作答與老師批改。因為，死記文字讀音的對錯，並無助於國語文教育中理應最重要的一環，也就是掌握語言、透過語言組織思考的能力。並非「語音」不重要，相反的，它很重要；而它會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在各種情境使用語言時用好它。畢竟，學生一出課堂，無時無刻都在各類社會文化情境下使用語言，無論是親友間口語交談、觀看理解媒體訊息、寫各種文類的文章，不同的情境下，都有不同的語言使用需求與標準。國語文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學生能夠在各種情境下靈活掌握語言; 或者，當他們接觸到別人的語言使用時，能反思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唯有把語言使用的目的與文化情境納入考量，語言體系裡的文字、詞彙等學習才有意義。因此，即便一個國語字的讀音能有多種、字典解讀與日常生活習慣用法不一，只要適合文化情境需求，何需強求學生只能接受單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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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4日 星期六
德國歷史上的11月9日
11月9日，是德國歷史的重要日期。包括了1918年的11月革命、1923年希特勒政變、1938年納粹對猶太人展開正式大迫害，以及今年即將紀念20周年的柏林圍牆倒塌，十分巧合地，德國歷史上許多的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這個日期。
1918年11月9日: 十一月革命，建立共和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瀕臨結束，11月初，皇帝威廉二世的帝國被推翻，德國多處城市各自建立起共和。有趣的是，當年這些人，就站在城市某處的陽台高喊"共和建立"，共和就這樣成立了。 11月9日，SPD黨在柏林建立了德意志共和; 幾個小時候，以Rosa Luxemburg與其同事Liebknecht為首的左翼革命黨派，在柏林他處也成立了社會主義共和。幾個月後，1919年二月，威瑪共和也在Weimar成立。
圖: SPD黨的Scheidermann，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市的國會陽台，宣布推翻帝王，德意志共和成立。(圖片來源)
1923年11月9日: 納粹的慕尼黑政變
這是納粹第一次受到國際關注的大行動。希特勒與其納粹黨派的同志，在慕尼黑發動政變，行動終究還是失敗，希特勒被關進牢裡，他坐牢時期，寫下之後成為納粹聖經的"我的奮鬥"一書。
1938年11月9日: 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
11月9日晚，希特勒手下的青年軍團、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等組織，在全德國與奧地利正式展開對猶太人的暴力壓迫。當晚，將近一百位猶太人被殺、三萬位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猶太人的家、商店與猶太教堂盡數破壞。1938年11月9日那晚，被稱為Kristallnacht，破鏡之夜。
圖: 1938年11月10日紐約時報頭條。(圖片來源)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圍牆倒塌
當天晚上6點57分，在東柏林舉辦的國際記者會進入尾聲，前東德共黨發言人Günter Schabowski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條，正式宣布，從這一刻開始，每位東德人不再受任何形式的人身限制，擁有旅行各地的自由。於是，佇立28年、以"抵抗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堡壘"為名建造的柏林圍牆，在那一刻起正式崩毀，當晚大量東柏林人聚集到布蘭登堡大門，慶祝柏林圍牆的倒塌。_1990,_MiNr_Block_22.jpg)
圖: 1990德國郵票(圖片來源)
2009年10月20日 星期二
【歷史】從爺爺奶奶的舊箱子找到的~
爺爺告訴我，民國五十一年，老爸國小，他與其他本省同學，國語實在太破，於是得報名參加國語朗讀比賽，透過比賽強迫他們練國語。爺爺居然還把老爸當年指定朗讀的稿子保存了下來。當年，爸爸為了通過比賽，用小手掐著這份稿紙，不知道反覆練習了多久。
這份講稿內容簡直經典到極點。現在我手握這份泛黃的稿紙、細讀裡面的內容、腦子裡不停地想像: 小小個子的老爸與他的競爭者，在比賽當天陸續走上演講台朗讀; 台下坐滿的，則是從沒受過任何國語教育的學生家長們，聽自己的孩子，用不太溜的國語，大聲朗讀這些十多年前突然降臨台灣的真理~
我把這份稿子的內容節錄如下: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今天我所要講的題目是如何實踐五守運動。所謂五守運動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簡單的說就是守時、守法、守密、守信和守分。這五守運動是我們民族的救星偉大的 蔣總統所提倡、所號召的。
自大陸河山變色，我們政府忍痛遷台以來，轉眼間已有十多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由於 總統英明的領導，更由於大家一德一心的生聚教訓，整軍經武，台灣已由風雨飄搖的階段而步上了富國強兵之路。同時更成為亞洲反共的燈塔。 總統為了建設台灣為模範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再者更為了早日光復河山拯救大陸同胞、進而完成反攻復國的大業，所以才提出了五守運動的偉大號召，使我們精神動員起來、武裝起來。
我們為了擁護領袖，更為了響應 總統的號召，我全國同胞不分軍民、男女都要身踐力行，以五守作為我們修身作人的標準。至於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實踐，依我的看法應做到下列幾點:
一、守時: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遵守時間，所以我們應該作到珍惜時光、注重時效、遵守時刻三點。
二、守分: 守份就是堅守我們的本分，索以我們應該做到盡忠職守、注重名分、遵守本分而能各守崗位不推卻責任。
三、守法: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不守法，所以我們要嚴守法律，中國才能成為法治國家。
四、守信: 我們應該要堅定信仰、堅守信心而能坐道言必行、行必果的地步。
五、守密: 我們應該做到保守國家機密，如果人人作到保密、事事保密、處處保密，那麼匪諜就無隙可乘。
如果人人作到以上重點，那麼光復河山反攻復國的勝利就會很快的來臨，同時也不會辜負 領袖的期望，希望同學們共同勉勵。我講完了謝謝。
【回憶】從爺爺奶奶的舊箱子找到的~
一輩子恩愛、互相扶持的爺爺奶奶。
從我有記憶以來至今，爺爺對奶奶永遠是百般照顧疼愛的。
奶奶中學時期學生照
照片背面紀錄年份: 昭和十六年(1941)
奶奶的畢業紀念冊封面:
昭和十四年三月，卒業紀念寫真帖。
高雄市平和公學校("平和"是日據時代的旗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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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沙龍照兩張: 奶奶當年是高雄第一美女(爺爺自己封的)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公民教育必看的35部電影 -- 德國教育部的推薦影片
有鑒於德國中學只著重文字教育, 對於影像或電影解讀能力普遍缺乏, 德國的公民教育部(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在2003年公佈了35部各種型類的電影片單, 稱為Filmkanon. 以作為推廣影像教育的基礎教材。
這35部片(34部劇情片與1部紀錄片Shoah)是由德教育部授權成立委員會所決定, 此委員會的成員共18位, 包含了幾位德國知名導演(例如有拍"蘿菈快跑"的Tom Tykwer, 但沒有荷索或溫德斯!)與文學/電影/媒體學者.
2003年, Filmkanon名單一公佈, 受到不少批評; 例如, 這些電影的選擇標準並沒有正式公佈, 沒有人知道這18位委員是如何達成共識的; 再者, 想認識電影歷史必得接觸的幾位導演作品, 完全被排除在外(e.g. Ingmar Bergman, Jean Renoir, 小津安二郎等); 還有, 觀看哪些片是針對哪一種教育目的, 或哪些片可放入何種課堂教材, 也沒有明確的指示.
電影在西方教育的應用, 已經越來越廣泛. 比起過往以文字為主的教材, 影像常能是更豐富甚至更有效率的知識傳遞工具; 此外, 對於電影內容結構或者題材的掌握, 也能增加青少年對於歷史, 跨文化與社會議題的認識.
然而, 廣泛選擇些經典電影, 認為讓學生看了即能達到教育功能, 這種想法有點荒謬. 影像教育, 問題不在該讓學生看些什麼電影, 而是看了電影後, 學生能否靈敏地觀察這部電影的美學手法, 主動思考這部電影想表達的題材與意識形態, 並且能將這些能力, 廣泛應用到日後在各類媒體接觸到的影像上. 因此, 目前許多學者, 仍在努力地針對不同的教育功能(例如跨文化教育, 基礎影像教育film literacy等)發展不同的教學方法.
我把德國教育部公佈的35部電影名單轉貼如下. 若今天對象換成台灣的中學生, 也要選出35部片, 會是哪些片呢?
英文片名 (國家, 年份, Regie=導演)
1. Nosferatu (D, 1922, Regie: F. W. Murnau)
2. The Gold Rush (USA, 1925, Regie: Charlie Chaplin)
3. Battleship Potemkin (UdSSR, 1925, Regie: Sergei Eisenstein)
4. Laurel & Hardy (USA, 1928, Regie: Edgar Kennedy)
5. Emil and the Detectives (D, 1931, Regie: Gerhard Lamprecht(
6. M (D, 1931, Regie: Fritz Lang)
7. Ringo (USA, 1939, Regie: John Ford)
8.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USA, 1939, Regie: Victor Fleming
9. Citizen Kane (USA, 1941, Regie: Orson Welles)
10. To be or not to be (USA, 1942, Regie: Ernst Lubitsch)
11. Germany Year Zero (Italien/D, 1948, Regie: Roberto Rossellini
12. Rashomon (Japan, 1950, Regie: Akira Kurosawa)
13. La Strada (Italien, 1954, Regie: Federico Fellini)
14. Night and Fog (Frankreich, 1955, Regie: Alain Resnais)
15. Vertigo (USA, 1958, Regie: Alfred Hitchcock)
16. Die Brücke (The Bridge)(BRD西德, 1959, Regie: Bernhard Wicki)
17. The Apartment (USA, 1960, Regie: Billy Wilder)
18. Breathless (Frankreich, 1960, Regie: Jean-Luc Godard)
19. Dr. Strangelove (USA, 1964, Regie: Stanley Kubrick)
20. Blow Up (GB, 1966, Regi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21. The Jungle Book (USA, 1967, Regie: Wolfgang Reitherman)
22. Ich war neunzehn (I was Nineteen) (DDR前東德, 1969, Regie: Konrad Wolf)
23. The Wild Child(Frankreich, 1969, Regie: François Truffaut)
24. Alice in the cities (BRD, 1973, Regie: Wim Wenders)
25. Taxi Driver (USA, 1975, Regie: Martin Scorsese)
26.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BRD, 1978, Regie: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27. Stalker (UdSSR, 1979, Regie: Andrei Tarkowski)
28. Blade Runner (USA, 1981, Regie: Ridley Scott)
29. Sans Soleil - Unsichtbare Sonne (Frankreich, 1982, Regie: Chris Marker)
30. Shoah (Frankreich, 1985, Regie: Claude Lanzmann)
31. 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 (Poland, 1987, Regie: Krzysztof Kieślowski)
32. Where is The House of My Friend (Iran, 1988, Regie: Abbas Kiarostami)
33. The Icestorm (USA, 1997, Regie: Ang Lee)
34. The Sweet Hereafter (Canada, 1997, Regie: Atom Egoyan)
35. All About My Mother(Spanien, 1999, Regie: Pedro Almodóvar)
2009年9月29日 星期二
二戰的"遺彈"
某天，街角來了一台印有"爆裂物檢查"的專車與一台大拖車，鄰居紛紛前來圍觀，我隱約聽到有人提到炸彈，背脊發涼。隔不久，旁邊的工地裡，就挖出這顆深埋地底六十年的未爆彈。
德國各地，至今仍常發現二次大戰留下來的炸彈。當年聯軍在德國各地投下的炸彈，有百分之十至二十都未爆。據說有好幾千枚，深埋地底。這幾十年來，因為施工、挖地，這些未爆彈才一一被發現。
二戰時被夷為平地的柏林，當年炸彈如雨落，一直到現在，幾乎每個月都還會有未爆彈"出土"。見到道路封鎖挖炸彈，對柏林人來說，似乎已經習以為常。
2009年9月13日 星期日
Film, Myth and Philosophy
"The search for a new means of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must be pursued today in relation to the renewal of certain other arts, such as...the cinema."
by Gilles Deleuze, in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1968.
photo taken at Rue du 22 Novembre, Strasbourg, France.
2009年9月6日 星期日
北德波羅地海岸，躺坐收納皆宜的竹籃沙灘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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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周前，我與幾位同事，得去北德Lübeck大學出差。我們特地把單車也搬上火車，硬是在行程裡找出空檔，從波羅地海岸的小城Lübeck Travemünde出發，往前東德的方向，沿著海岸線騎了一下午。沙灘上有許多人，仍陶醉在北德夏季的最後一道暖陽裡。
沿著沙灘騎車，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Strandkorb。翻成中文應該是"沙灘竹籃"。
這種能擋風雨、多功能式躺坐收納皆宜的超實用竹籃椅，發明於1882年。一百二十多年的老傳統，至今仍大受歡迎。一望無際的Strandkorb，百年多來，已成為北德北海、波羅的海岸邊的特殊風景。
相較於西德，越是往前東德方向前進，竹籃裡的度假老德們衣著就越少，FKK-Frei Körper Kultur(天體營)，在前東德倒台後，完全沒有退流行的趨勢。
我們沿著海岸線往東騎，左邊是清澈的海水與白沙灘，右邊則是湛綠的牧場。照例，每次與德國同事們騎車上路，見到牛群，大家都會忍不住停下來"呼牛"--
我到了北德才知道，只要對著散落牧場的牛大呼"Komm, Komm"(來!來!)，牠們真的會乖乖地集合過來; 過幾分鐘，發現沒甚麼要事後，這些牛就再各自悠閒地散去...
每天生活在緊繃的壓力下，能聲嘶力竭地大喊幾聲，把負面能量全部吐出來，真痛快...
2009年9月3日 星期四
一點回憶: 達賴喇嘛的智慧, 我的道路
達賴喇嘛來到台灣訪問。
這幾天，在網路上讀了不少新聞評論與網友對他慈悲展現的敬意與讚揚，我才回想自己這幾年來，與藏學佛教的結緣，以及這一路走來，達賴喇嘛所著的群書與藏學佛教理論對我的幫助。有時，它們的溫暖是浮板，把我拉出情緒的漩渦裡; 有時，它們縝密的邏輯，又是幫助我思考的踏板.
2006年春天某日下午，我在研究室趕論文，弟弟傳來了msn訊息，這則訊息, 從此改變我的人生態度與之後所走的道路---
"媽去檢查了, 是癌症, 已經很嚴重了..."
有那麼一刻，我只能無助地怨天尤人。死亡對當時二十多歲的我，是很遙遠、令我無法想像的名詞。從收到那段話開始，人生第一次，我終於開始努力想像這是什麼意思。我腦子裡，各式有關死亡的各類悲傷畫面，開始生長蔓延; 速度之快，超出我想像，我被吞沒了...
我趕回台灣時，媽媽的手術已經完成，很幸運地，過程很順利，復原情況也很穩定。但我開始體認到，今後將得處理的，會是什麼樣的情緒震撼; 而我，毫無準備。
我的生命裡，有幾位我畢生都將感謝的貴人; 其中一位，是在印度出家的大學好友。
當時在msn上，我跟他談了我的恐懼，他並非那種熱血"傳教士"，在稍稍安慰我些話後，他建議我讀點書。
他之後才告訴我，他跟我認識十多年，知道我是願意思考的人。於是，"餵魚給我不如讓我學會怎麼釣魚"，與其屢次安慰我，不如讓我自己在腦子裡架構起一套處理相關問題且好用的"思考系統"; 而要得到這個"系統", 得靠我自己努力閱讀。
他不知道，這些指點，也間接影響了我之後的研究。於是，我從藏學佛教裡看的縝密邏輯系統，交織在近幾年來我起伏劇烈的人生旅程裡。
當年，好友推薦我讀的第一本入門書，是達賴喇嘛的口譯Jefferey Hopkins所寫的Cultivating Compassion。這本書，深入淺出地交代整個藏學佛教的理論背景、核心概念與達賴喇嘛的角色與他的實踐。之後，我又陸陸續讀了幾本購自坊間的著作，例如Advices on Dying, How to practice, 等等。達賴喇嘛的這些暢銷著作，通常是節錄自他的演講。就像我們昨天在公視轉播看到的一樣，他的書也是如此平易近人，針對問題找答案，把理論融會進實踐。就如同empirical analysis一樣，他先給motivation與problem，然後才談怎麼實踐與解決。
幾年下來，漸漸地，我腦子慢慢拼湊出藏學佛教想要傳遞的核心價值與其背後那套邏輯系統。 居然，我開始發現，這套系統，與我當時手邊得讀的許多科學領域研究，例如心理認知理論、應用語言學、藝術理論、物理學，都有些許雷同之處。
在看似很不同的現象裡找到共同點，總能讓我極度興奮。
於是，我更進一步找文獻後，才發現，除了市面上那些易懂的暢銷書外，達賴喇嘛與一群心理學家，針對藏學佛教理論裡提到的負面情緒與慈悲心實踐，作心理實驗與研究，例如位於美國，由許多知名心理學家成立的Life and Mind Institute，定期舉辦研討會，出版著作說明成果。此外，達賴喇嘛也把佛教的邏輯系統連結上物理學的理論，例如相對世界的美麗這本書，呼應了知名物理學家David Bohm從十幾年前就開始的物理學與佛教邏輯研究。
達賴喇嘛試圖在宗教與科學領域找平衡點，我記得，他在其中一本著作裡說過，宗教需要與科學接軌，宗教理論不應該是生硬的教條，宗教人士應該努力跟上最新的科學發展，若有需要應該適當地修正教規。這樣的科學精神，的確是世界上許多宗教領導人所不及的。
達賴喇嘛的努力與這些跨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逐漸證明，宗教、心理、語言、物理、甚至藝術，這些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裡的研究方法，都能是相通的。
從2006年開始，我本是想處理自身的痛苦，才接觸藏學佛教。近四年來，我一直把它當一門學問在閱讀。對我來說，比起儒家，它更不像宗教，它沒有像儒家一樣規範品格行為教條，而是要求很縝密的邏輯思考--- 每件事情、所有現象，都是果，它會發生都有原因。當面對令我沮喪的現象或人，若在被捲入負面情緒前，開始問起"爲什麼"，能找出的，常是背後一整個龐大的問題體系。就像先看到地上水流後，往前找源頭，便可以追朔至河、湖、雨、天。最後，若能夠徜徉於天際，眼前的現象、或原以為會傷害自己的言語，就只是那道曾被誤以為是深不可測、事實上是微不足道的小水流...
2009年8月31日 星期一
[旅行]我所看到的芬蘭1: 酗酒的刻板印象
幾個月前的某天，我坐在淡水有河book裡，翻閱完一本書，名叫"芬蘭教育世界第一的秘密"。書裡詳細內容我已記不清，只記得，當時我靜靜地坐在書店裡閱讀，每翻一頁，我內心的問號就多浮現一枚。
這本書，只是近幾年台灣推崇芬蘭教育與社會之一例。這些書裡的內容或許都可信、我也並非每本都詳讀過，然而，我從芬蘭同事身上所感受到的、我所看過的芬蘭電影描繪的(ex. Kaurismäki作品)，總與這些書散發出來的華麗正面，形成某種程度的對比。
為什麼芬蘭這個均富、競爭力第一的國家，沒有像丹麥一樣全世界最快樂的人民? 為何芬蘭人特別壓抑、話特別少、酗酒率特高? 芬蘭教育之"成功"聞名遐邇，為何我所見到的芬蘭學生與其他歐洲學生表現並無太大差別? 且曾經與我每天朝夕面對面長達五個月的芬蘭同事，為何每天嘆氣不下一百次，其壓力罩頂的程度不輸給任何他國學生?
上周，受赫爾辛基大學之邀，我與老闆貝阿伯前往芬蘭，在赫大語言所舉辦的研討會擔任主講人，也合辦了三場workshops。即使我那幾天常處於過勞暈眩的狀態，我還是很努力地在短短幾天內，無論是與芬蘭教授學生相處、或走在攝氏十二度的赫爾辛基夏日街頭時，都盡量毛細孔全開，希望能吸取到些許上述問題的答案。
第一天，我從赫爾辛基機場坐公車抵達中央車站，一下車，我眼前就開過一台紅色的電車，上面印了大大的PUB字樣---是的，傳聞都不是空穴來風---繞行市區的Pub電車，滿足你往返市區各處時突然想喝酒的欲望，讓你的喝酒習慣，省時又方便地融入你的日常生活裡...
之後的幾天，除了看到總是滿座的pub電車外，還常能看到多群壯漢或者青少年，每人扛著一兩箱啤酒走在街上。當然，德國也有成群的"酒友"總是聚集在城市街道某處喝酒，但是不同於德國、且為赫爾辛基街頭常見的，是扛著整箱啤酒往某處"趕路"的各式老中青市民們。
我無法調查，是否比起其他國家，芬蘭人特別愛喝酒，但路上四處可見一手拿著一瓶已開的啤酒、另一手扛著一整箱酒的芬蘭人，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事實。
終於，在研討會空檔，我問了芬蘭同事有關芬蘭人酗酒聞名的刻板印象。他們給我的答案，或許只是複雜原因之一，但證實了芬蘭社會裡的飲酒過量問題---
在芬蘭，若想喝酒，除了上昂貴的pub，就只能在國家營運的商店才能買到; 且店數、營業時間都有限，任何超市或便利商店都沒有酒精飲料。所以，當芬蘭人想到國營商店裡買酒，絕對不會只買兩三瓶，當然要一群人共同扛個好幾箱回來才划算。再者，一次一群朋友購買幾箱酒後，緊接著，很自然的就是一起享用。一群人同樂、好幾箱酒在眼前，無限暢飲就很難避免。
我的同事們認為，政府必須為芬蘭的酗酒問題負很大的責任。這項"限制酒精販賣時與地"的政策，反而讓芬蘭人發展了與其他歐洲人都不一樣的飲酒習慣、並且造就我那幾天常見到的"成群結隊扛酒趕路"街景。畢竟, 越是難唾手可得的東西，人們就對它越有欲望、越想大量擁有它、盡情放縱地享用它...
2009年8月5日 星期三
「中國維權人士的卡夫卡式噩夢」-- 德國媒體對紀斯尊事件的評論
"紀斯尊律師在京奧開始後第四天被逮捕。他所作的，只是合法地申請中國在奧運期間所正式開放的「示威公園」場地。...到底紀斯尊被控何罪、為何入獄? 是因為抗議、批評政府，而觸及京奧期間中國政府最敏感的面子問題嗎? 事實上，以上這些控訴，與紀斯尊的入獄毫無關聯--「意圖偽造國家公章」這荒謬的罪名--才是讓他被判刑入獄的官方原因 " (節錄自 德國明鏡新聞)
福建著名的維權律師纪斯尊先生，因相信中國政府承諾奧運間允許在其所指定場所舉行遊行示威活动，前去申請後，被逮捕且目前被判三年徒刑。德國媒體這周刊出一篇文章，深入報導紀斯尊被逮捕、失蹤、判刑的整個黑箱作業過程。我在網路上並沒有找到太多台灣的相關新聞或者報導，因此以下我節錄整理了一些有關紀斯尊事件的德國媒體評論內容---
近60歲的紀斯尊律師，在文革後當過礦工、公司職員，之後自學成了律師，他幫窮人、工人、弱勢出庭，幫受職業傷害的工人爭取國家賠償、對抗警察與官方的剝削與暴力; 他也曾揭發福建當地政客的賄賂事件，造成17人判刑入監。紀斯尊在福建官方樹敵無數，近幾年來，警察不停地騷擾紀斯尊的生活，早已不斷找機會想逮捕他。
2008年8月11日，京奧開始後的第四天，一位丹麥攝影師捕捉到時年58歲、身著白色短袖上衣的紀斯尊律師，被兩位身著公安制服的男子強行押入一輛車內，在當天早上，紀斯尊才剛合法申請在指定的場地示威抗議。紀被逮捕後，包括家人在內，無人可以聯絡上他，他完完全全地消失。當時，中國境內的部落客、公民記者，甚至猜測紀斯尊若非當下即被送至勞改營，就是已經遇害。事實上他當時被秘密地送往國家信訪局，一切拘留與審問過程全部得以黑箱作業，沒有人可以聯絡或幫助他。
然而，中國官方在這個案件面臨到的問題是—根本找不到罪名可定他的罪---紀斯尊沒有犯過任何法，連一點暴力的行為都沒有過。
於是，紀斯尊被逮捕後，福建的警察到他的公寓裡翻找出一些他替工人打官司時使用的文件，並用脅迫與刑求的手段，逼使他承認他在這些文件上蓋了偽造的印章; 之後，更在沒有召喚他上庭為自己辯白的情況下，硬是冠上「偽造公章罪名」將他定罪判刑。
這類卡夫卡式的厄運，圍繞著多位中國維權人士---讓他們定罪的呈堂證物，正是證明他無罪的鐵証。
2008年八月十一日，紀斯尊被捕的當天，手緊握著隨身攜帶的紅色筆記本，裡面記載著十一件他當時正在福建處理的官司; 包含某工人的住家無故被政府拆毀、某人在監獄裡暴斃家屬卻等不到任何死因交代、某工人受職業傷害卻從未獲得賠償，等等。這些案件當時正因為地方官僚制度腐敗而延宕。在福建為弱勢辯護、成功無數的紀斯尊，意圖到首都為這些案件爭取更多目光與注意，卻正中其「敵人」下懷。
紀誤信中國政府與奧委會的宣傳，認為京奧終於使他能毫無禁忌地暢所欲言，讓全國聽見那些在福建受不白之冤的弱勢同鄉，是如何受到地方政府與警察的欺壓。2008年八月十一日當天，他在合法的示威區大聲喊出: 「或許有強權正欺凌我們，但我們並不孤單，我們的力量很強大..」，然而，語畢不到一個小時，紀斯尊就失蹤了。
德國明鏡周刊在2008年夏天，曾報導過紀斯尊的失蹤事件。經過了一年，紀斯尊仍被完全隔離在武夷山監獄，沒有人得以連絡探訪他，他未來的命運也仍未知。
這事件繼續反映國際奧委會的過度天真。他們在京奧前後，不斷宣稱中國因為舉辦奧運而更自由開放; 或者應該說，這事件反應的是奧委會的視而不見甚至欺瞞。當奧委會接受明鏡記者採訪，談及紀斯尊等維權人士目前的處境時，奧委會至今仍不改一貫的推托說詞，辯稱奧委會並非正式人權組織，沒有資源深入調查中國可能的人權侵犯行為。
一年後的現在，我們回想起來，國際奧委會，尤其是主委Jacques Rogge，在京奧前後，隨著中國政府編造出來的自由假象起舞，是多麼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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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9日 星期四
德國媒體對新疆暴動的立場
對於最近的新疆暴動事件，德國多數主流媒體，無論立場偏左或保守，都不約而同地發出這樣的訊息---新疆暴動與去年的西藏事件都凸顯出一個事實，中國官方，必須自我反省，改變它對少數族群一貫的壓迫性政策。
以下翻譯幾段我這幾天讀到的德國主流媒體相關報導:
明鏡新聞 (Der Spiegel):
...新疆暴動發生以來，漢人死傷超過維吾爾人...中國官方把這次新疆暴動的責任推給2004成立於慕尼黑的世界維吾爾大會，宣稱他們是這次暴動的幕後黑手。而維吾爾大會的代表則譴責中國官方，表示這次暴動是因為中國軍方鎮壓維吾爾人的和平抗議而起。
然而，無論暴動的原因為何，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維吾爾族與漢族間的嚴重的暴力相向。各國對於這次暴動的立場表態都很小心，多是呼籲對此事件調查。但德國對此事件更應加強關注，畢竟，慕尼黑是中國以外，維吾爾族居民人數最多的城市。
去年的西藏與最近的新疆暴動，都凸顯出一個基本問題，北京政府從未把少數族群問題當成是「政治」問題。北京從未試圖找出一個能讓民心滿意的政策。光是建設新街道、新企業、現代化公寓、傳統服裝或民族舞蹈，並非族群融合政策成功的要素。
目前烏魯木齊的暴動 (尤其是暴動爆發得如此快速) 暴露出中國強權管制有多脆弱。北京一直強調「族群和諧共存」，現在證明這只是個口號，這個國家事實上充滿了裂痕。儘管如此，北京政府仍循舊路鎮壓，從未好好分析過暴力的原因、沒有反省，一切責任全推給海外份子。
拉薩與烏魯木齊的年輕人，並非直接受海外份子的教育。逼使這些年輕人不顧後果使用暴力的真正原因---是北京長期以來任由少數民族人權受忽略、壓迫，缺乏一個務實、寬容的政策。
中間偏左的南德日報 (Süddeutsche Zeitung) :
像去年的西藏抗議事件一樣，中國面對暴動的第一反應就是推卸責任。但也像西藏事件一樣，新疆暴力事件當然不是像政府宣傳的、或表面看起來的那樣簡單。
中國政府應該釐清兩件事: 第一是表面上觸發暴動情勢的引線，第二則是真正導致事件發生、長年累積的原因。就新疆暴動來說，前者是廣東省的維吾爾族工人命案，然而，激烈的抗議能夠如此快速蔓延，主因恐怕不是北京政府所宣稱的「有組織的恐怖行動」---漢族中國人長期對維吾爾族的壓迫、與缺乏對種族宗教差異的包容，才是如此大規模暴力事件的溫床。
保守的世界日報 (Die Welt) :
烏魯木齊在歷史上，一直是多種族 (例如漢族、維吾爾、哈薩克、俄羅斯、蒙古人)和平共生的城市，最近發生族群暴動，只顯示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有嚴重缺失。
眾所皆知，中國政府向來不善了解、包容其他文化。少數族群平等的概念，只是出現在口號或者條文裡，從未真正落實。新疆離北京有五千公里遠，但得配合北京的時區與制度，學校早上六點就開始上課，所有課程都是中文，維吾爾語言與文化被減縮到只教民謠，學習傳統歌唱跳舞只為了娛樂觀光客; 居民只要入共產黨或擔任公職 (例如警察或教師) 就被禁止參加周五的傳統宗教儀式。漢族中國人因為政府提供的優惠條件，大量移入新疆，逼使著維吾爾人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漸漸成為少數族群。許多漢族中國人更是仗著經濟優勢，傲慢地歧視維吾爾族人。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旅行]哥本哈根街頭標誌展
兩周前我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開會，照例在會期開始前一天抵達市區，走到市中心時，見到幾位年輕人正在街頭擺攤，展出他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時收集到的英文標誌翻譯。
以下這些，是我最喜歡的幾個標誌，它們讓我站在哥本哈根街頭，大笑了好幾聲...
只能釣小孩...
請注意車底下的企鵝...
大象申訴部!
這到底是禁止甚麼阿?
好像鬼片裡才會有的警示...
更嚇人的警示, 沒有甚麼比這種無形的威脅還可怕了
最後...This is my favorite...
2009年6月18日 星期四
走上街頭的德國中學生
今早上班途中，巧遇一群罷課、走上街頭示威的德國中學生。他們拿著標有"Schule Streik"(school strike)的旗幟，沿路高喊著---
"我們不滿意現狀，我們要更好的教育!"
已經多次親眼見到或從新聞上看到德國中學生遊行抗議，這些示威，總受到家長與教師的認同與支持。
我認為最有資格示威的，是台灣的中學生。
或許，有那麼一天，他們也能上街吶喊出對教育的不滿與要求; 不再有任何反動的語言，把過度保守的道德意義強加於"教育"上; 不再有千年不變的"教條"，擠壓學生自主判斷的空間; 不再有人對年輕學生的自主發聲，任意抹綠抹藍...
2009年6月7日 星期日
“它從小就很不成材..."
"Kapitalismus war als Kind schon Scheisse"
(Capitalism has been shit since childhood...)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高牆
(刊登於嗷雜誌 2009/05/23)
如同李立偉在文中所提，歐洲大學校園裡的咖啡廳、酒吧內外有酒類廣告，早已是稀鬆平常。例如我居住的城市布萊梅(Bremen)是Beck’s啤酒 的出產地，全城的餐聽都有市民熟悉的Beck’s的廣告，大學校園內餐廳當然也不例外; 夏天傍晚，大學生在校園草坪上喝啤酒聊天，也是熟悉的畫面。此外，許多歐洲大學，根本沒有「校園」這個概念，大學建築分布在城市各處，系館附近不只林立著 讓大學生聚會的酒吧，也不乏更複雜的場所。若依照台灣官員們的邏輯，恐怕這些歐洲大學，都正忽視大學生的單純、正違反教育意義。
教育部如此批評，似乎仍把大學生當成中小學生一般管教，缺乏對成年人的尊重與信任。大學校園本是讓學生準備進入社會的重要場地;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方面批評大學生沒有獨立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卻剝奪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與選擇的自由; 屢次主張強化「單純性」來當作大學校園內與外的明顯分界，又期待大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越過這道高築的牆，輕鬆地進入不怎麼單純的社會。
這些矛盾，還是源自於華人文化對學生身分的保守想像。例如，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不該有意識形態、曾沾過一點負面意義的事物，都不應該觸碰，無論它們被賦予負面意義的原因是否正當，鮮少能有讓大學生自己取捨選擇的空間。教育部官員們或所謂「社會觀感」，已經定義好何謂為「正面」與「負面」。例如菸酒，背負著負面的道德意義，而這些價值論定，還是基於膚淺的表象或（過度保守的）傳統。
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需要能夠獨立判斷價值與道德的公民。台灣的所謂道德教育，仍只是不斷地追求既定的傳統價值名目。中小學生或許仍需要別人引導特定價值的認知，但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需要很大的空間與機會，思考與取捨各種傳統價值，在社會各現實層面與不同角度衡量下會有的衝突。畢竟，現實社會裡，多數現象由複雜因素造成; 一個議題、一件事情的價值，並非可簡單地由「正面、負面」來二分。菸、酒、檳榔等教育部與立委口中的負面物品，還有更多基於社會觀感、學生不宜觸碰的事物，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後，馬上得面臨自行判斷價值的抉擇。
獨立取捨傳統、現實、道德等價值，本來就是民主社會運作需要的能力。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那道高牆，必須慢慢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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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3日 星期六
漢諾威街頭的左翼獨立書店
前一陣子去漢諾威出差，提早到達出差地點，於是在街頭閒晃了一會兒。突然發現一間書店(Buchladen)，與其說像書店，不如說是間堆滿書與古董的小倉庫。時間還早，我走了進去，馬上被新舊混雜的左翼書籍、共產主義名人的肖像與卡片，給團團包圍。
書店老闆看起來約六十多歲，高高瘦瘦還是很帥氣，我心裡馬上OS:肯定是個68學運的鐵漢之一。德文有一個單字Achtundsechziger(68er)，專門label那些當年活躍於68學運的人。這位老闆就是個68er。
他抓起我們眼前的一部標示Das Kapital資本論的DVD，開始口沫橫飛地講述這位德國導演兼作家的拍攝理念與動機。這位到了六十多歲還熱血沸騰的老闆，是真的努力地解釋、想讓我了解。
最後，我不得不離開時，從這店裡帶出的是這位溫暖博學的老伯給我的感動、與八十年前Eisenstein艾森斯坦最終夢想的實現成果---資本論電影版。
2009年5月16日 星期六
紀錄片形式，決定觀眾觀點的改變
上個月，台北的「城市遊牧影展」播放了一部新加坡紀錄片<李家王朝> One Nation Under Lee。基本上，這部紀錄片很直接明瞭地揭露了新加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面貌。例如，全片穿插新加坡國內受政治迫害者的訪問、抗議的影像、與清楚的社會背景解說，外加一些統計數字與資料，不少畫面就如同電視廣告一般，直接打出文字訊息與數字、口號，配上激動人心的音樂，成了一部直接強烈的propaganda宣傳性紀錄片。它把新加坡政府壓迫言論自由的獨裁霸行、與要求民眾起身行動的呼喊，毫不包裝地直接傳遞給觀眾。
影片映後有個座談，有在場觀眾發言，讚揚這種宣傳性的紀錄片，對於藝術形式來說，是「誠實」的形式展現。他的意思約莫是，眾所皆知，紀錄片這型類，根本不可能中立地揭發事實，這部強烈的宣傳影片，反而才是誠實地把「不中立」這個特性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直接告訴觀眾，「我們就是要宣傳、我們正要改變你們的想法」。
然而，暫且不提它被詮釋為「誠實」有無意義，這類強烈宣傳性紀錄片的製作，或許忽略了一項當代很重要的影像論述形式(visual discourse)研究成果---
許多實驗與研究文獻，都已能證明，像這樣的宣傳性影像論述形式，的確可以清楚地向觀眾「傳遞」訊息，但無法有效地「改變」某些觀眾根深蒂固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時的競選宣傳廣告，它傳遞的訊息，能改變的是尚未決定的中間選民，並無法改變長期支持某政黨的選民。
「訊息傳遞」與「有效改變觀眾既有的觀點」，是兩種雖相關卻不一樣的功能，在影像層面來說，會由不同的形式來落實。
這部<李家王朝>紀錄片裡強烈的宣傳形式，最大功用，在於讓我們這些非新加坡人了解新加坡發生甚麼事，而它所用的語言、影像與音樂，或許可激勵那些正反抗新加坡政府的社運人士; 然而，它沒有足夠的力量，改變那些長期被政府洗腦、堅信政府萬能、天下太平的新加坡人。而改變後者，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最終目的。
要利用影像形式「改變」某人已經習慣的觀點很不容易，但有效的方法，是讓這些目標觀眾，在觀看影像時，進入一種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情境，讓他們找到這些情境與自己切身的關聯，換句話說，靠得是「同理心」的喚起。
這樣的例證，甚至可以追朔至西方中古時期的藝術演變---
中古時期歐洲藝術以宗教為主，為了「傳遞」聖母與耶穌基督的「神聖萬能」的概念，繪畫與浮雕中的聖母與耶穌基督，不只表情與動作皆僵硬，身型比例刻意被放大以顯重要性; 而其身旁平民人物的描繪，則被刻意縮小以展現大眾百姓的渺小，身型相較之下，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說，此時的藝術，主要傳遞聖母與耶穌的"偉大"。
到了十三世紀初，義大利聖人法蘭西(Francis of Assisi)，發現民眾漸漸無法感受天主教與自身生活的貼近、不再由衷信仰宗教或樂意進教堂，於是，他找了一些人，在市區廣場，扮演起耶穌受難聖母哀悼的場景。這些真人演出，有效喚起了民眾對於"母親哀子"的同理心; 於是，宗教繪畫、雕塑，同樣基於利用同理心「改變」信徒行動的功能，不再以大比例、完美無表情來「傳遞」聖母與耶穌神聖的概念，而是越來越講求比例真實、情感描繪的貼近民眾。這樣的藝術功用與潮流，後來造就了以「人」為本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成為西方藝術發展史的重要轉戾點。
回到現代。當天台北的影展，某位與談人也提到，新加坡人居然能普遍堅信政府長期建構出的那套論述且認為言論自由事不關己，他覺得很不可思議，而到底該如何讓這些新加坡人真正放棄已習慣的論述，才是改變新加坡社會的主要關鍵。
那次座談的重點之一，是「紀錄片如何介入社會現實?」，但當天時間有限，討論仍著重社運現況。而我對以上這問題，遲來的回應是---
紀錄片等媒體影像的「形式」，決定此片的「功能」。它可用來傳遞資訊、可激勵奮鬥中的同志們，或者，它也可改變觀眾原本堅信的觀點、讓他們起身行動。要達成第三種功能，影像呈現的論述，無論是視覺、聽覺、語言的操弄，都需要能真正有效地讓觀眾的同理心被喚起，讓觀眾在看這些影像時，輕易把自身放進影像情境裡，燃起切身的感受。否則，它的功能，就停留「傳遞」。當然，不可否認，「傳遞訊息」也可是紀錄片的好用功能，此部新加坡紀錄片之於我們這些外國人，即是一例。
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五月龐克大遊行
五月, 在春天的陽光下, 德國龐克們照例大遊行. 這天若上街, 背景襯著的是露天表演的龐克樂團吶喊聲, 映入眼簾的, 是牽著大狗, 握著啤酒瓶的龐克們, 正揮著红黑色"安那其"大旗; 有些成群結隊遊行, 有些坐在草地野餐.
這些年輕人, 很多是"環保龐克", 野餐完, 遊行完, 帶走酒瓶與垃圾, 讓市民無理由抱怨, 龐克的存在, 有礙市容...
20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培養理性 應學習就事論事的能力
本文刊登於 聯合教育論壇2009/04/21
台灣學校教育發展至今，仍未出現有系統的教育方法，長期培養學生理性地就事論事、針對議題探討的能力。這樣的後果，是台灣社會在政客與名嘴過度操弄族群與藍綠議題後，充斥著激憤的非理性語言。這些語言，常以針對「某些人、某群人」為出發點，當「這些人、這群人」被標上了 「非我族類」的標籤後，他們的一切作為與言行，無論關於何類議題，直接被判定為負面惡行。
台灣的教育，若無法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就事論事的能力，往後台灣的下一代，仍將繼續輕易地全盤接收這些語言操弄。只要是自己信仰的政黨或者公眾人物，反對某群人或某意見，他們即刻被淹沒於政客名嘴營造出來的情緒氛圍; 台灣社會的裂痕，亦將不斷地繼續加深。
以歐洲與澳洲的教育為例，理性能力的培養，融入在許多人文學科裡。例如，品格教育，著重在思考某些品格特性與情境場合的合適度，而非過度推崇某些品格或禮儀項目，試圖將學生培養成道德糾察隊; 畢竟，不是每一種品格特質，都可以在社會各式情境下通盤適用。於是，被認定有某種品格的公眾人物，他們的所有言行與立場，也不一定適用於社會各領域。換句話說，品格教育，重點並非在強調某品格特質的無限正確性，而在於它們應用在各種社會領域與議題上的適合度與否。
再以國語文教育為例，理性的培養，落實在讓學生了解並非收錄於課本教材裡的文章，必定是無可挑剔的。這些文章，文字用詞或許優美，但內容觀點不一定適合於現代; 或者，這些文章的內容，甚至可以激起我們針對周遭議題的反思。再者，並不一定每位讀者，都必得贊同課本文章的內容。因此，國語文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是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並針對文章內容所呈現的觀點，讓學生表述對作者論點的贊成與反對; 而非只求吸收內容，沒有透過探討就全盤接收文章的觀點。
近年來，多位年輕一代的老師們，盡力地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下，努力地找出培養學生活躍思考的方法; 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然而，台灣教育體制裡，尤其是中學，仍需要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性的教育方式，長期培育學生的思考力，以加強學生針對「事、議題」的表述意見的能力。並讓學生理解，無論意見的提出者是否公認有某些品格與地位，我們是否接納某意見的關鍵，應是此立場對自身社會的影響，而非議題由 「誰」來提出。毫無思考過程、盲從於某些人物或團體，是一個社會裡，理性的最大殺手。
2009年4月17日 星期五
我眼中的老德: 理性冷靜的歷史原因
回到台灣, 很多人常問我有關德國人個性特質描述, 例如冷漠, 理性, 直接無禮, 求效率等等,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無法廣述全德城市各角落的狀況, 但這八年來與我一起工作生活的德國同事與朋友, 的確大多數都符合了這些刻板印象
目前與我每天一起上班的, 約莫有五六位德國人, 有些是系上教授, 有些是博士生. 他們多數政治立場偏左, 他們也是我與德國社會文化的橋樑, 我常把一些我在網路上讀到的台灣新聞與社會現狀, 拿來問他們的看法. 例如, 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德國, 他們會如何看待.
長久下來, 我與德國朋友們都認同, 德國社會, 某方面來說, 理性的可怕.
而很有趣的是, 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德國那段到現在都甩不掉的二戰納粹歷史.
例如, 在台灣很好用的"愛台灣"口號, 到了德國, 直接成為丟臉的行為---二戰時喊太多"愛德國"所造成的悲劇, 以至於目前的德國人, 除了新納粹之外, 很少人能大喇喇地說得出口愛國或者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 德國四處掛起了红黑黃三色國旗, 我目睹許多60,7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 嫌惡嘲諷地說, 這大概是二戰之後的難見盛況, 新納粹現在一定最得意...
不像台灣某些政客可以肆無忌憚地說"支那豬", 德國社會, 納粹歷史未結, 平反與轉型正義行動, 還不斷繼續, 因此除了扶植新納粹的政黨, 鮮少有政客敢再操弄民粹言語, 針對另一國家或族群的人惡意謾罵.
我所見到的德國社會, 因為歷史包袱的緊箍咒, 也有許多絆腳石, 對以色列的無限支持的態度, 即是其一. 然而, 這個歷史包袱, 也讓多數德國人幻滅, 無須再信仰某政黨可以是萬能, 某領導人可以是全能, 再者, 舉辦任何大活動用以推崇某政經領導人, 無論在世或已故, 無論是否屬於自己認同的政黨或團體, 都是没必要, 甚至有可能有負面影響.
没有了情緒性的愛國字眼, 大家只好就事論事, 談起議題. 沒有"相忍為國"這種概念, 只要有人受壓迫, 就該支持他們上街抗議. 60年代的學運與70年代掀起大紛擾的RAF, 更是讓那些大資本家, 披起了狼皮. 任何議題, 例如對環保, 不能再以拼經濟為由正當化.
這個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其他問題, 很多是與台灣不同的問題, 目前也有沒能倖免的經濟危機. 以上只是在我關注的層面下, 透過我身邊的德國人和德國社會的接觸後的感想. 對社會文化特性的真正了解, 常由比較差異而來. 這幾年親身體驗的老德特質與社會理性, 不管是正面負面, 都讓我同時更了解台灣的某些社會文化特性; 德國友人, 也透過我的對台灣的描述, 看見了自己的怪異.
"別人對我們的刻板評價，照這麼說來，其實都是真的..." 他們常這樣說自己.
2009年4月14日 星期二
Magnolia in Spring
復活節假期，北德放晴，騎車穿越市區，迎面而來全是各式花香。五年多來，我每天上課、上班，都會經過這株木蘭花樹。今年，是我在布萊梅的最後一個春天。今天特地走向前去拍下這些花。
每年的四月，這株樹必百花綻放，然而，木蘭花盛開幾天後就漸漸凋落; 每年此時，往返學校途中，只要看到這些花，都會想起，一年又已過...
2009年4月13日 星期一
流浪伊斯坦堡2 -- 21世紀人類繼續吃"造神"這一套
出發前，伊斯坦堡的旅遊書上，某項叮嚀背包客的注意事項，讓我發笑:
到了伊斯坦堡，請記住要對阿塔圖克的雕像、照片展示尊敬，有一絲玩笑或不敬表現，會惹來麻煩。
到了伊斯坦堡，我知道這不是玩笑話。
阿塔圖克Ataturk這個字，就是"土耳其人的父親"之意。他的豐功偉業，上篇文章有提過一些。基本上，在他的執政下，整個土耳其改革成政教分離的共和國，無論目前成效如何，土耳其是個西化、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於是，阿塔圖克這個人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地位，約莫只亞於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甚至耶穌與瑪麗亞，都要俯首稱臣 (如上圖所示!)。
在伊斯坦堡城市各角落、渡輪上、小島上，都有阿塔圖克海報與照片，阿塔圖克，就像大明星那樣的完美無瑕。
某天我逛到市區書店，裡面居然有一整大書櫃是阿塔圖克專區。原來，一直到現在，仍有不斷出版的群書，讚頌他的偉大。我拿起一本英文傳記，翻開前言讀了幾行後，我開始懷疑這本書是不是兒童書刊。前言約莫是這樣起頭的:
阿塔圖克，他不是一般的土耳其人。他擁有比其他人更炯炯有神的雙眼，臉上有比別人更剛毅的神情，全身永遠充滿了精力，他只要一說話，所有人能都佩服讚嘆..這些神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描述，到處展現在此人的傳記裡，繼續說服土耳其人相信，有某人，可以是如神般崇高完美，無可挑剔。
他有如天神般的形象，於是成為當今政客最好用令牌。二十世紀初，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那段歷史，阿塔圖克在位時，為求國族形象，曾試圖掩蓋，到目前，這段歷史在此國，仍是不可談論的禁忌; 再者，阿塔圖克在位期間對庫德族的語言與文化迫害，不只仍未檢討，甚至目前，在學校或者正式官方場合使用庫德族語言，仍是禁止的。
阿塔圖克的完美形象，讓現在的土耳其政客，仍能理所當然地利用阿塔圖克留下來的強烈國族主義、愛國精神，正當化許多早該批判的歷史與政策。只要搬出英明的阿塔圖克，一切作為，都是無從質疑起的。
即使科學老早證明，人類的生理、心理能力都有限，沒有一人能夠例外; 然而，對某政治、經濟等領導人物的過度完美化，居然仍能不斷上演，對已故人物尤其如此。
已成歷史的政經領導人物，更應該襯著其歷史脈絡，被小心檢視。例如，先前的王永慶追思、最近一連串的蔣經國紀念; 前者對台灣環境汙染有著"大貢獻"、後者還得對白色恐怖負責; 若只讓大眾聽見推崇的讚語，無法接收到同音量的批判聲音，這些無限緬懷已故人物的行動，只是不停地減緩一個社會反省、檢討、前進的腳步罷了。
延伸閱讀:
死人的利用價值 - 龜趣來嘻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 讀稱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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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0日 星期五
流浪伊斯坦堡1-- 每天五回的誦經廣播
背起了行囊，我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流浪了十天，
土耳其人，其實是德國境內人數最多的少數族群。七零年代，德國引進的大量土耳其移工，許多都留了下來。而他們的第二代，在德國生長，年紀也多與我相當。即使我身旁不少土耳其裔朋友(例如之前寫過的語言所同事，努力當德國情色饒舌歌手的Bitch小姐)，土耳其這橫跨歐亞的國家，對我、甚至對德國朋友們，都還是陌生、神秘的國度。
在出發之前，伊斯坦堡的旅遊書告訴我，1920年代，土耳其國父阿塔圖克推翻鄂圖曼帝國、建立共和後，決定政教分離，禁止宗教干預政治，提升婦女地位; 再者，他也禁止許多帶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傳統習俗，且任公職的婦女或學校教師也不得在工作場合帶頭巾。
阿塔圖克使用鐵腕改造了土耳其，過了八十多年，土耳其已經成為最西化、現代化的回教國家。
我帶著這樣粗淺的認知，抵達伊斯坦堡。
第一天傍晚，漫步到港邊，沿途映入眼簾的，即是如同各國大城市存在的混亂交通，與快步趕路的行人。
我想，旅遊書說得真沒錯，這裡跟德國大城市其實真像，現代化的城市建設，佐著一些古老帝國的遺跡。路上有些女人包著頭巾、有些身著時尚流行服飾。德國這多元文化國家，街景事實上也是如此。
事實上，那時的我，還太不清楚接下來的幾天，會遇上甚麼樣的文化震撼。
我穿過混亂的交通與人群，到了港邊，看著一艘艘渡輪離港，從屬於歐洲的這岸，慢慢駛向對岸已屬於亞洲的城區。
突然，身後的清真寺，傳來了誦經廣播。響亮的聲音與層層回聲，從四面八方傳來。我驚訝地愣住一分鐘後，才拿出手機，錄下以下這片段。
原來，每天五回，充斥滿城的清真寺，都會在同一時段，在伊斯坦堡各角落廣播誦經，提醒與督促市民禱告。
在伊斯坦堡的前兩天，我甚至還會因為夜半聽到響亮的誦經聲而驚醒、毛骨悚然; 然而，第三天後，卻也慢慢習慣整天被這樣的誦經聲包圍。
即使阿塔圖克建立共和後，致力不讓回教古傳統，介入現代化的進程; 伊斯坦堡城市各處，還是能感受到回教對此城市社會與文化的強烈主導。
繼去年夏天的上海之旅後，這十天的伊斯坦堡流浪記，讓我再次親眼目睹，一個城市，如何同時容納著在保守傳統與西化潮流衝撞中生存的老老少少們; 一個城市，如何在極端矛盾的文化元素中，繼續掙扎、發展著...
2009年3月27日 星期五
[讀書手札] 新聞媒體的災難影像，該怎麼呈現?
( The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
這世界，天災人禍頻傳; 戰爭，從有人類以來至今，從沒有停歇。即使，新聞媒體的災難影像沒少過，人類，對與自己不相關的世界其他角落，甚至本國的弱勢族群的處境，多數仍冷漠。即使這樣的現象，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然而，要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仍未解。
因為未解，這個已算老生常談的議題，就仍不斷地被探討著，從未停止。
對於媒體的災難影像與倫理、讀者同理心的關聯，十分著名的論述，是Susan Sontag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旁觀他人之痛苦>。Susan Sontag不是探討影像與觀眾內心影響的第一人(例如: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們，已經討論過悲劇呈現與觀眾的關係)，也不是最後一人---至少，在歐洲，常見此主題研討會的舉辦，從不同領域切入探討，例如，文化研究的詮釋、大眾傳播觀點、心理學實驗、到符號論述分析等等。
我最近讀了這本2006年出版的書"The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作者Lilie Chouriaraki在此書，也就災難影像為主題，特別是用發生在非洲、印度、印尼等對西方國家來說為"遠方"的災難事件，與美國境內的災難影像，分析比較了"遠處近處"新聞災難/戰爭影像、論述呈現與觀者道德、同理心的關係。
作者找了很多不同資料，試圖經由對呈現手法的分類，來歸類哪種方式，最能引起觀眾道德反應、讓觀眾把災難歸類為"我們"的事件，進而引發同情甚至行動; 而哪種方式，純粹為資料呈現手法，觀眾看了，只會把這些資訊，定義為不痛不癢的"他者"事件。
作者認為，只要新聞影像呈現，無法從"others"(他者)手法，"升格到"we-ness"(我們)手法，就難以喚起觀眾的強烈的感受與同理心。
這本書每章節的細節，在此先不贅述 (不過，作者花了此書前幾章節，回顧許多相關討論，是很不錯的廣泛概述)。但這本書，我認為很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把重點，擺在新聞影像呈現手法的分析上---也就是說，對觀眾來說，災難是屬於"遠方的他們"或者"切身相關的我們"，這區別不是在報導的對象是誰、與本國人有無關聯、或者災難地點有多遠，而是新聞影像與論述的架構方式。
於是，"他們"vs"我們"的操弄，重點不是災難新聞內容關於甚麼，更重要的是，到底這整個新聞與影像, 是使用甚麼方法來呈現。
翻完此書，我認為，即使，作者對"他者"vs"我們"的二分法歸類，也還是太過粗糙，且作者也沒有提出任何能作系統性的資料分析方式，但這本書，清楚地反映出"呈現手法"該繼續被探討，且針對此點，我們還是需要繼續發展分析方法，用來處理大宗的影像資料分析。
之前看到這篇文章，談到用大宗資料分析，來統計每個國家的國際觀。的確，數據與事實，才是"撥開迷思雲霧、窺見真相青天"的最有效方式。對於"影像論述"(visual discourse)的呈現，能作量化的分析方式，目前還在各處繼續研發著。以上這本書的內容，更是強調這些方式的急迫性與重要性。
有了這些分析方式，我們可以作較大規模的分析比較，例如，一個國家，人民對某災難或弱勢處境的議題漠不關心，即使此議題發生在本國，是否，這議題在所有新聞媒體的影像呈現，從來只是硬生生地被處理成了"他者"? 或者，是否能夠讓某些新聞慣用的"他者"手法，加入一點"我們"手法的元素，在客觀呈現之於，還是能喚起觀眾的同理心與情緒參與...
2009年3月17日 星期二
搶救消失語言，強迫手段無實質用途
最近讀到這則有關搶救排灣族語言的政策。台灣有些原住民語，正逐漸絕跡，若不採取任何"挽救措施"，它們總有一天會完全消失。這的確是台灣多元文化，正面臨的問題。
然而，此報導講述，屏東縣某鄉，為搶救排灣族語所決定的手段，居然是這樣的: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製作「請說母語」牌子給學生掛，以挽救排灣族母語，儘管外界對做法有爭論，但鄉長昨天邀集鄉內國中小學校長、鄉民代表討論時，多數認為排灣族語就快消失了，應該採取非常手段來推動。...丹路國小校長、鄉民代表認為，在頸上掛「請說母語」牌子推動，有何不可？當年推動說國語運動時，不是在頸上掛牌，做強迫式推廣嗎？他們很贊同這種做法，全力挽救母語。...顯然全力挽救排灣族語措施，大家都已認同，鄉公所也決定大幅推動，並在半年內做評鑑。
看完這則新聞後，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訝--我很難相信，他們居然能把過去的"強迫式手段"，再度正當化; 再來，我真懷疑，他們編列預算、制定語言政策，難道沒有請語言學家到場諮詢? 最後我開始擔心，這些極端手段，會不會被視為合理，並且在各地推廣。
我很希望，屏東縣此鄉的掛狗牌政策，並不是真的如這則新聞裡驚悚的類比所說，使用當年推行國語的手段，強迫學生說母語。因為，這些極端手段，根本不會是搶救消失語言的有效方法。
有關弱勢語言存滅的事實
語言，就像物種，強者生存，弱者被邊緣化後，即慢慢消失。而，弱勢語言之所以會變成弱勢並消失，是因為它被強勢文化給併吞，它失去了生存的環境---人們失去了使用它的理由。
因此，要它存活，唯一的關鍵，就是要給它被使用的強大理由。再以物種來當譬喻，要挽救某語言的絕跡，得幫它營造可以生存的環境。讓這個弱勢語言代表的文化環境，能在強勢文化的推擠中，也能有一席之地。找到讓它被使用的理由、有生存環境，才是語言存滅的關鍵。
基於這個事實，搶救保存某消失語言的方法，不能短視地只強迫學生掛牌子講母語，一定要有長遠的規劃，讓這文化的重要性抬頭、讓它可與強勢文化競爭並生存。
針對語言保存，要有長遠的規劃
當然，這些學生可以像學英文那樣，為了學校考試、評鑑、規定，而講這些語言，以免抽查不過。我相信，他們排灣語短期內一定會進步。但學生畢業出了社會，若沒有任何環境理由，繼續使用這些語言，它一樣漸漸流逝。
一個弱勢語言的消失，是極度緩慢的過程。甚至可以百年計算。目前，極端強迫手段，是可以讓學生練習講，然而，若它所代表的環境與文化，百年內也完全邊緣化，這語言，也沒有存在的理由。
因此，新聞裡說的要"半年內評鑑"成果，坦白說，對於一個語言的存廢，這是十分可笑的時間段落，純粹只是像監督學生有無念好英文那樣測驗學習進度。對一個語言的保存與否，一點意義也沒有。
這則新聞報導最後講---
多數校長、鄉民代表認為，有些學者過度理想化，他們還是覺得從學校推動最適當，「學者們真應該替我們想一想，排灣族語真的快消失了」，非常時期就該採非常手段來推動。我很想知道是哪類學者講了甚麼。
因為，語言不只是文字文法，要搶救排灣族語言，第一重點，應是想辦法加強排灣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讓它被強勢文化併吞，必先營造好這語言生存的溫床，同時配合語言課程，才是傳承此語言的理由與方法。他們口中的"非常手段"，若真是新聞報導的"強迫"，不只牽涉語言人權的爭議。短視急功的目標，對排灣族語的永續發展，真的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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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9日 星期一
最好用的箭靶---國語文教育
前天，李家同公開批評國小四年級要學連他都不會的修辭是折磨學生後，又引起很多報導與投書討論。
我總覺得，台灣的名人、作家、評論家最好用的一個批判箭靶，就是教育問題，特別是國語文教育問題。因為台灣學生，過得真的很辛苦; 因為台灣學生，常被定義為國語文能力日漸低落; 外加，這些名作家評論家，他們文筆真的很好，他們就似乎被賦予立場，依自己對國語文的廣泛認知，來定義學生需要些甚麼。無論他們在媒體批評些甚麼，只要批判文的重點是講"學生很苦"、"學生素質很差"，無論提出什麼理由、甚麼建議，都能有點新聞效應。
以最近李家同引起話題為例，這幾天的評論，有非常多對國語文課、甚至對學習「語言」與「修辭」的誤解。尤其以聯合報這篇社論寫得最誇張: 它講述老師把國語課變「恐怖」，認為語文課最重要的是學習感受與表達; 許多上一代的人從未學過修辭學，文章照樣寫得通暢，教導辨識語文修辭只是折騰孩子，加速學生國語文的「火星文」化而已。
我也認為，台灣學生，真的很苦; 但是，台灣學生之所以這麼苦，不是他們都學些甚麼，而是"怎麼學"的問題---
國語課教修辭的問題，我認為，重點根本不應擺在該不該學，而是在教法是否適當。
讓中小學生學修辭，對了解與掌握語言使用是有正面效果的，但是前提是，要有正確、非僵化的教法。修辭一點也不可怕，它描述語言的形式與功用、語言的使用能造成怎麼樣效果。但可怕的，是死背的教法，國語文課裡放修辭，會面臨的問題，是僵化的填鴨式考試，這是一門讓人理解、活用的知識，若把它當作為分數死背用的專有名詞，學修辭就一點意義都沒有。(關於這點，這位老師在聯合報寫的迴響寫得非常好。補充一篇)
訓練學生寫作表達，不能只要他們全憑感覺、隨興抒發，西方國家的國語文教育，有一套很嚴謹複雜的邏輯思考訓練，牽涉極度複雜、多層面的因素，包含邏輯架構、辭藻、對各種文章類型的掌控，等等。修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相較之下，台灣幾十年來的國語文教育，關注的層面一直太過狹隘。
我其實提過多次，國語文教育的目的，並非只學習抒情感受、自由創意，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懂得用語言用來理解他人，針對某議題，發表自身觀念。所以，國語文的教育，是一個社會極度重要的一環，緊繫著下一代的思考方式與理解力、並牽動著他們今後在進入社會與公共領域後，是否能夠透過語言的掌握，理性地與別人溝通、表述自己的意見。對許多西方國家來說，國語文教育，是此社會公民意識的培育搖籃。而台灣國語文教育嚴重缺乏嚴謹的邏輯訓練，即是台灣目前社會上，民眾普遍缺乏理性溝通能力、常容易媒體語言操弄的始作俑者之一。
因此，不應該因為李家同不懂修辭，就認為修辭沒有用。聯合報社論所提的「火星文」，也非因為國語文太難而引起，那是網路文化流行的產物，沒必要混為一談。再者，那些會說出"以前我們沒學過xx，文章還不是照樣寫得好"的人，只不斷地顯漏自己對"國語文"這個概念的淺薄認識罷了...
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
大學生素質問題 只是冰山的一角
本文刊登於聯合新聞高等教育論壇 2009/2/23
新任政務委員薛承泰，日前提出「年輕人競爭力」的問題，舉了大學生不早起上課的例子，引發一番討論。聯合報社論也刊出「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一文，指出「不早起」只是冰山一角，台灣真正的問題是大學生失去了接受知識與專業訓練的動機，無法為了取得知識或專業能力，付出辛苦代價。
事實上，筆者認為，台灣社會近幾年來對年輕人競爭力的批判，太常歸咎於大學生的素質問題。這樣的探討，不只是對大學生行為現象的過度詮釋，也顯露出台灣面對高等教育的成效檢視與原因追究，普遍仍太過狹隘。
大學生的素質，不能單一解讀，換句話說，大學生的表現，只是整個台灣教育體制問題冰山的一角。要問大學生為何不具備取得知識的野心，得追溯到他們上大學前，整整十多年的學校教育裡，有沒有漸漸引導他們，獲得吸取知識的方法，讓他們明瞭專業能力重要與意義。
的確，國家的競爭力非關大學生早起不早起，關鍵在人才的專業能力; 而讓年輕人具備此競爭力，固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然而，這個任務的達成，不能只仰賴大學，畢竟，獨立獲取知識的方法培育，是十幾年累積的循序漸進過程。
批評年輕人毫無野心、不主動學習知識，不能只侷限於從大學生的行為裡找例證。更重要的，是探討台灣整個學校教育是否有足夠深度的課程，尤其是中學教育，讓台灣的青少年，在未上大學前，就能慢慢獲取掌控知識的獨立能力與自信，而非讓中學生眼裡，只有被知識支配的僵化考試。
畢竟，若上大學前的中學時期，學習與課程的重心，除了拼學測、考大學以外，完全無其他目的，無法讓他們體會取得知識的好處、學習獨立取得知識的能力，這些眼裡只有僵化考試的學生，在達到連續幾年的唯一目的後，怎可能在考上大學、過了一個暑假後，即刻理解自己與知識間的緊密關聯，並培養出積極獲取知識能力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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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篇文章，起因於最近一連串的大學生素質相關抱怨文，提供連結如下...
1. 聯合報 2009/2/18 薛承泰: 提升競爭力，大學生不翹8點鐘的課
2. 教授抱怨文 2009/2/19 大學生的第一堂課
3. 聯合報社論 2009/2/19 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
4. 教授抱怨文 2009/2/25 兩岸大學生比一比》周六早7點 你在做什麼
2009年2月22日 星期日
[旅行] 北海小島Spiekeroog
二月13到15日的周末，我在一個世外桃源度過。那是個坐落在北海的小島---Spiekeroog。
德屬北海小島共七個，Spiekeroog堪稱最似人間仙境。全島禁止車輛進入，毫無交通與街道，只有石頭木頭鋪成的步道，與無止盡的大自然。
這些北海小島，在夏季是歐陸人的度假勝地，然而，二月到此，人煙稀少。在這三天裡，老與我們在唯一間冬季有營業的咖啡館裡、圍坐在火爐邊取暖喝茶的，全是同樣的幾張臉孔。
我刻意不帶電腦、手機。在小島上，唯一能作得事情，就是融入大自然裡。
北海的奇特景觀，是海水退潮漲潮的落差。
退潮時，北海展現在人類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泥灘，在海水漲回之前，我們甚至可以沿著泥灘，直接步行到下一個小島。
我們搭渡輪時，船長特地廣播，若計畫徒步跨越小島的旅客，千萬要先查看漲潮退潮時間。據說，這裡已經讓許多小看漲潮速度的遊客，生命垂危地困在兩島中間。
北海與島群，是德屬國家公園，若天氣好，運氣也好的話，還能見到野生海狗，成群結隊地躺在海灘上曬太陽，因此，全島貼滿了"遇上海狗須知"---見到海狗，請離牠們一百公尺遠。千萬別興奮地衝向前去摸牠---原來，海狗媽媽與小海狗，是靠氣味相認彼此; 行人的一亂觸摸，很可能馬上造就一起海狗家庭悲劇，斬斷了海狗母子的相認。
由於島上沒有任何交通，入夜後，全島寂靜無聲。我們從小鎮旅館裡，打開窗戶，除了看見滿天的星星，只能聽見海水漲潮時的海浪聲與海鷗的叫聲。
真是很驚人，原來人類只要少了交通，就可以與大自然的聲音如此接近。
在寂靜的世外桃源度了整個周末，沒有網路、沒有爆炸的資訊。只有幾本書、自然、與自己。三天下來，真的讓鄉野空氣徹徹底底地，從頭到腳、從裡到外，洗滌了一番...
2009年2月3日 星期二
Life is like a theatre play
家附近的房子在整修，之前布萊梅風大，原為維持市容而掛上的布幔被狂風吹落。布幔沒掛回去之前，每天上班途中經過這屋子，總想特別鼓勵一下自己--
"儘管覺得劇本好像太難，我今天還是要好好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