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高牆

(刊登於嗷雜誌 2009/05/23)

五月二十一日嗷雜誌刊登了 "笨蛋，問題不在酒"一文，講述台灣師大因為校園圍牆上出現酒類廣告而遭批評，於是決定撤廣告。除了作者李立偉討論到的「校園商業化」議題 外， 針對教育部認為學生該保持單純、校園內有酒類廣告違反教育意義，我認為，這個事件完全反映台灣社會對大學生的期待與想像，普遍仍過度保守。

如同李立偉在文中所提，歐洲大學校園裡的咖啡廳、酒吧內外有酒類廣告，早已是稀鬆平常。例如我居住的城市布萊梅(Bremen)是Beck’s啤酒 的出產地，全城的餐聽都有市民熟悉的Beck’s的廣告，大學校園內餐廳當然也不例外; 夏天傍晚，大學生在校園草坪上喝啤酒聊天，也是熟悉的畫面。此外，許多歐洲大學，根本沒有「校園」這個概念，大學建築分布在城市各處，系館附近不只林立著 讓大學生聚會的酒吧，也不乏更複雜的場所。若依照台灣官員們的邏輯，恐怕這些歐洲大學，都正忽視大學生的單純、正違反教育意義。

教育部如此批評，似乎仍把大學生當成中小學生一般管教，缺乏對成年人的尊重與信任。大學校園本是讓學生準備進入社會的重要場地;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方面批評大學生沒有獨立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卻剝奪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與選擇的自由; 屢次主張強化「單純性」來當作大學校園內與外的明顯分界，又期待大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越過這道高築的牆，輕鬆地進入不怎麼單純的社會。

這些矛盾，還是源自於華人文化對學生身分的保守想像。例如，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不該有意識形態、曾沾過一點負面意義的事物，都不應該觸碰，無論它們被賦予負面意義的原因是否正當，鮮少能有讓大學生自己取捨選擇的空間。教育部官員們或所謂「社會觀感」，已經定義好何謂為「正面」與「負面」。例如菸酒，背負著負面的道德意義，而這些價值論定，還是基於膚淺的表象或（過度保守的）傳統。

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需要能夠獨立判斷價值與道德的公民。台灣的所謂道德教育，仍只是不斷地追求既定的傳統價值名目。中小學生或許仍需要別人引導特定價值的認知，但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需要很大的空間與機會，思考與取捨各種傳統價值，在社會各現實層面與不同角度衡量下會有的衝突。畢竟，現實社會裡，多數現象由複雜因素造成; 一個議題、一件事情的價值，並非可簡單地由「正面、負面」來二分。菸、酒、檳榔等教育部與立委口中的負面物品，還有更多基於社會觀感、學生不宜觸碰的事物，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後，馬上得面臨自行判斷價值的抉擇。

獨立取捨傳統、現實、道德等價值，本來就是民主社會運作需要的能力。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那道高牆，必須慢慢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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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諾威街頭的左翼獨立書店

前一陣子去漢諾威出差，提早到達出差地點，於是在街頭閒晃了一會兒。突然發現一間書店(Buchladen)，與其說像書店，不如說是間堆滿書與古董的小倉庫。時間還早，我走了進去，馬上被新舊混雜的左翼書籍、共產主義名人的肖像與卡片，給團團包圍。

書店老闆看起來約六十多歲，高高瘦瘦還是很帥氣，我心裡馬上OS:肯定是個68學運的鐵漢之一。德文有一個單字Achtundsechziger(68er)，專門label那些當年活躍於68學運的人。這位老闆就是個68er。

他抓起我們眼前的一部標示Das Kapital資本論的DVD，開始口沫橫飛地講述這位德國導演兼作家的拍攝理念與動機。這位到了六十多歲還熱血沸騰的老闆，是真的努力地解釋、想讓我了解。

最後，我不得不離開時，從這店裡帶出的是這位溫暖博學的老伯給我的感動、與八十年前Eisenstein艾森斯坦最終夢想的實現成果---資本論電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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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形式，決定觀眾觀點的改變

上個月，台北的「城市遊牧影展」播放了一部新加坡紀錄片<李家王朝> One Nation Under Lee。基本上，這部紀錄片很直接明瞭地揭露了新加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面貌。例如，全片穿插新加坡國內受政治迫害者的訪問、抗議的影像、與清楚的社會背景解說，外加一些統計數字與資料，不少畫面就如同電視廣告一般，直接打出文字訊息與數字、口號，配上激動人心的音樂，成了一部直接強烈的propaganda宣傳性紀錄片。它把新加坡政府壓迫言論自由的獨裁霸行、與要求民眾起身行動的呼喊，毫不包裝地直接傳遞給觀眾。

影片映後有個座談，有在場觀眾發言，讚揚這種宣傳性的紀錄片，對於藝術形式來說，是「誠實」的形式展現。他的意思約莫是，眾所皆知，紀錄片這型類，根本不可能中立地揭發事實，這部強烈的宣傳影片，反而才是誠實地把「不中立」這個特性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直接告訴觀眾，「我們就是要宣傳、我們正要改變你們的想法」。

然而，暫且不提它被詮釋為「誠實」有無意義，這類強烈宣傳性紀錄片的製作，或許忽略了一項當代很重要的影像論述形式(visual discourse)研究成果---

許多實驗與研究文獻，都已能證明，像這樣的宣傳性影像論述形式，的確可以清楚地向觀眾「傳遞」訊息，但無法有效地「改變」某些觀眾根深蒂固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時的競選宣傳廣告，它傳遞的訊息，能改變的是尚未決定的中間選民，並無法改變長期支持某政黨的選民。

「訊息傳遞」與「有效改變觀眾既有的觀點」，是兩種雖相關卻不一樣的功能，在影像層面來說，會由不同的形式來落實。

這部<李家王朝>紀錄片裡強烈的宣傳形式，最大功用，在於讓我們這些非新加坡人了解新加坡發生甚麼事，而它所用的語言、影像與音樂，或許可激勵那些正反抗新加坡政府的社運人士; 然而，它沒有足夠的力量，改變那些長期被政府洗腦、堅信政府萬能、天下太平的新加坡人。而改變後者，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最終目的。

要利用影像形式「改變」某人已經習慣的觀點很不容易，但有效的方法，是讓這些目標觀眾，在觀看影像時，進入一種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情境，讓他們找到這些情境與自己切身的關聯，換句話說，靠得是「同理心」的喚起。

這樣的例證，甚至可以追朔至西方中古時期的藝術演變---

中古時期歐洲藝術以宗教為主，為了「傳遞」聖母與耶穌基督的「神聖萬能」的概念，繪畫與浮雕中的聖母與耶穌基督，不只表情與動作皆僵硬，身型比例刻意被放大以顯重要性; 而其身旁平民人物的描繪，則被刻意縮小以展現大眾百姓的渺小，身型相較之下，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說，此時的藝術，主要傳遞聖母與耶穌的"偉大"。



到了十三世紀初，義大利聖人法蘭西(Francis of Assisi)，發現民眾漸漸無法感受天主教與自身生活的貼近、不再由衷信仰宗教或樂意進教堂，於是，他找了一些人，在市區廣場，扮演起耶穌受難聖母哀悼的場景。這些真人演出，有效喚起了民眾對於"母親哀子"的同理心; 於是，宗教繪畫、雕塑，同樣基於利用同理心「改變」信徒行動的功能，不再以大比例、完美無表情來「傳遞」聖母與耶穌神聖的概念，而是越來越講求比例真實、情感描繪的貼近民眾。這樣的藝術功用與潮流，後來造就了以「人」為本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成為西方藝術發展史的重要轉戾點。



回到現代。當天台北的影展，某位與談人也提到，新加坡人居然能普遍堅信政府長期建構出的那套論述且認為言論自由事不關己，他覺得很不可思議，而到底該如何讓這些新加坡人真正放棄已習慣的論述，才是改變新加坡社會的主要關鍵。

那次座談的重點之一，是「紀錄片如何介入社會現實?」，但當天時間有限，討論仍著重社運現況。而我對以上這問題，遲來的回應是---

紀錄片等媒體影像的「形式」，決定此片的「功能」。它可用來傳遞資訊、可激勵奮鬥中的同志們，或者，它也可改變觀眾原本堅信的觀點、讓他們起身行動。要達成第三種功能，影像呈現的論述，無論是視覺、聽覺、語言的操弄，都需要能真正有效地讓觀眾的同理心被喚起，讓觀眾在看這些影像時，輕易把自身放進影像情境裡，燃起切身的感受。否則，它的功能，就停留「傳遞」。當然，不可否認，「傳遞訊息」也可是紀錄片的好用功能，此部新加坡紀錄片之於我們這些外國人，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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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龐克大遊行

五月, 在春天的陽光下, 德國龐克們照例大遊行. 這天若上街, 背景襯著的是露天表演的龐克樂團吶喊聲, 映入眼簾的, 是牽著大狗, 握著啤酒瓶的龐克們, 正揮著红黑色"安那其"大旗; 有些成群結隊遊行, 有些坐在草地野餐.

這些年輕人, 很多是"環保龐克", 野餐完, 遊行完, 帶走酒瓶與垃圾, 讓市民無理由抱怨, 龐克的存在, 有礙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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