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Oskar八週大了。這八週當媽的日子，或許也是產後賀爾蒙作祟， 心情起伏複雜真的不是文字可以形容。德國的工作福利讓我有一整年育嬰假，我得以全心照顧Oskar最少到他滿一歲。『全職媽媽＋家庭主婦』是我去年以前從未想過的工作title。現在我極度享受每分每秒都能與兒子在一起的時光，每天都能驚歎新生兒如何展現人類最初始的本能和慾望、驚奇新生兒身心發展的快速進度。
回想我的生產過程，即使才過八週，曲折戲劇化的產程細節，已像是遙遠的回憶。德國這一個世代很崇尚『自然』，我身旁多數朋友都是選擇沒有任何『催生』或『無痛麻醉』的干擾下，讓生產過程『很自然的來，也很自然的結束』，背後的哲學是這樣的：產婦不是病人，生產不是治療疾病，懷孕生子都是大自然安排好的，只要順從自然法則就會一切美好順利，產後回想甚至會是令人享受的經歷。--- 於是我們特替挑了一個崇尚人智史坦那哲學的醫院，坐落在森林裡，環境美好，每個產房空間寬廣，大窗戶看出去是一片森林的綠。整個懷孕過程我都期待經歷朋友們口中描述的溫柔生產，若有可能甚至可以水中生產。
我的確有作到讓兒子很自然的來，沒有催生，他預產期過後八天他才不情願地讓我開始陣痛，那時他的體重與身形已經都遠遠超過平均。原本計畫水中生產，所以產程不打無痛麻醉，於是，我經歷此生從沒有體驗過的疼痛，兒子頭太大，整整24小時後，他還是因為大頭找不到產道自己出來，在我快休克之前，一向反對任何不自然產程的醫生，很涵蓄委婉的宣布我難產，於是，『讓產程溫柔自然的結束』，完全落空。
兒子是半夜十一點出生的，產房外森林裡，可聽到貓頭鷹『嗚呼～嗚呼～』的齊鳴，好像在幫我們加油。陣痛到最高點時，我雖聲嘶力竭，身體承受最大的痛苦，內心其實很平靜，最後痛到最高點時，我腦中竟想起吳念真講過的一段話：『媽媽老去之前，我曾問她：「妳一輩子都在為別人付出，難道不會覺得很不值得？」她牽起我的手說：「你真傻，女人連生孩子這麼痛都能忍，還有什麼不能犧牲？」』
Oskar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跟我每天朝夕相處。這間人智醫院號稱是baby friendly模範醫院：所謂baby friendly大概也代表媽媽不friendly： 母嬰同室，沒有人會幫忙照顧嬰兒。即使生大頭Oskar的整個生產過程讓我精疲力盡，Oskar出生當晚， 他已經直接睡在我懷裡。 『愛情，是人類唯一知道飛翔的方法』，胡晴坊在「濫情者」裡是這麼說的; 現在我覺得，擁有新生兒也能讓人體驗飛翔; 或者應該說，這兩個月，每天懷抱照顧初生的兒子，就像又談一次戀愛那樣，每分每秒都想跟他在一起，常常甜蜜得要飛上天---尤其是當他煩躁哭泣時，兒子的爸爸無論怎麼搖怎麼唱歌跳舞都沒法讓他平靜下來，或許因為親餵母乳，兒子只要窩到我懷裡，就能平靜安穩的睡著，這點讓老公嫉妒不已; 然而，當我猜不透他內心，無法取悅他而束手無策時，還是沮喪地覺得自己像陳綺貞的歌名『失敗者的飛翔』。
Oskar出生後我的時間已經被切的碎碎的，很難一次完成某一件事情，每天打開電腦，看了幾則新聞、看了FB上親友的訊息，還沒有回覆過癮Oskar已經開始大哭呼喚。好幾次，某些母子溫馨片刻讓我內心澎湃感動，才剛開啓檔案準備紀錄，餵奶的使命就已降臨。以上這幾行文字也是趁Oskar睡覺時斷斷續續拼拼湊湊紀錄下來。
吳念真在「這些人那些事」裡提過：『該記得的不會忘記，會忘記的就是不重要的東西』。好吧，那就先相信吳念真講的吧～
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
[心情]當媽八週小感想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悲情歷史的包袱，人類價值的蘊藏
本文刊於嗷2010/11/11 (嗷雜誌的版本有附圖片)
「身為人文主義者，我相信，人類歷史是極複雜的載體，它承載了如『正義、壓迫、創傷』等概念。若有人宣稱歷史不重要、應該拋棄舊史觀，以眼前現實為基礎重新詮釋，這種觀點我是絕對不同意的。」---薩依德 (Edward W. Said)，《並行與弔詭：薩依德與巴倫波因對談錄》
德國歷史學家，最近公佈了一份令人譁然的調查報告：二戰後，許多希特勒政府的外交官員，在戰後六十多年來，竟得以成功掩蓋納粹背景，繼續留任外交部，甚至光榮退休。這些外交官員，在過去六十多年來極力撇清自己與屠殺暴行的關係，聲稱當年第三帝國外交部對大屠殺一無所知。然而，新出爐的報告發現，當年外交部官員的訓練課程之一，就是參觀集中營，瞭解猶太人的運送與屠殺過程。 原來，六十多年來，德國外交部竟充斥著一群直接參與屠殺的老納粹。
1968年，是德國史觀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68的德國學運，年輕人上街頭訴求的目標之一，即是揭開德國社會在二戰後刻意迴避的納粹歷史，他們要求正視德國歷史的創傷、質疑自己的父母輩對納粹屠殺的噤聲與放縱；他們對幫助過納粹的德國企業施壓，要求這些在戰後繼續獲利的企業，公佈與納粹牽連的歷史。68 學運，正式開啓了德國人對這段歷史的正視與對全社會的反省；納粹德國所造成的歷史悲劇，不能再單一歸罪於希特勒與他身邊的邪惡團體。
1968學運名人之一，是綠黨的Joschka Fischer，他在1998年成為施洛德(Gerhard Schoeder)的內閣成員，接下外交部長一職。正因為他在任期中，委託歷史學家調查「德國外交部可能有納粹」的傳聞，才有最近發表的結果。這些納粹外交官員逃過了1968年德國學運的「清算」，學運四十多年後的今天， 他們終究還是被當年的68學運世代，推到幕前接受社會公審。
這份外交部的歷史調查結果一刊出，德國綠黨黨魁Claudia Roth也在媒體訪談中說，德國應該更進一步清查所有部門裡的納粹景背景。Roth說，這並不只是份歷史調查，揭發與面對醜陋歷史真相，是對抗現存的社會歧視與打擊新納粹最有效的辦法。
回到台灣，常在媒體上看到某些政客如此呼籲：今天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早已擺脫二戰冷戰歷史陰影，所以台灣應該擺脫過去白色恐怖的悲情史觀、 政治和思維應該以當今與未來經濟為基礎、不應該被沈重的歷史觀壓得喘不過氣---
這些政客宣稱「世界大多數國家已擺脫歷史陰影」，當然不是事實。以德國為例，主流媒體仍持續追蹤近年陸續出爐的二戰故事，對這段歷史必須持續檢視的呼籲，從沒有間斷，對『二戰德國歷史觀』的爭議也從未停止。 二戰結束雖已六十五年，納粹歷史的陰霾，仍籠罩著德國社會。六十五年，還是太短；六十五年，比德國人平均壽命還短，目前，很多德國家庭都仍存有親身經歷二戰的流離故事。
而二戰後到1989年之間前東德政府的人權壓迫，許多事件仍未公開處理與反省。例如，前東德國家安全局(Stasi)裡負責設計刑求政治犯的心理醫師，至今還在東德開業；許多直接參與過政治迫害的前東德官員，仍居要位。德國媒體，除了近幾年幾部描繪前東德政治犯經歷的電影以外(例《竊聽風暴》The Live of Others)， 今年德國電視台ARD才製作了第一部影集Weissensee，首次以電視連續劇的形式播出前東德人民被國家安全局警察監聽、監禁的細節。當代德國社會，才正準備開始述說這段壓迫歷史的故事；中青世代，仍掙扎著如何反省這段還太新的歷史。
台灣也有很長一段白色恐怖與獨裁壓迫的歷史，很多故事尚未被陳述；和德國一樣，很多台灣家庭裡都還藏有壓迫歷史導致的悲情與流離。當然，台灣有比德國更複雜的問題，台灣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以及台灣社會很難突破的藍綠二分思維，讓「社會如何持續反思白色恐怖的壓迫歷史」、「反中情緒」、「未來如何向前(錢？)看」這些議題難以釐清。然而，我們選出的政治人物，任務難道不是想辦法帶領台灣走出一條能兼顧這些議題的路？而現今許多政客在媒體上的呼籲，竟是主張別在沈浸於歷史陰霾以杜絕反中情緒，應該以經濟為主，重新定義歷史觀。這樣的言論，如同要台灣社會拋棄如「正義、人權、壓迫、創傷」等人類世界重要的價值。如薩依德所說，這些概念是由歷史承載；而持續對過去歷史的持續追蹤與反思，是彰顯與深刻瞭解這些價值的方式。抽離了這些價值，台灣社會的民主思維，除了選舉、利益、金錢數字，還剩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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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8日星期四
與其唱國歌喊愛國，不如實踐多元包容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10/10/27
教育部長日前主張中小學應恢復在朝會唱國歌，原因是台灣社會需要加強愛國教育， 並表示「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應該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很重要，現在卻被忽略了」。部長也舉出教育基本法中「教育的目的在教導人民民主的意識、多元的包容、培養愛國教育」的規章來強調愛國的重要。這番呼籲引起的迴響，多是認知到台灣因藍綠與選舉而撕裂的社會，是真的需要有某種「不分藍綠」的精神，強化人民的國家認同。而「愛國」似乎是最好用、乍聽之下又超脫藍綠口號。
培養國家認同，其實正如部長所舉出的教育規章所述，重點應該在「民主的意識」與「多元的包容」；而很諷刺的，若認為唱歌喊口號能灌輸學生國家認同，甚至要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有肅然起敬的心，其實是看低了台灣學生的思考能力。
的確，台灣是個存在多元價值的社會，社會有極大差異的觀點與聲音，政客或選舉時所操弄的族群議題，也無情地撕裂族群和諧的關係。基於這樣的憂慮，教育者的確有理由認為台灣中小學教育裡應該要有讓社會導向和解之路的某種關鍵精神，讓學生對台灣有不分藍綠的集體認同。然而，我認為，國家認同教育之路，其實起於多元思考與包容差異的精神。
多元思考力的關鍵在於，學生有沒有能力在別人想要灌輸他們某觀點時，能夠跳脫出某個價值框架的束縛，例如暫時撇開充斥媒體的主流價值，從多元的角度觀察思考不同觀點間的可能衝突，然後才獨立決定要不要相信接受這樣的觀點；再者，面對與自身利益和喜好不同的意見，能否用同理心理解包容各種聲音，而非將意見不同者貼上非我族類的標籤。民主教育，重點並非只有選舉投票，民主意識的教育，正是基於對不同意見的理解包容能力。想要利用教育促進國家認同，與其要學生集體唱國歌，不如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讓下一代走向社會和解之路。這才是實際的方法。
除此之外，華人教育傳統有個普遍的現象，就是抽象概念與行為實踐的教育，若不是兩者有極大的落差，就是讓行為規章成了教條。道德名目能背誦得朗朗上口的學生，不見得知道這些抽象概念如何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如何用不同的行動實踐。
舉「愛國」這個極抽象的概念為例子。在教育部長灌輸自己要「愛國」的情況下，學生能否進一步思考，這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應該如何實踐？例如，教育部長說，支持台灣政府和國旗是愛國、關懷台灣鄉土是愛國；然而，若政府政策或者主流價值明顯破壞台灣環境與土地，台灣的學生是否懂得衡量、重視鄉土與環保的價值，而非盲從主流？
民主社會裡，道德教育的精髓，其實是教導學生認知不同社會脈絡下應該如何活躍地衡量行為的實踐，而非讓學生誤以為：這世界上真有某行為規章能永遠落實某種道德，每人都無須思考脈絡、只要遵循規章即可。因此，把「唱國歌」或者「看到國旗聽到國歌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些行為，直接與愛國劃上等號，反而簡化了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對「愛國教育」應有的深刻理解、忽略了國家認同教育最需要的活躍思考力與多元包容力。
2010年6月17日星期四
我所看到的柏林2. 群眾的期盼
Business today consists in persuading crowds.-- T.S. Eliot
攝於2010年二月，柏林影展，寶萊塢電影My Name is Khan首映。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10年五月，柏林文化節，嘉年華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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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
Contrast & contradiction in Shanghai
Old vs new, prosperous vs destitute, tradition vs westernization, communism vs capitalism...
上海的對比與矛盾，無所不在，呈現在城市各角落...
攝於April 2010
2010年5月1日星期六
We need to reflect...
into the past...
and...
the twisted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history.
攝於 April 2010
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
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
大人們別小看兒童的判斷力啦
回台灣時我其實很少看電視，前幾天我看到這篇部落格文章裡，講述之前台灣卡通會打馬賽克蓋掉某角色刁香煙的事情，我不只啼笑皆非, 還真是很驚訝。
這是前幾天的新聞，國健局因為香吉士每天嘴巴刁著香菸，認為會對小朋友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規定以後香吉士的香菸都要噴霧或馬賽克。雖然後來被抗議後取消了，但這還真的是一個蠢方法。
我覺得這不只是一個超蠢方法，且是"官員沒有先作功課與深入了解就亂定規定一通"的又一例。
兒童的判斷能力其實很強。
雖然我們對人類的智慧如何生成仍所知有限，但幼兒都有很強的情境判斷能力，早已是近年來認知科學多次檢驗後的事實。有個知名的實驗就可以證明。
這實驗是這樣設計的(註)：
實驗的工具是一張桌子，上面設有電燈開關。第一組研究員先在幼兒面前，兩隻手平放在桌面上，刻意不用手卻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受試幼兒看了看，之後被吩咐開燈時，他也摹仿之前大人的怪行徑，用頭去頂開關。
而對照組，是由研究員出現在另一組受試幼兒面前，但這次研究員假裝很冷，全身裹了條毯子坐在桌前，手包在毯子裡，坐定後一樣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之後幼兒被吩咐開燈時，他們卻都自然地用手去開, 而不是摹仿研究員用頭去頂。
因為---即使是幼兒, 也有能力觀察事物脈絡與因果關係。
在對照組實驗裡，這些小孩子觀察到, 裹毯子的研究員得用頭去頂開關, 是因為手包在毯子裡, 是不得已的行為. 也就是說, 小孩能判斷這個行徑發生的背後原因. 他們自己身上沒有裹毯子，因此被吩咐要開燈時，就用手使用電燈開關較方便--- 正常的幼兒只有在觀察不到原因支撐某行徑，才會認為這些行徑應該是正常，例如第一組實驗就是如此。
看到卡通人物的行徑，幼兒很自然會從故事脈絡裡判斷此人行為的情境原因，要讓兒童看了電視某人的行為後就起身去模仿，要有很多其他因素相佐才會發生, 例如, 他想要成為這類角色, 或者也想要身在這樣的情境. 但這些因素已經不是看到"卡通人物在作某事(例如, 看到某人物嘴裡有根煙)"就會造成, 而是他父母或社會帶給他的週遭環境使然.
事實上，膚淺地把影像裡可以看到的某元素直接『汙名化』，本是個錯誤的概念。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是戰爭電影.
戰爭電影通常有最多的打殺爆炸場面. 這些會被一般人標為"暴力血腥"的元素, 它存在的功用常是為了突顯正面的價值：例如, 戰友間的合作救援，戰爭的無情，友情與生命的可貴，等等。若認為打殺爆炸畫面很暴力就把它馬賽克掉，這些正面價值就無法有效呈現。
暴力或任何道德的定義，本來就不是"看到什麼行為就可label"這麼簡單。意義與價值，都要在更廣的脈絡情境下才能判斷，這本是連幼兒都有的天賦，是之後僵化的教育與膚淺的社會，才硬是暴力地壓垮了他們天生的能力。
(註)實驗出處:
Gergely G, Bekkering H, Király I (2002)"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Rational imitation in preverbal infants" Nature, 415.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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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7日星期三
雕像的命運; 歷史的見證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2010/02/11
德國首都柏林，目前正在籌劃一個工程浩大的歷史大展。2013年8月，一場名為『揭開歷史：柏林與她的雕像』的展覽即將開幕。 更確切一點，這場展覽的重點是“Disgraced Statues” -- 那些在柏林歷史裡曾見證過集權壓迫的雕像，即將重新矗立，集中展出。
目前最受矚目的，是1991年在柏林被推倒的列寧。這尊原本身長十九公尺的大石怪，曾經是全柏林最巨大的列寧分身。這尊雕像，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被拆 除。四分五裂的身軀，象徵了當年柏林人對前東德共黨的正式揮別。德國賣座電影《再見列寧》更十分寫實地描繪這尊雕像的崩毀，對東德人的象徵意義 。
(圖片來源：Sony Pictures Classics)
這尊十九公尺的石怪被五馬分屍後，只剩下一顆3.5噸重的列寧大頭，被遺忘在柏林郊區某處沙坑裡。二十多年後，這顆大石頭，即將回到柏林市區，與其它『石怪銅怪』們共同進駐柏林市新成立的『歷史雕像博物館』。
(圖片來源：AP)
新落成的博物館，是由市區一座文藝復興式古堡(Zitadelle Spandau)翻新改建，預計將收集的一百座歷史雕像，除了近代冷戰時期東柏林市區林立的共黨象徵外，還有由十八世紀普魯士王朝所建、象徵軍事主義的雕像，以及納粹德國依所謂『完美亞利安人種』的法西斯美學所鑄造的各類塑像。 事實上，一些東歐國家也早有類似的『Disgraced Statues展覽場』，例如在莫斯科的Fallen Monument Park、布達佩斯的Statue Park，都可看到共黨集權時期的明星政治人物雕像。
這些展覽場，當然不是讓人緬懷與膜拜的地方。德國策展人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大展有層重要意義，就是讓觀展者反思，非理性地膜拜政治人物、在公共空間設立雕像藉以推崇某種意識形態的行為，能對人類社會有怎樣的危機。
不是嗎？世界上每段鐵腕政權裡都有被過度神化的領袖，他們是真理的化身；集權政府需要『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精神支柱，樹立街頭的雕像正是他們完美形象的展現。二十世紀的歷史，讓現今德國人唾棄反科學反民主的個人崇拜政治環境，別說公共空間的雕像肖像，德國媒體若有意正面褒揚政商名人，用詞得小心翼翼，一切對事不對人。不是德國人天生理性過頭，而是有甩不掉的歷史惡夢。
二十一世紀人類早已領悟，各類的歷史產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應該在脈絡化後的歷史情境被評斷檢視：沒有任何一類理論思想永遠是真理；受膜拜推崇過的人與物，縱使不曾失去歷史重量，當代人類對他們的價值評斷也會依時代演進而變動。
而博物館展覽，不正是這類理性思考最好的歷史教育空間？柏林將展出的石像銅像，每尊身上都刻印著複雜的歷史脈絡 、也承載著戲劇化的命運；歷史的波瀾曾讓它們坐擁光環、也曾將它們棄如敝屣。現在，這些雕像陸續回到曾佇立數十年的柏林市，背負起歷史教育的重任，襯著對每尊雕像最真實的命運描述，它們提醒觀展者『理性與反思』的重要。
台灣不也已經有一座現成的歷史雕像展覽場？桃園縣政府不遺餘力地收集了全台兩蔣雕像，名為『慈湖紀念雕像公園』。然而，它『紀念』的是什麼？官方網站對這個雕像公園的定位為『全世界唯一為單一個人的雕像所設立之紀念園區』--- 它當然會是『全世界唯一』，因為二十一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早已對『個人崇拜』的所有行動高度敏感。
當今台灣人對過去蔣氏政權歷史，由於很多複雜的政治或經濟原因態度不一。然而，無論觀展者態度為何，慈湖的雕像展覽若能襯著台灣歷史脈絡，真實地刻畫出每尊雕像獨有的境遇，以『面對台灣歷史』而非『紀念單一個人』為展覽重點，每尊雕像與它的命運，正可以提供觀展者絕佳機會，思考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只把這樣的雕像展覽打造成『有庭園造景及小橋流水的雅致藝術公園』(註)，太浪費歷史教育空間、太簡化歷史感的意義、也太看輕台灣人民的理性與反思的能力了。
◎註：引自網路『兩蔣文化園區』的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