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1日 星期四

悲情歷史的包袱,人類價值的蘊藏

本文刊於嗷2010/11/11 (嗷雜誌的版本有附圖片)

「身為人文主義者,我相信,人類歷史是極複雜的載體,它承載了如『正義、壓迫、創傷』等概念。若有人宣稱歷史不重要、應該拋棄舊史觀,以眼前現實為基礎重新詮釋,這種觀點我是絕對不同意的。」---薩依德 (Edward W. Said),《並行與弔詭:薩依德與巴倫波因對談錄》


德國歷史學家,最近公佈了一份令人譁然的調查報告:二戰後,許多希特勒政府的外交官員,在戰後六十多年來,竟得以成功掩蓋納粹背景,繼續留任外交部,甚至光榮退休。這些外交官員,在過去六十多年來極力撇清自己與屠殺暴行的關係,聲稱當年第三帝國外交部對大屠殺一無所知。然而,新出爐的報告發現,當年外交部官員的訓練課程之一,就是參觀集中營,瞭解猶太人的運送與屠殺過程。 原來,六十多年來,德國外交部竟充斥著一群直接參與屠殺的老納粹。

1968年,是德國史觀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68的德國學運,年輕人上街頭訴求的目標之一,即是揭開德國社會在二戰後刻意迴避的納粹歷史,他們要求正視德國歷史的創傷、質疑自己的父母輩對納粹屠殺的噤聲與放縱;他們對幫助過納粹的德國企業施壓,要求這些在戰後繼續獲利的企業,公佈與納粹牽連的歷史。68 學運,正式開啓了德國人對這段歷史的正視與對全社會的反省;納粹德國所造成的歷史悲劇,不能再單一歸罪於希特勒與他身邊的邪惡團體。

1968學運名人之一,是綠黨的Joschka Fischer,他在1998年成為施洛德(Gerhard Schoeder)的內閣成員,接下外交部長一職。正因為他在任期中,委託歷史學家調查「德國外交部可能有納粹」的傳聞,才有最近發表的結果。這些納粹外交官員逃過了1968年德國學運的「清算」,學運四十多年後的今天, 他們終究還是被當年的68學運世代,推到幕前接受社會公審。

這份外交部的歷史調查結果一刊出,德國綠黨黨魁Claudia Roth也在媒體訪談中說,德國應該更進一步清查所有部門裡的納粹景背景。Roth說,這並不只是份歷史調查,揭發與面對醜陋歷史真相,是對抗現存的社會歧視與打擊新納粹最有效的辦法。

回到台灣,常在媒體上看到某些政客如此呼籲:今天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早已擺脫二戰冷戰歷史陰影,所以台灣應該擺脫過去白色恐怖的悲情史觀、 政治和思維應該以當今與未來經濟為基礎、不應該被沈重的歷史觀壓得喘不過氣---

這些政客宣稱「世界大多數國家已擺脫歷史陰影」,當然不是事實。以德國為例,主流媒體仍持續追蹤近年陸續出爐的二戰故事,對這段歷史必須持續檢視的呼籲,從沒有間斷,對『二戰德國歷史觀』的爭議也從未停止。 二戰結束雖已六十五年,納粹歷史的陰霾,仍籠罩著德國社會。六十五年,還是太短;六十五年,比德國人平均壽命還短,目前,很多德國家庭都仍存有親身經歷二戰的流離故事。

而二戰後到1989年之間前東德政府的人權壓迫,許多事件仍未公開處理與反省。例如,前東德國家安全局(Stasi)裡負責設計刑求政治犯的心理醫師,至今還在東德開業;許多直接參與過政治迫害的前東德官員,仍居要位。德國媒體,除了近幾年幾部描繪前東德政治犯經歷的電影以外(例《竊聽風暴》The Live of Others), 今年德國電視台ARD才製作了第一部影集Weissensee,首次以電視連續劇的形式播出前東德人民被國家安全局警察監聽、監禁的細節。當代德國社會,才正準備開始述說這段壓迫歷史的故事;中青世代,仍掙扎著如何反省這段還太新的歷史。

台灣也有很長一段白色恐怖與獨裁壓迫的歷史,很多故事尚未被陳述;和德國一樣,很多台灣家庭裡都還藏有壓迫歷史導致的悲情與流離。當然,台灣有比德國更複雜的問題,台灣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以及台灣社會很難突破的藍綠二分思維,讓「社會如何持續反思白色恐怖的壓迫歷史」、「反中情緒」、「未來如何向前(錢?)看」這些議題難以釐清。然而,我們選出的政治人物,任務難道不是想辦法帶領台灣走出一條能兼顧這些議題的路?而現今許多政客在媒體上的呼籲,竟是主張別在沈浸於歷史陰霾以杜絕反中情緒,應該以經濟為主,重新定義歷史觀。這樣的言論,如同要台灣社會拋棄如「正義、人權、壓迫、創傷」等人類世界重要的價值。如薩依德所說,這些概念是由歷史承載;而持續對過去歷史的持續追蹤與反思,是彰顯與深刻瞭解這些價值的方式。抽離了這些價值,台灣社會的民主思維,除了選舉、利益、金錢數字,還剩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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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與其唱國歌喊愛國,不如實踐多元包容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10/10/27

教育部長日前主張中小學應恢復在朝會唱國歌,原因是台灣社會需要加強愛國教育, 並表示「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應該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很重要,現在卻被忽略了」。部長也舉出教育基本法中「教育的目的在教導人民民主的意識、多元的包容、培養愛國教育」的規章來強調愛國的重要。這番呼籲引起的迴響,多是認知到台灣因藍綠與選舉而撕裂的社會,是真的需要有某種「不分藍綠」的精神,強化人民的國家認同。而「愛國」似乎是最好用、乍聽之下又超脫藍綠口號。

培養國家認同,其實正如部長所舉出的教育規章所述,重點應該在「民主的意識」與「多元的包容」;而很諷刺的,若認為唱歌喊口號能灌輸學生國家認同,甚至要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有肅然起敬的心,其實是看低了台灣學生的思考能力。

的確,台灣是個存在多元價值的社會,社會有極大差異的觀點與聲音,政客或選舉時所操弄的族群議題,也無情地撕裂族群和諧的關係。基於這樣的憂慮,教育者的確有理由認為台灣中小學教育裡應該要有讓社會導向和解之路的某種關鍵精神,讓學生對台灣有不分藍綠的集體認同。然而,我認為,國家認同教育之路,其實起於多元思考與包容差異的精神。

多元思考力的關鍵在於,學生有沒有能力在別人想要灌輸他們某觀點時,能夠跳脫出某個價值框架的束縛,例如暫時撇開充斥媒體的主流價值,從多元的角度觀察思考不同觀點間的可能衝突,然後才獨立決定要不要相信接受這樣的觀點;再者,面對與自身利益和喜好不同的意見,能否用同理心理解包容各種聲音,而非將意見不同者貼上非我族類的標籤。民主教育,重點並非只有選舉投票,民主意識的教育,正是基於對不同意見的理解包容能力。想要利用教育促進國家認同,與其要學生集體唱國歌,不如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讓下一代走向社會和解之路。這才是實際的方法。

除此之外,華人教育傳統有個普遍的現象,就是抽象概念與行為實踐的教育,若不是兩者有極大的落差,就是讓行為規章成了教條。道德名目能背誦得朗朗上口的學生,不見得知道這些抽象概念如何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如何用不同的行動實踐。

舉「愛國」這個極抽象的概念為例子。在教育部長灌輸自己要「愛國」的情況下,學生能否進一步思考,這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應該如何實踐?例如,教育部長說,支持台灣政府和國旗是愛國、關懷台灣鄉土是愛國;然而,若政府政策或者主流價值明顯破壞台灣環境與土地,台灣的學生是否懂得衡量、重視鄉土與環保的價值,而非盲從主流?

民主社會裡,道德教育的精髓,其實是教導學生認知不同社會脈絡下應該如何活躍地衡量行為的實踐,而非讓學生誤以為:這世界上真有某行為規章能永遠落實某種道德,每人都無須思考脈絡、只要遵循規章即可。因此,把「唱國歌」或者「看到國旗聽到國歌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些行為,直接與愛國劃上等號,反而簡化了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對「愛國教育」應有的深刻理解、忽略了國家認同教育最需要的活躍思考力與多元包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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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7日 星期四

我所看到的柏林2. 群眾的期盼

Business today consists in persuading crowds.-- T.S. Eliot



攝於2010年二月,柏林影展,寶萊塢電影My Name is Khan首映。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10年五月,柏林文化節,嘉年華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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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我所看到的柏林1. 龐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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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9日 星期三

Contrast & contradiction in Shanghai

Old vs new, prosperous vs destitute, tradition vs westernization, communism vs capitalism...

上海的對比與矛盾,無所不在,呈現在城市各角落...















攝於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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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日 星期六

We need to reflect...

into the past...



and...


the twisted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history.



攝於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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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1日 星期日

"Taiwanese Contrasts"



2010年4月11日 攝於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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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大人們別小看兒童的判斷力啦

回台灣時我其實很少看電視,前幾天我看到這篇部落格文章裡,講述之前台灣卡通會打馬賽克蓋掉某角色刁香煙的事情,我不只啼笑皆非, 還真是很驚訝。

這是前幾天的新聞,國健局因為香吉士每天嘴巴刁著香菸,認為會對小朋友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規定以後香吉士的香菸都要噴霧或馬賽克。雖然後來被抗議後取消了,但這還真的是一個蠢方法。


我覺得這不只是一個超蠢方法,且是"官員沒有先作功課與深入了解就亂定規定一通"的又一例。

兒童的判斷能力其實很強。

雖然我們對人類的智慧如何生成仍所知有限,但幼兒都有很強的情境判斷能力,早已是近年來認知科學多次檢驗後的事實。有個知名的實驗就可以證明。

這實驗是這樣設計的(註):

實驗的工具是一張桌子,上面設有電燈開關。第一組研究員先在幼兒面前,兩隻手平放在桌面上,刻意不用手卻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受試幼兒看了看,之後被吩咐開燈時,他也摹仿之前大人的怪行徑,用頭去頂開關。

而對照組,是由研究員出現在另一組受試幼兒面前,但這次研究員假裝很冷,全身裹了條毯子坐在桌前,手包在毯子裡,坐定後一樣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之後幼兒被吩咐開燈時,他們卻都自然地用手去開, 而不是摹仿研究員用頭去頂。

因為---即使是幼兒, 也有能力觀察事物脈絡與因果關係。

在對照組實驗裡,這些小孩子觀察到, 裹毯子的研究員得用頭去頂開關, 是因為手包在毯子裡, 是不得已的行為. 也就是說, 小孩能判斷這個行徑發生的背後原因. 他們自己身上沒有裹毯子,因此被吩咐要開燈時,就用手使用電燈開關較方便--- 正常的幼兒只有在觀察不到原因支撐某行徑,才會認為這些行徑應該是正常,例如第一組實驗就是如此。

看到卡通人物的行徑,幼兒很自然會從故事脈絡裡判斷此人行為的情境原因,要讓兒童看了電視某人的行為後就起身去模仿,要有很多其他因素相佐才會發生, 例如, 他想要成為這類角色, 或者也想要身在這樣的情境. 但這些因素已經不是看到"卡通人物在作某事(例如, 看到某人物嘴裡有根煙)"就會造成, 而是他父母或社會帶給他的週遭環境使然.

事實上,膚淺地把影像裡可以看到的某元素直接『汙名化』,本是個錯誤的概念。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是戰爭電影.

戰爭電影通常有最多的打殺爆炸場面. 這些會被一般人標為"暴力血腥"的元素, 它存在的功用常是為了突顯正面的價值:例如, 戰友間的合作救援,戰爭的無情,友情與生命的可貴,等等。若認為打殺爆炸畫面很暴力就把它馬賽克掉,這些正面價值就無法有效呈現。

暴力或任何道德的定義,本來就不是"看到什麼行為就可label"這麼簡單。意義與價值,都要在更廣的脈絡情境下才能判斷,這本是連幼兒都有的天賦,是之後僵化的教育與膚淺的社會,才硬是暴力地壓垮了他們天生的能力。

(註)實驗出處:
Gergely G, Bekkering H, Király I (2002)"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Rational imitation in preverbal infants" Nature, 415.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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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雕像的命運; 歷史的見證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2010/02/11

德國首都柏林,目前正在籌劃一個工程浩大的歷史大展。2013年8月,一場名為『揭開歷史:柏林與她的雕像』的展覽即將開幕。 更確切一點,這場展覽的重點是“Disgraced Statues” -- 那些在柏林歷史裡曾見證過集權壓迫的雕像,即將重新矗立,集中展出。

目前最受矚目的,是1991年在柏林被推倒的列寧。這尊原本身長十九公尺的大石怪,曾經是全柏林最巨大的列寧分身。這尊雕像,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被拆 除。四分五裂的身軀,象徵了當年柏林人對前東德共黨的正式揮別。德國賣座電影《再見列寧》更十分寫實地描繪這尊雕像的崩毀,對東德人的象徵意義 。
(圖片來源:Sony Pictures Classics)

這尊十九公尺的石怪被五馬分屍後,只剩下一顆3.5噸重的列寧大頭,被遺忘在柏林郊區某處沙坑裡。二十多年後,這顆大石頭,即將回到柏林市區,與其它『石怪銅怪』們共同進駐柏林市新成立的『歷史雕像博物館』。
(圖片來源:AP)

新落成的博物館,是由市區一座文藝復興式古堡(Zitadelle Spandau)翻新改建,預計將收集的一百座歷史雕像,除了近代冷戰時期東柏林市區林立的共黨象徵外,還有由十八世紀普魯士王朝所建、象徵軍事主義的雕像,以及納粹德國依所謂『完美亞利安人種』的法西斯美學所鑄造的各類塑像。 事實上,一些東歐國家也早有類似的『Disgraced Statues展覽場』,例如在莫斯科的Fallen Monument Park、布達佩斯的Statue Park,都可看到共黨集權時期的明星政治人物雕像。

這些展覽場,當然不是讓人緬懷與膜拜的地方。德國策展人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大展有層重要意義,就是讓觀展者反思,非理性地膜拜政治人物、在公共空間設立雕像藉以推崇某種意識形態的行為,能對人類社會有怎樣的危機。

不是嗎?世界上每段鐵腕政權裡都有被過度神化的領袖,他們是真理的化身;集權政府需要『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精神支柱,樹立街頭的雕像正是他們完美形象的展現。二十世紀的歷史,讓現今德國人唾棄反科學反民主的個人崇拜政治環境,別說公共空間的雕像肖像,德國媒體若有意正面褒揚政商名人,用詞得小心翼翼,一切對事不對人。不是德國人天生理性過頭,而是有甩不掉的歷史惡夢。

二十一世紀人類早已領悟,各類的歷史產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應該在脈絡化後的歷史情境被評斷檢視:沒有任何一類理論思想永遠是真理;受膜拜推崇過的人與物,縱使不曾失去歷史重量,當代人類對他們的價值評斷也會依時代演進而變動。

而博物館展覽,不正是這類理性思考最好的歷史教育空間?柏林將展出的石像銅像,每尊身上都刻印著複雜的歷史脈絡 、也承載著戲劇化的命運;歷史的波瀾曾讓它們坐擁光環、也曾將它們棄如敝屣。現在,這些雕像陸續回到曾佇立數十年的柏林市,背負起歷史教育的重任,襯著對每尊雕像最真實的命運描述,它們提醒觀展者『理性與反思』的重要。

台灣不也已經有一座現成的歷史雕像展覽場?桃園縣政府不遺餘力地收集了全台兩蔣雕像,名為『慈湖紀念雕像公園』。然而,它『紀念』的是什麼?官方網站對這個雕像公園的定位為『全世界唯一為單一個人的雕像所設立之紀念園區』--- 它當然會是『全世界唯一』,因為二十一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早已對『個人崇拜』的所有行動高度敏感。

當今台灣人對過去蔣氏政權歷史,由於很多複雜的政治或經濟原因態度不一。然而,無論觀展者態度為何,慈湖的雕像展覽若能襯著台灣歷史脈絡,真實地刻畫出每尊雕像獨有的境遇,以『面對台灣歷史』而非『紀念單一個人』為展覽重點,每尊雕像與它的命運,正可以提供觀展者絕佳機會,思考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只把這樣的雕像展覽打造成『有庭園造景及小橋流水的雅致藝術公園』(註),太浪費歷史教育空間、太簡化歷史感的意義、也太看輕台灣人民的理性與反思的能力了。

◎註:引自網路『兩蔣文化園區』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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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6日 星期二

新年隨筆; 虎年快樂

我到了歐洲來生活,才深刻體會一個人的思想與個性特質、一個家庭與家族的氛圍,與所在城市的歷史與傳統,竟能如此緊密不可分。

2002年初,我和歐元同時『進駐』了歐陸。我的歐陸第一站是德國與盧森堡交界的小城市特里爾(Trier),那是每天觀光客絡繹不絕的小城 -- 它是古蹟林立的千年羅馬城、德國Riesling白酒產區、是常有中國觀光團來朝聖的馬克思故鄉,此外,它也是德國屬一屬二保守的天主教城市,市民多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市區的大教堂,有主教bishop駐守,這是當地居民的驕傲。

我的房東一家人也不例外,老房東夫婦一輩子都是羅馬教廷的信仰者。

『妳結了婚以後才能帶男生來家裡。』這是他初見我時,對我下的第一條規矩。

他們兩人有六個孩子,數十年來儘管時代變遷,他們還是堅持這個城市千百年不變的保守精神,對孩子想追尋的夢想與新的想法一律排斥。我目睹過多次爭吵,最後留在身邊的只剩一個還在讀大學的小女兒,其他子女無法忍受父母的固執,幾乎很少回家。

他們有幢十分美麗的房子。我分租的房間,開窗子後能看到的,除了是山丘葡萄園的一片綠,還有教堂的屋頂與鐘樓。每週日清早,教堂的鐘響不停,提醒全市民往那兒集合。我有時會跟著房東夫婦進教堂,他們很樂意帶我去,我這房客似乎讓他們挺驕傲的:我在台灣讀過六年天主教中學,望彌撒時每一首聖歌我幾乎都會唱。

那一年半的時間,我於是總在那棟老教堂裡聽神父講道、耳提面命地訓誡堅守老教條的重要。在特里爾生活的一年半,也讓我完全理解,為何從小在此生長的馬克思會說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樣的話;我也完全體會,房東一家緊繃的家庭氣氛,兒女們的憂鬱個性,房東老夫婦緊皺的眉頭,都與整座城市千百年累積下來、過度保守的宗教力量密不可分。

回到台灣; 回到我自己。

1980年代,我生長於高雄市。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在這個城市裡養大他們的兒女。

在歐洲一個decade後,我反而領悟如何把我的成長經歷,與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媽媽的人生與當時的他們所在的城市氛圍與歷史作連結。尤其,這幾年透過爺爺奶奶的對日據時期回憶的口述,了解旗后的曾祖父家庭結構與時代背景後,我竟深刻理解起我那位總像謎一樣的奶奶; 讀了舅舅寫的外婆一生故事(註), 才了解外公外婆以及他們十個孩子所經歷過的風浪, 而我成長過程裡的許多疑惑,在旅歐一decade後,竟慢慢能解釋點所以然。

是累積了百年的元素,才刻印出我今日的模樣,無論內在或外在的模樣,無論是我自己喜歡或討厭的模樣。也因為如此,我越來越能看清自己的渺小。儘管身體不在我生長的城市,我總還是看見自己在這城市的歷史波瀾裡浮沈。

今天是大年初三。去年農曆年許的願望還是沒變、該學的事情還是一望無際地廣闊。儘管如此,我身旁總有美好的人事物,這點足以讓我無限感動欣慰。

以此隨性而寫的個人心情筆記,祝福大家虎年快樂。

(註)小舅舅在外婆過世前開始寫下一篇篇很精采的"阿媽的故事", 從日劇時代童年開始講起. 那陣子我們這些後輩們每週都等著他出刊, 若他同意我有機會借來放在部落格連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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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8日 星期一

When you see old houses...



...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listen, they always have some cracking stories to tell.

(圖片攝於高雄.鳳山.曹公圳 J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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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6日 星期六

紀念納粹屠殺受難者的『街頭絆腳石』



這張貼在系上的海報是公告前幾週的一個演講,有關德國二戰後的轉型正義行動與創傷。我後知後覺,最近才看到海報,演講時間已過。

不過,海報上顯示的四方形金屬牌,是來自十多年前一個很有意義的藝術行動。

九零年代開始,一位德國藝術家Gunter Deming,陸續找出納粹屠殺受難者的住址,就在這些受難者原居街道上,打進這樣一塊牌子,每塊牌子上都寫著:

這裡原本住著xxx,
出生地與日期,
受納粹羞辱,
死亡,死亡日期


藝術家把這些牌子叫作Stolperstein,中文叫『絆腳石』,這些牌子,散落在德國許多大城市裡。

其實走在柏林市區,只要注意地上,常能看到這些金屬牌。我甚至曾看過有些房子前密密麻麻地排滿五六塊牌子。抬頭看看這棟建築物,可以想像當年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就從這棟屋子裡被帶往集中營。

2008年,德國導演把整個藝術行動,拍成了一部紀錄片,片名就叫作Stolperstein

延伸閱讀:
柏林市蓋不完的屠殺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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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日 星期一

這裡禁止批評狗!



幾年前,布萊梅大學校園本來頒了新令,禁止攜帶狗進入建築物裡,人文社會科學二館門口,掛起了告示牌,寫著:Mitbringen von Hunden Verboten,『這裡禁止帶狗』。

這項禁令造成全校師生聯署抗議,聯署書上寫著:很多人整天都待在研究室工作,若禁止養狗的人帶狗進研究室,狗兒不就得自己在家好幾小時見不到主人,這樣的禁令違背動物權!

抗議聲浪讓布萊梅校園解除了這項禁令。『帶』字被人塗掉改成『批評』,告示變成Kritik von Hunden Verboten『這裡禁止批評狗!』

這幾年來系館整修過幾次,這個塗鴉告示卻總是被留著,從沒有被粉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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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7日 星期日

[日記] 勇敢


從台灣返德第二天,時差仍很嚴重,睡得不太好,好在是週末,還不用上班。清晨四點,夢見在台灣的一些人,夢裡畫面還很清楚,但朦朧醒來之時不太確定自己身在哪裡。

回德國前,在台北因為談些公事,與某位系主任見面,他讀過我的著作,去年也聽過我演講,這回我在他面前聊了想法與計畫,他盯著我看,說了句:『妳很有膽量。』

我愣了一會兒,沒有追問為什麼他這麼想。

但,我有嗎?

十年來從沒有想過『有膽量』這類的形容詞套用在我身上的意義,直到去年我與鄧妮可討論起勇敢的意義,才發現,在這社會上,想不顧旁人眼光,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法,堅持走屬於自己的路,或許並不是這麼簡單。

鄧妮可是大我不到一個月的表姐,與我從小一起長大,不知是巧合還是互相影響,我們各自走上了讓其他人說『勇敢』『有膽量』的道路。她目前在上海當藝術家,經營藝廊『梅子』,她在上海的第一個個展昨天開幕。

今天打開電腦,接到了那位系主任的mail,想到他對我說的話,於是又找出鄧妮可去年寫給我的信,標題就是『勇敢』。

2009/2/23
A letter from nicole teng


決定轉行,改做創作有關的事情,為所謂的夢想,展開看不到終點的追尋。

做了十年的廣告,是從大學畢業的隔天就開始的,從沒有離開過。
身邊的朋友還有同事和朋友聽見我的決定時,一開始給我不可置信的表情,下一秒鐘就會說『其實這份新工作真的很適合你,我好羨慕你,我真希望我也有勇氣離開』,而有些人會用誇張卻也很誠摯的表情對我說:妳好勇敢。

我一點也沒想過勇敢這件事情,對於決定的本身,覺得那只是一個選擇罷了。

我對鄧導說:我覺得比起投資大把鈔票在建築這個事業上的你,我算哪門子的勇敢。
沒想到鄧導說,能夠放棄眼前的,常軌的,穩定的事物---他也覺得我很勇敢。

經由他的嘴巴一說,我覺得『勇敢』這個東西,原來存在更具體的價值。或許這不僅僅是一個決定這麼單純吧,也可能,對於我的人生,我總把事情看的單純一些,因為我覺得那樣才真的看的見,也看的清楚。

我是貨真價實了放棄了優渥的薪水跟穩定的工作,對於馬上來臨的升官和嶄新的主管辦公室,我一點也不心動。

我想這就是我,我只看我還沒有得到的那一邊。
一杯裝了一半的水,看到的是空的半邊,還是有水的半邊?

而對於自己的未來,巨大的忐忑和惶恐包圍我,好像在黑夜裡被推下海洋,雖然知道要不斷游水求生,卻不知道方向。

覺得自己好渺小,太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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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我所看到的芬蘭2: 芬蘭教育大祕密

2009年算是我的『芬蘭年』:年初有位芬蘭博士生Tuomo拿了奬學金來我們組裡待了五個月,老師把他安排在我的研究室裡,我與他兩個人於是每天從早到晚面對面,一同工作近半年。2009年八月的芬蘭行,創造我旅行城市的高緯度新紀錄,盛夏八月的赫爾辛基,圍巾已經是上街必備單品。

與我朝夕相對的Tuomo有個習慣,就是不停地嘆氣或者大聲地深呼吸。一開始,這個習慣給我帶來很多困擾,我與歷年來共用研究室的同事們,大家心照不宣,只要進office就是完全安靜。研究室像打禪用的修行室,有時又像廝殺激烈的戰場,一切的劇情起伏都在每個人腦子裡上演,而這些高潮迭起的內心戲,需要外在的絕對安靜。

我發現他有這個習慣後,我開始跟著他嘆氣的頻率分心煩躁起來,每聽他嘆一次氣,我的戰鬥力就更薄弱,終於,某天我決定記下他每次嘆氣的時間,看看是我自己太敏感還是他嘆氣頻率真的太高。隔天午餐時間,我拿著密密麻麻時間紀錄想要跟他談這件事情,想不到,他開始講他太不順遂的念博士心路歷程,包括找不到長期的奬學金,指導教授不理他,有些理論他無法頓悟,等等。聽完他的境遇,我把那張『嘆氣紀錄』硬是塞回了口袋。

原來,這位芬蘭同學在求學上,真的有很多憂鬱很多煩惱,眼前這位朋友,就像是從Kaurismäki電影裡走出來的典型陰鬱芬蘭人。好吧,或許大聲深呼吸真能讓他好過一點~

接下來幾個月,我也就慢慢習慣他的嘆氣聲,他六月離開後,進來一位打字密集快速有如機關槍掃射的德國同事,這時,我反而想念起這間研究室曾經有的人氣。

芬蘭教育有個大祕密,是近幾年台灣信奉擁抱的myth。這個myth背後,還是脫不了以『國家競爭力』來判定教育成敗的邏輯。教育成敗當然不能直接與國家富裕程度畫等號。富裕的國家不一定有快樂的人民,中小學的學生上課時課程讓他們快樂學習,不一定有好的制度讓他們一路快樂無壓力到念完大學。

當然,有些部落格與市面上的好書,很詳細地紀錄了芬蘭中小學的教學現況,包括他們較活躍的課程設計與學習方法,社會福利制度配合下沒有任何一個小孩會被忽略,這些聽起來都比華人社會的教育厲害太多。這些講述不無道理,但我覺得,近幾年對芬蘭教育的推崇,把教育裡三種應該分開來談的東西混在一起: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教育制度,教育內容。

這三種東西只要被混在一起,教育的成功與否,學生能力的評斷與原因,就容易失焦。也因為這三類些討論全混在一起,台灣教育部官員去芬蘭考察,東學西學,回來後只是效法些表象制度,忽略其他因素,根本不會有像芬蘭那樣的教育效果。

就我所知的芬蘭,最厲害的一點,是沒有任何一個學童會因為經濟壓力失學,這是一個國家社會福利的最高成就。但芬蘭的中小學課程內容與設計,也是以西方二十世紀起發展出來的教育概念為基準,當然就培養學生活躍思考力這點,比華人教育內容的來得進步,但芬蘭與其他歐陸國家或澳洲等國,教育基準並沒有太大差別。應該說,西方教育課程背後的哲學理論從二十世紀發展到此,仍少有突破。當然,台灣的中小學人文教育,連這些二十世紀發展的教育概念都很難趕上。

芬蘭學生高中畢業後,也必須面對競爭激烈的大學考試,能上高學費的補習班也是富裕學生的優勢,Tuomo說,高中生第一年考不上大學窩補習班一年重考,也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如同德國的教育制度,不考大學還是有上職校的選擇。不一定要念大學才能在社會上立足。

因此,既然中小學教育內容與其他西方國家差異不大,大學生的素質其實跟其他歐陸國家並沒有相差太多。反而因為民族性,社會政策或其他因素[註],芬蘭人在歐陸的刻板印象,反而是鬱鬱寡歡不多言。

我的『2009芬蘭年』,有與芬蘭人朝夕相處五個月的觀察與『訪談』;有到赫爾辛基大學workshops面對芬蘭研究生的經驗,我覺得芬蘭教育其實沒什麼大祕密:它有如同其他歐陸國家一樣,跟華人學生比起來較快樂的中小學生,但沒有比其他國家更優質的大學生。而這些快樂的中小學生,長大後若想上大學,要面對的壓力比起台灣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芬蘭教育,最讓人羨慕的,就是政府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學童會因為父母經濟因素而受忽略。台灣教育部官員屢次到歐陸考察想學芬蘭。與其學點皮毛制度亂應用,不如先學會怎樣讓國內每一位弱勢兒童都能受到平等教育與關照吧。


[註]曾看過一則報導,有學者認為芬蘭語系的獨特讓他們認為自己不被了解,處在歐陸鄰國間非常格格不入,也是造成他們特別憂鬱的原因之一。有這說法,但可信度尚待證明!

延伸閱讀:[旅行]我所看到的芬蘭1: 酗酒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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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1日 星期一

[讀書筆記]日治時期台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1

奇怪的很,最能讓我靜下心來讀書幾小時不釋手的地方,還是台灣家裡。

那裡有熟悉的老椅子,加上碼頭邊吹來的海風,無論哪一個圖書館、咖啡館、或者是令我一踏進去就操煩的德國研究室,都無法讓我像在家裡一樣平靜地看書,專注地讀書。

這次回台灣,就在家裡讀了幾本好書。其中讓我獲益最多的,是王錦雀寫的<日治時期台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書是去年就買的,幾個星期前我終於接續去年讀完的書序,從第一章開始細讀起。

這本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背景與研究十分扎實。在進入重點分析之前,前幾章也清楚描繪台灣日治時期的歷史與政策背景。即使這是博論改編,整本書讀起來還是毫無負擔,文字很順暢。

對我來說,這本書最珍貴的地方有三點:

第一在於它的重點擺在教育的內容而非只有教育制度; 就如同作者所說:「有關(日治時期)教育制度敘述的研究極多,而有關學校教育內容,課程,教材的研究卻幾乎沒有。」(p25) [註]

第二是這本書分析的科目是『國語文』與『修身』。即使是當今的台灣教育,這兩類科目的課程內容,都還是爭議不斷。

第三則是作者把這兩個科目的課程內容,跟當時一些民間概況與文化現象作連結,直接分析這兩類課程怎樣影響人們在當時社會的行為。

在更詳細地講述這三點之前,想先提的是,我在讀這本書時,隨著作者的語言描述進入了我阿公阿媽青少年的時代;同時,我腦子裡某部分的開關也常被書的某些章節啟動,依序抓出一些日本殖民時期課程內容與當今教育內容近乎共通的相似點。這部分常令我發笑,因為,讀到作者對殖民時期一些課程的批判,我覺得把這些批評內容的主詞改一下,還是可直接copy & paste,適用於當今教育。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讓我如此受益的原因之一。

(待續)

[註] 根據作者所述: 在這本書之前,林茂生所寫的【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是對「日治時期學校課程內容」研究涵蓋最廣也最精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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