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最近的新疆暴動事件，德國多數主流媒體，無論立場偏左或保守，都不約而同地發出這樣的訊息---新疆暴動與去年的西藏事件都凸顯出一個事實，中國官方，必須自我反省，改變它對少數族群一貫的壓迫性政策。
以下翻譯幾段我這幾天讀到的德國主流媒體相關報導:
明鏡新聞 (Der Spiegel):
...新疆暴動發生以來，漢人死傷超過維吾爾人...中國官方把這次新疆暴動的責任推給2004成立於慕尼黑的世界維吾爾大會，宣稱他們是這次暴動的幕後黑手。而維吾爾大會的代表則譴責中國官方，表示這次暴動是因為中國軍方鎮壓維吾爾人的和平抗議而起。
然而，無論暴動的原因為何，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維吾爾族與漢族間的嚴重的暴力相向。各國對於這次暴動的立場表態都很小心，多是呼籲對此事件調查。但德國對此事件更應加強關注，畢竟，慕尼黑是中國以外，維吾爾族居民人數最多的城市。
去年的西藏與最近的新疆暴動，都凸顯出一個基本問題，北京政府從未把少數族群問題當成是「政治」問題。北京從未試圖找出一個能讓民心滿意的政策。光是建設新街道、新企業、現代化公寓、傳統服裝或民族舞蹈，並非族群融合政策成功的要素。
目前烏魯木齊的暴動 (尤其是暴動爆發得如此快速) 暴露出中國強權管制有多脆弱。北京一直強調「族群和諧共存」，現在證明這只是個口號，這個國家事實上充滿了裂痕。儘管如此，北京政府仍循舊路鎮壓，從未好好分析過暴力的原因、沒有反省，一切責任全推給海外份子。
拉薩與烏魯木齊的年輕人，並非直接受海外份子的教育。逼使這些年輕人不顧後果使用暴力的真正原因---是北京長期以來任由少數民族人權受忽略、壓迫，缺乏一個務實、寬容的政策。
中間偏左的南德日報 (Süddeutsche Zeitung) :
像去年的西藏抗議事件一樣，中國面對暴動的第一反應就是推卸責任。但也像西藏事件一樣，新疆暴力事件當然不是像政府宣傳的、或表面看起來的那樣簡單。
中國政府應該釐清兩件事: 第一是表面上觸發暴動情勢的引線，第二則是真正導致事件發生、長年累積的原因。就新疆暴動來說，前者是廣東省的維吾爾族工人命案，然而，激烈的抗議能夠如此快速蔓延，主因恐怕不是北京政府所宣稱的「有組織的恐怖行動」---漢族中國人長期對維吾爾族的壓迫、與缺乏對種族宗教差異的包容，才是如此大規模暴力事件的溫床。
保守的世界日報 (Die Welt) :
烏魯木齊在歷史上，一直是多種族 (例如漢族、維吾爾、哈薩克、俄羅斯、蒙古人)和平共生的城市，最近發生族群暴動，只顯示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有嚴重缺失。
眾所皆知，中國政府向來不善了解、包容其他文化。少數族群平等的概念，只是出現在口號或者條文裡，從未真正落實。新疆離北京有五千公里遠，但得配合北京的時區與制度，學校早上六點就開始上課，所有課程都是中文，維吾爾語言與文化被減縮到只教民謠，學習傳統歌唱跳舞只為了娛樂觀光客; 居民只要入共產黨或擔任公職 (例如警察或教師) 就被禁止參加周五的傳統宗教儀式。漢族中國人因為政府提供的優惠條件，大量移入新疆，逼使著維吾爾人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漸漸成為少數族群。許多漢族中國人更是仗著經濟優勢，傲慢地歧視維吾爾族人。
2009年7月9日 星期四
德國媒體對新疆暴動的立場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旅行]哥本哈根街頭標誌展
兩周前我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開會，照例在會期開始前一天抵達市區，走到市中心時，見到幾位年輕人正在街頭擺攤，展出他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時收集到的英文標誌翻譯。
以下這些，是我最喜歡的幾個標誌，它們讓我站在哥本哈根街頭，大笑了好幾聲...
只能釣小孩...
請注意車底下的企鵝...
大象申訴部!
這到底是禁止甚麼阿?
好像鬼片裡才會有的警示...
更嚇人的警示, 沒有甚麼比這種無形的威脅還可怕了
最後...This is my favorite...
2009年6月18日 星期四
走上街頭的德國中學生
今早上班途中，巧遇一群罷課、走上街頭示威的德國中學生。他們拿著標有"Schule Streik"(school strike)的旗幟，沿路高喊著---
"我們不滿意現狀，我們要更好的教育!"
已經多次親眼見到或從新聞上看到德國中學生遊行抗議，這些示威，總受到家長與教師的認同與支持。
我認為最有資格示威的，是台灣的中學生。
或許，有那麼一天，他們也能上街吶喊出對教育的不滿與要求; 不再有任何反動的語言，把過度保守的道德意義強加於"教育"上; 不再有千年不變的"教條"，擠壓學生自主判斷的空間; 不再有人對年輕學生的自主發聲，任意抹綠抹藍...
2009年6月7日 星期日
“它從小就很不成材..."
"Kapitalismus war als Kind schon Scheisse"
(Capitalism has been shit since childhood...)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高牆
(刊登於嗷雜誌 2009/05/23)
如同李立偉在文中所提，歐洲大學校園裡的咖啡廳、酒吧內外有酒類廣告，早已是稀鬆平常。例如我居住的城市布萊梅(Bremen)是Beck’s啤酒 的出產地，全城的餐聽都有市民熟悉的Beck’s的廣告，大學校園內餐廳當然也不例外; 夏天傍晚，大學生在校園草坪上喝啤酒聊天，也是熟悉的畫面。此外，許多歐洲大學，根本沒有「校園」這個概念，大學建築分布在城市各處，系館附近不只林立著 讓大學生聚會的酒吧，也不乏更複雜的場所。若依照台灣官員們的邏輯，恐怕這些歐洲大學，都正忽視大學生的單純、正違反教育意義。
教育部如此批評，似乎仍把大學生當成中小學生一般管教，缺乏對成年人的尊重與信任。大學校園本是讓學生準備進入社會的重要場地;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方面批評大學生沒有獨立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卻剝奪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與選擇的自由; 屢次主張強化「單純性」來當作大學校園內與外的明顯分界，又期待大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越過這道高築的牆，輕鬆地進入不怎麼單純的社會。
這些矛盾，還是源自於華人文化對學生身分的保守想像。例如，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不該有意識形態、曾沾過一點負面意義的事物，都不應該觸碰，無論它們被賦予負面意義的原因是否正當，鮮少能有讓大學生自己取捨選擇的空間。教育部官員們或所謂「社會觀感」，已經定義好何謂為「正面」與「負面」。例如菸酒，背負著負面的道德意義，而這些價值論定，還是基於膚淺的表象或（過度保守的）傳統。
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需要能夠獨立判斷價值與道德的公民。台灣的所謂道德教育，仍只是不斷地追求既定的傳統價值名目。中小學生或許仍需要別人引導特定價值的認知，但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需要很大的空間與機會，思考與取捨各種傳統價值，在社會各現實層面與不同角度衡量下會有的衝突。畢竟，現實社會裡，多數現象由複雜因素造成; 一個議題、一件事情的價值，並非可簡單地由「正面、負面」來二分。菸、酒、檳榔等教育部與立委口中的負面物品，還有更多基於社會觀感、學生不宜觸碰的事物，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後，馬上得面臨自行判斷價值的抉擇。
獨立取捨傳統、現實、道德等價值，本來就是民主社會運作需要的能力。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那道高牆，必須慢慢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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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3日 星期六
漢諾威街頭的左翼獨立書店
前一陣子去漢諾威出差，提早到達出差地點，於是在街頭閒晃了一會兒。突然發現一間書店(Buchladen)，與其說像書店，不如說是間堆滿書與古董的小倉庫。時間還早，我走了進去，馬上被新舊混雜的左翼書籍、共產主義名人的肖像與卡片，給團團包圍。
書店老闆看起來約六十多歲，高高瘦瘦還是很帥氣，我心裡馬上OS:肯定是個68學運的鐵漢之一。德文有一個單字Achtundsechziger(68er)，專門label那些當年活躍於68學運的人。這位老闆就是個68er。
他抓起我們眼前的一部標示Das Kapital資本論的DVD，開始口沫橫飛地講述這位德國導演兼作家的拍攝理念與動機。這位到了六十多歲還熱血沸騰的老闆，是真的努力地解釋、想讓我了解。
最後，我不得不離開時，從這店裡帶出的是這位溫暖博學的老伯給我的感動、與八十年前Eisenstein艾森斯坦最終夢想的實現成果---資本論電影版。
2009年5月16日 星期六
紀錄片形式，決定觀眾觀點的改變
上個月，台北的「城市遊牧影展」播放了一部新加坡紀錄片<李家王朝> One Nation Under Lee。基本上，這部紀錄片很直接明瞭地揭露了新加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面貌。例如，全片穿插新加坡國內受政治迫害者的訪問、抗議的影像、與清楚的社會背景解說，外加一些統計數字與資料，不少畫面就如同電視廣告一般，直接打出文字訊息與數字、口號，配上激動人心的音樂，成了一部直接強烈的propaganda宣傳性紀錄片。它把新加坡政府壓迫言論自由的獨裁霸行、與要求民眾起身行動的呼喊，毫不包裝地直接傳遞給觀眾。
影片映後有個座談，有在場觀眾發言，讚揚這種宣傳性的紀錄片，對於藝術形式來說，是「誠實」的形式展現。他的意思約莫是，眾所皆知，紀錄片這型類，根本不可能中立地揭發事實，這部強烈的宣傳影片，反而才是誠實地把「不中立」這個特性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直接告訴觀眾，「我們就是要宣傳、我們正要改變你們的想法」。
然而，暫且不提它被詮釋為「誠實」有無意義，這類強烈宣傳性紀錄片的製作，或許忽略了一項當代很重要的影像論述形式(visual discourse)研究成果---
許多實驗與研究文獻，都已能證明，像這樣的宣傳性影像論述形式，的確可以清楚地向觀眾「傳遞」訊息，但無法有效地「改變」某些觀眾根深蒂固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時的競選宣傳廣告，它傳遞的訊息，能改變的是尚未決定的中間選民，並無法改變長期支持某政黨的選民。
「訊息傳遞」與「有效改變觀眾既有的觀點」，是兩種雖相關卻不一樣的功能，在影像層面來說，會由不同的形式來落實。
這部<李家王朝>紀錄片裡強烈的宣傳形式，最大功用，在於讓我們這些非新加坡人了解新加坡發生甚麼事，而它所用的語言、影像與音樂，或許可激勵那些正反抗新加坡政府的社運人士; 然而，它沒有足夠的力量，改變那些長期被政府洗腦、堅信政府萬能、天下太平的新加坡人。而改變後者，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最終目的。
要利用影像形式「改變」某人已經習慣的觀點很不容易，但有效的方法，是讓這些目標觀眾，在觀看影像時，進入一種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情境，讓他們找到這些情境與自己切身的關聯，換句話說，靠得是「同理心」的喚起。
這樣的例證，甚至可以追朔至西方中古時期的藝術演變---
中古時期歐洲藝術以宗教為主，為了「傳遞」聖母與耶穌基督的「神聖萬能」的概念，繪畫與浮雕中的聖母與耶穌基督，不只表情與動作皆僵硬，身型比例刻意被放大以顯重要性; 而其身旁平民人物的描繪，則被刻意縮小以展現大眾百姓的渺小，身型相較之下，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說，此時的藝術，主要傳遞聖母與耶穌的"偉大"。
到了十三世紀初，義大利聖人法蘭西(Francis of Assisi)，發現民眾漸漸無法感受天主教與自身生活的貼近、不再由衷信仰宗教或樂意進教堂，於是，他找了一些人，在市區廣場，扮演起耶穌受難聖母哀悼的場景。這些真人演出，有效喚起了民眾對於"母親哀子"的同理心; 於是，宗教繪畫、雕塑，同樣基於利用同理心「改變」信徒行動的功能，不再以大比例、完美無表情來「傳遞」聖母與耶穌神聖的概念，而是越來越講求比例真實、情感描繪的貼近民眾。這樣的藝術功用與潮流，後來造就了以「人」為本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成為西方藝術發展史的重要轉戾點。
回到現代。當天台北的影展，某位與談人也提到，新加坡人居然能普遍堅信政府長期建構出的那套論述且認為言論自由事不關己，他覺得很不可思議，而到底該如何讓這些新加坡人真正放棄已習慣的論述，才是改變新加坡社會的主要關鍵。
那次座談的重點之一，是「紀錄片如何介入社會現實?」，但當天時間有限，討論仍著重社運現況。而我對以上這問題，遲來的回應是---
紀錄片等媒體影像的「形式」，決定此片的「功能」。它可用來傳遞資訊、可激勵奮鬥中的同志們，或者，它也可改變觀眾原本堅信的觀點、讓他們起身行動。要達成第三種功能，影像呈現的論述，無論是視覺、聽覺、語言的操弄，都需要能真正有效地讓觀眾的同理心被喚起，讓觀眾在看這些影像時，輕易把自身放進影像情境裡，燃起切身的感受。否則，它的功能，就停留「傳遞」。當然，不可否認，「傳遞訊息」也可是紀錄片的好用功能，此部新加坡紀錄片之於我們這些外國人，即是一例。
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五月龐克大遊行
五月, 在春天的陽光下, 德國龐克們照例大遊行. 這天若上街, 背景襯著的是露天表演的龐克樂團吶喊聲, 映入眼簾的, 是牽著大狗, 握著啤酒瓶的龐克們, 正揮著红黑色"安那其"大旗; 有些成群結隊遊行, 有些坐在草地野餐.
這些年輕人, 很多是"環保龐克", 野餐完, 遊行完, 帶走酒瓶與垃圾, 讓市民無理由抱怨, 龐克的存在, 有礙市容...
20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培養理性 應學習就事論事的能力
本文刊登於 聯合教育論壇2009/04/21
台灣學校教育發展至今，仍未出現有系統的教育方法，長期培養學生理性地就事論事、針對議題探討的能力。這樣的後果，是台灣社會在政客與名嘴過度操弄族群與藍綠議題後，充斥著激憤的非理性語言。這些語言，常以針對「某些人、某群人」為出發點，當「這些人、這群人」被標上了 「非我族類」的標籤後，他們的一切作為與言行，無論關於何類議題，直接被判定為負面惡行。
台灣的教育，若無法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就事論事的能力，往後台灣的下一代，仍將繼續輕易地全盤接收這些語言操弄。只要是自己信仰的政黨或者公眾人物，反對某群人或某意見，他們即刻被淹沒於政客名嘴營造出來的情緒氛圍; 台灣社會的裂痕，亦將不斷地繼續加深。
以歐洲與澳洲的教育為例，理性能力的培養，融入在許多人文學科裡。例如，品格教育，著重在思考某些品格特性與情境場合的合適度，而非過度推崇某些品格或禮儀項目，試圖將學生培養成道德糾察隊; 畢竟，不是每一種品格特質，都可以在社會各式情境下通盤適用。於是，被認定有某種品格的公眾人物，他們的所有言行與立場，也不一定適用於社會各領域。換句話說，品格教育，重點並非在強調某品格特質的無限正確性，而在於它們應用在各種社會領域與議題上的適合度與否。
再以國語文教育為例，理性的培養，落實在讓學生了解並非收錄於課本教材裡的文章，必定是無可挑剔的。這些文章，文字用詞或許優美，但內容觀點不一定適合於現代; 或者，這些文章的內容，甚至可以激起我們針對周遭議題的反思。再者，並不一定每位讀者，都必得贊同課本文章的內容。因此，國語文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是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並針對文章內容所呈現的觀點，讓學生表述對作者論點的贊成與反對; 而非只求吸收內容，沒有透過探討就全盤接收文章的觀點。
近年來，多位年輕一代的老師們，盡力地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下，努力地找出培養學生活躍思考的方法; 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然而，台灣教育體制裡，尤其是中學，仍需要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性的教育方式，長期培育學生的思考力，以加強學生針對「事、議題」的表述意見的能力。並讓學生理解，無論意見的提出者是否公認有某些品格與地位，我們是否接納某意見的關鍵，應是此立場對自身社會的影響，而非議題由 「誰」來提出。毫無思考過程、盲從於某些人物或團體，是一個社會裡，理性的最大殺手。
2009年4月17日 星期五
我眼中的老德: 理性冷靜的歷史原因
回到台灣, 很多人常問我有關德國人個性特質描述, 例如冷漠, 理性, 直接無禮, 求效率等等,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無法廣述全德城市各角落的狀況, 但這八年來與我一起工作生活的德國同事與朋友, 的確大多數都符合了這些刻板印象
目前與我每天一起上班的, 約莫有五六位德國人, 有些是系上教授, 有些是博士生. 他們多數政治立場偏左, 他們也是我與德國社會文化的橋樑, 我常把一些我在網路上讀到的台灣新聞與社會現狀, 拿來問他們的看法. 例如, 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德國, 他們會如何看待.
長久下來, 我與德國朋友們都認同, 德國社會, 某方面來說, 理性的可怕.
而很有趣的是, 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德國那段到現在都甩不掉的二戰納粹歷史.
例如, 在台灣很好用的"愛台灣"口號, 到了德國, 直接成為丟臉的行為---二戰時喊太多"愛德國"所造成的悲劇, 以至於目前的德國人, 除了新納粹之外, 很少人能大喇喇地說得出口愛國或者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 德國四處掛起了红黑黃三色國旗, 我目睹許多60,7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 嫌惡嘲諷地說, 這大概是二戰之後的難見盛況, 新納粹現在一定最得意...
不像台灣某些政客可以肆無忌憚地說"支那豬", 德國社會, 納粹歷史未結, 平反與轉型正義行動, 還不斷繼續, 因此除了扶植新納粹的政黨, 鮮少有政客敢再操弄民粹言語, 針對另一國家或族群的人惡意謾罵.
我所見到的德國社會, 因為歷史包袱的緊箍咒, 也有許多絆腳石, 對以色列的無限支持的態度, 即是其一. 然而, 這個歷史包袱, 也讓多數德國人幻滅, 無須再信仰某政黨可以是萬能, 某領導人可以是全能, 再者, 舉辦任何大活動用以推崇某政經領導人, 無論在世或已故, 無論是否屬於自己認同的政黨或團體, 都是没必要, 甚至有可能有負面影響.
没有了情緒性的愛國字眼, 大家只好就事論事, 談起議題. 沒有"相忍為國"這種概念, 只要有人受壓迫, 就該支持他們上街抗議. 60年代的學運與70年代掀起大紛擾的RAF, 更是讓那些大資本家, 披起了狼皮. 任何議題, 例如對環保, 不能再以拼經濟為由正當化.
這個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其他問題, 很多是與台灣不同的問題, 目前也有沒能倖免的經濟危機. 以上只是在我關注的層面下, 透過我身邊的德國人和德國社會的接觸後的感想. 對社會文化特性的真正了解, 常由比較差異而來. 這幾年親身體驗的老德特質與社會理性, 不管是正面負面, 都讓我同時更了解台灣的某些社會文化特性; 德國友人, 也透過我的對台灣的描述, 看見了自己的怪異.
"別人對我們的刻板評價，照這麼說來，其實都是真的..." 他們常這樣說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