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形式，決定觀眾觀點的改變

上個月，台北的「城市遊牧影展」播放了一部新加坡紀錄片<李家王朝> One Nation Under Lee。基本上，這部紀錄片很直接明瞭地揭露了新加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面貌。例如，全片穿插新加坡國內受政治迫害者的訪問、抗議的影像、與清楚的社會背景解說，外加一些統計數字與資料，不少畫面就如同電視廣告一般，直接打出文字訊息與數字、口號，配上激動人心的音樂，成了一部直接強烈的propaganda宣傳性紀錄片。它把新加坡政府壓迫言論自由的獨裁霸行、與要求民眾起身行動的呼喊，毫不包裝地直接傳遞給觀眾。

影片映後有個座談，有在場觀眾發言，讚揚這種宣傳性的紀錄片，對於藝術形式來說，是「誠實」的形式展現。他的意思約莫是，眾所皆知，紀錄片這型類，根本不可能中立地揭發事實，這部強烈的宣傳影片，反而才是誠實地把「不中立」這個特性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直接告訴觀眾，「我們就是要宣傳、我們正要改變你們的想法」。

然而，暫且不提它被詮釋為「誠實」有無意義，這類強烈宣傳性紀錄片的製作，或許忽略了一項當代很重要的影像論述形式(visual discourse)研究成果---

許多實驗與研究文獻，都已能證明，像這樣的宣傳性影像論述形式，的確可以清楚地向觀眾「傳遞」訊息，但無法有效地「改變」某些觀眾根深蒂固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時的競選宣傳廣告，它傳遞的訊息，能改變的是尚未決定的中間選民，並無法改變長期支持某政黨的選民。

「訊息傳遞」與「有效改變觀眾既有的觀點」，是兩種雖相關卻不一樣的功能，在影像層面來說，會由不同的形式來落實。

這部<李家王朝>紀錄片裡強烈的宣傳形式，最大功用，在於讓我們這些非新加坡人了解新加坡發生甚麼事，而它所用的語言、影像與音樂，或許可激勵那些正反抗新加坡政府的社運人士; 然而，它沒有足夠的力量，改變那些長期被政府洗腦、堅信政府萬能、天下太平的新加坡人。而改變後者，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最終目的。

要利用影像形式「改變」某人已經習慣的觀點很不容易，但有效的方法，是讓這些目標觀眾，在觀看影像時，進入一種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情境，讓他們找到這些情境與自己切身的關聯，換句話說，靠得是「同理心」的喚起。

這樣的例證，甚至可以追朔至西方中古時期的藝術演變---

中古時期歐洲藝術以宗教為主，為了「傳遞」聖母與耶穌基督的「神聖萬能」的概念，繪畫與浮雕中的聖母與耶穌基督，不只表情與動作皆僵硬，身型比例刻意被放大以顯重要性; 而其身旁平民人物的描繪，則被刻意縮小以展現大眾百姓的渺小，身型相較之下，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說，此時的藝術，主要傳遞聖母與耶穌的"偉大"。



到了十三世紀初，義大利聖人法蘭西(Francis of Assisi)，發現民眾漸漸無法感受天主教與自身生活的貼近、不再由衷信仰宗教或樂意進教堂，於是，他找了一些人，在市區廣場，扮演起耶穌受難聖母哀悼的場景。這些真人演出，有效喚起了民眾對於"母親哀子"的同理心; 於是，宗教繪畫、雕塑，同樣基於利用同理心「改變」信徒行動的功能，不再以大比例、完美無表情來「傳遞」聖母與耶穌神聖的概念，而是越來越講求比例真實、情感描繪的貼近民眾。這樣的藝術功用與潮流，後來造就了以「人」為本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成為西方藝術發展史的重要轉戾點。



回到現代。當天台北的影展，某位與談人也提到，新加坡人居然能普遍堅信政府長期建構出的那套論述且認為言論自由事不關己，他覺得很不可思議，而到底該如何讓這些新加坡人真正放棄已習慣的論述，才是改變新加坡社會的主要關鍵。

那次座談的重點之一，是「紀錄片如何介入社會現實?」，但當天時間有限，討論仍著重社運現況。而我對以上這問題，遲來的回應是---

紀錄片等媒體影像的「形式」，決定此片的「功能」。它可用來傳遞資訊、可激勵奮鬥中的同志們，或者，它也可改變觀眾原本堅信的觀點、讓他們起身行動。要達成第三種功能，影像呈現的論述，無論是視覺、聽覺、語言的操弄，都需要能真正有效地讓觀眾的同理心被喚起，讓觀眾在看這些影像時，輕易把自身放進影像情境裡，燃起切身的感受。否則，它的功能，就停留「傳遞」。當然，不可否認，「傳遞訊息」也可是紀錄片的好用功能，此部新加坡紀錄片之於我們這些外國人，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