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1日 星期四

悲情歷史的包袱,人類價值的蘊藏

本文刊於嗷2010/11/11 (嗷雜誌的版本有附圖片)

「身為人文主義者,我相信,人類歷史是極複雜的載體,它承載了如『正義、壓迫、創傷』等概念。若有人宣稱歷史不重要、應該拋棄舊史觀,以眼前現實為基礎重新詮釋,這種觀點我是絕對不同意的。」---薩依德 (Edward W. Said),《並行與弔詭:薩依德與巴倫波因對談錄》


德國歷史學家,最近公佈了一份令人譁然的調查報告:二戰後,許多希特勒政府的外交官員,在戰後六十多年來,竟得以成功掩蓋納粹背景,繼續留任外交部,甚至光榮退休。這些外交官員,在過去六十多年來極力撇清自己與屠殺暴行的關係,聲稱當年第三帝國外交部對大屠殺一無所知。然而,新出爐的報告發現,當年外交部官員的訓練課程之一,就是參觀集中營,瞭解猶太人的運送與屠殺過程。 原來,六十多年來,德國外交部竟充斥著一群直接參與屠殺的老納粹。

1968年,是德國史觀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68的德國學運,年輕人上街頭訴求的目標之一,即是揭開德國社會在二戰後刻意迴避的納粹歷史,他們要求正視德國歷史的創傷、質疑自己的父母輩對納粹屠殺的噤聲與放縱;他們對幫助過納粹的德國企業施壓,要求這些在戰後繼續獲利的企業,公佈與納粹牽連的歷史。68 學運,正式開啓了德國人對這段歷史的正視與對全社會的反省;納粹德國所造成的歷史悲劇,不能再單一歸罪於希特勒與他身邊的邪惡團體。

1968學運名人之一,是綠黨的Joschka Fischer,他在1998年成為施洛德(Gerhard Schoeder)的內閣成員,接下外交部長一職。正因為他在任期中,委託歷史學家調查「德國外交部可能有納粹」的傳聞,才有最近發表的結果。這些納粹外交官員逃過了1968年德國學運的「清算」,學運四十多年後的今天, 他們終究還是被當年的68學運世代,推到幕前接受社會公審。

這份外交部的歷史調查結果一刊出,德國綠黨黨魁Claudia Roth也在媒體訪談中說,德國應該更進一步清查所有部門裡的納粹景背景。Roth說,這並不只是份歷史調查,揭發與面對醜陋歷史真相,是對抗現存的社會歧視與打擊新納粹最有效的辦法。

回到台灣,常在媒體上看到某些政客如此呼籲:今天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早已擺脫二戰冷戰歷史陰影,所以台灣應該擺脫過去白色恐怖的悲情史觀、 政治和思維應該以當今與未來經濟為基礎、不應該被沈重的歷史觀壓得喘不過氣---

這些政客宣稱「世界大多數國家已擺脫歷史陰影」,當然不是事實。以德國為例,主流媒體仍持續追蹤近年陸續出爐的二戰故事,對這段歷史必須持續檢視的呼籲,從沒有間斷,對『二戰德國歷史觀』的爭議也從未停止。 二戰結束雖已六十五年,納粹歷史的陰霾,仍籠罩著德國社會。六十五年,還是太短;六十五年,比德國人平均壽命還短,目前,很多德國家庭都仍存有親身經歷二戰的流離故事。

而二戰後到1989年之間前東德政府的人權壓迫,許多事件仍未公開處理與反省。例如,前東德國家安全局(Stasi)裡負責設計刑求政治犯的心理醫師,至今還在東德開業;許多直接參與過政治迫害的前東德官員,仍居要位。德國媒體,除了近幾年幾部描繪前東德政治犯經歷的電影以外(例《竊聽風暴》The Live of Others), 今年德國電視台ARD才製作了第一部影集Weissensee,首次以電視連續劇的形式播出前東德人民被國家安全局警察監聽、監禁的細節。當代德國社會,才正準備開始述說這段壓迫歷史的故事;中青世代,仍掙扎著如何反省這段還太新的歷史。

台灣也有很長一段白色恐怖與獨裁壓迫的歷史,很多故事尚未被陳述;和德國一樣,很多台灣家庭裡都還藏有壓迫歷史導致的悲情與流離。當然,台灣有比德國更複雜的問題,台灣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以及台灣社會很難突破的藍綠二分思維,讓「社會如何持續反思白色恐怖的壓迫歷史」、「反中情緒」、「未來如何向前(錢?)看」這些議題難以釐清。然而,我們選出的政治人物,任務難道不是想辦法帶領台灣走出一條能兼顧這些議題的路?而現今許多政客在媒體上的呼籲,竟是主張別在沈浸於歷史陰霾以杜絕反中情緒,應該以經濟為主,重新定義歷史觀。這樣的言論,如同要台灣社會拋棄如「正義、人權、壓迫、創傷」等人類世界重要的價值。如薩依德所說,這些概念是由歷史承載;而持續對過去歷史的持續追蹤與反思,是彰顯與深刻瞭解這些價值的方式。抽離了這些價值,台灣社會的民主思維,除了選舉、利益、金錢數字,還剩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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