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 聯合教育論壇2009/04/21
台灣學校教育發展至今，仍未出現有系統的教育方法，長期培養學生理性地就事論事、針對議題探討的能力。這樣的後果，是台灣社會在政客與名嘴過度操弄族群與藍綠議題後，充斥著激憤的非理性語言。這些語言，常以針對「某些人、某群人」為出發點，當「這些人、這群人」被標上了 「非我族類」的標籤後，他們的一切作為與言行，無論關於何類議題，直接被判定為負面惡行。
台灣的教育，若無法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就事論事的能力，往後台灣的下一代，仍將繼續輕易地全盤接收這些語言操弄。只要是自己信仰的政黨或者公眾人物，反對某群人或某意見，他們即刻被淹沒於政客名嘴營造出來的情緒氛圍; 台灣社會的裂痕，亦將不斷地繼續加深。
以歐洲與澳洲的教育為例，理性能力的培養，融入在許多人文學科裡。例如，品格教育，著重在思考某些品格特性與情境場合的合適度，而非過度推崇某些品格或禮儀項目，試圖將學生培養成道德糾察隊; 畢竟，不是每一種品格特質，都可以在社會各式情境下通盤適用。於是，被認定有某種品格的公眾人物，他們的所有言行與立場，也不一定適用於社會各領域。換句話說，品格教育，重點並非在強調某品格特質的無限正確性，而在於它們應用在各種社會領域與議題上的適合度與否。
再以國語文教育為例，理性的培養，落實在讓學生了解並非收錄於課本教材裡的文章，必定是無可挑剔的。這些文章，文字用詞或許優美，但內容觀點不一定適合於現代; 或者，這些文章的內容，甚至可以激起我們針對周遭議題的反思。再者，並不一定每位讀者，都必得贊同課本文章的內容。因此，國語文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是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並針對文章內容所呈現的觀點，讓學生表述對作者論點的贊成與反對; 而非只求吸收內容，沒有透過探討就全盤接收文章的觀點。
近年來，多位年輕一代的老師們，盡力地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下，努力地找出培養學生活躍思考的方法; 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然而，台灣教育體制裡，尤其是中學，仍需要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性的教育方式，長期培育學生的思考力，以加強學生針對「事、議題」的表述意見的能力。並讓學生理解，無論意見的提出者是否公認有某些品格與地位，我們是否接納某意見的關鍵，應是此立場對自身社會的影響，而非議題由 「誰」來提出。毫無思考過程、盲從於某些人物或團體，是一個社會裡，理性的最大殺手。
20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培養理性 應學習就事論事的能力
2009年4月17日 星期五
我眼中的老德: 理性冷靜的歷史原因
回到台灣, 很多人常問我有關德國人個性特質描述, 例如冷漠, 理性, 直接無禮, 求效率等等,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無法廣述全德城市各角落的狀況, 但這八年來與我一起工作生活的德國同事與朋友, 的確大多數都符合了這些刻板印象
目前與我每天一起上班的, 約莫有五六位德國人, 有些是系上教授, 有些是博士生. 他們多數政治立場偏左, 他們也是我與德國社會文化的橋樑, 我常把一些我在網路上讀到的台灣新聞與社會現狀, 拿來問他們的看法. 例如, 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德國, 他們會如何看待.
長久下來, 我與德國朋友們都認同, 德國社會, 某方面來說, 理性的可怕.
而很有趣的是, 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德國那段到現在都甩不掉的二戰納粹歷史.
例如, 在台灣很好用的"愛台灣"口號, 到了德國, 直接成為丟臉的行為---二戰時喊太多"愛德國"所造成的悲劇, 以至於目前的德國人, 除了新納粹之外, 很少人能大喇喇地說得出口愛國或者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 德國四處掛起了红黑黃三色國旗, 我目睹許多60,7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 嫌惡嘲諷地說, 這大概是二戰之後的難見盛況, 新納粹現在一定最得意...
不像台灣某些政客可以肆無忌憚地說"支那豬", 德國社會, 納粹歷史未結, 平反與轉型正義行動, 還不斷繼續, 因此除了扶植新納粹的政黨, 鮮少有政客敢再操弄民粹言語, 針對另一國家或族群的人惡意謾罵.
我所見到的德國社會, 因為歷史包袱的緊箍咒, 也有許多絆腳石, 對以色列的無限支持的態度, 即是其一. 然而, 這個歷史包袱, 也讓多數德國人幻滅, 無須再信仰某政黨可以是萬能, 某領導人可以是全能, 再者, 舉辦任何大活動用以推崇某政經領導人, 無論在世或已故, 無論是否屬於自己認同的政黨或團體, 都是没必要, 甚至有可能有負面影響.
没有了情緒性的愛國字眼, 大家只好就事論事, 談起議題. 沒有"相忍為國"這種概念, 只要有人受壓迫, 就該支持他們上街抗議. 60年代的學運與70年代掀起大紛擾的RAF, 更是讓那些大資本家, 披起了狼皮. 任何議題, 例如對環保, 不能再以拼經濟為由正當化.
這個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其他問題, 很多是與台灣不同的問題, 目前也有沒能倖免的經濟危機. 以上只是在我關注的層面下, 透過我身邊的德國人和德國社會的接觸後的感想. 對社會文化特性的真正了解, 常由比較差異而來. 這幾年親身體驗的老德特質與社會理性, 不管是正面負面, 都讓我同時更了解台灣的某些社會文化特性; 德國友人, 也透過我的對台灣的描述, 看見了自己的怪異.
"別人對我們的刻板評價，照這麼說來，其實都是真的..." 他們常這樣說自己.
2009年4月14日 星期二
Magnolia in Spring
復活節假期，北德放晴，騎車穿越市區，迎面而來全是各式花香。五年多來，我每天上課、上班，都會經過這株木蘭花樹。今年，是我在布萊梅的最後一個春天。今天特地走向前去拍下這些花。
每年的四月，這株樹必百花綻放，然而，木蘭花盛開幾天後就漸漸凋落; 每年此時，往返學校途中，只要看到這些花，都會想起，一年又已過...
2009年4月13日 星期一
流浪伊斯坦堡2 -- 21世紀人類繼續吃"造神"這一套
出發前，伊斯坦堡的旅遊書上，某項叮嚀背包客的注意事項，讓我發笑:
到了伊斯坦堡，請記住要對阿塔圖克的雕像、照片展示尊敬，有一絲玩笑或不敬表現，會惹來麻煩。
到了伊斯坦堡，我知道這不是玩笑話。
阿塔圖克Ataturk這個字，就是"土耳其人的父親"之意。他的豐功偉業，上篇文章有提過一些。基本上，在他的執政下，整個土耳其改革成政教分離的共和國，無論目前成效如何，土耳其是個西化、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於是，阿塔圖克這個人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地位，約莫只亞於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甚至耶穌與瑪麗亞，都要俯首稱臣 (如上圖所示!)。
在伊斯坦堡城市各角落、渡輪上、小島上，都有阿塔圖克海報與照片，阿塔圖克，就像大明星那樣的完美無瑕。
某天我逛到市區書店，裡面居然有一整大書櫃是阿塔圖克專區。原來，一直到現在，仍有不斷出版的群書，讚頌他的偉大。我拿起一本英文傳記，翻開前言讀了幾行後，我開始懷疑這本書是不是兒童書刊。前言約莫是這樣起頭的:
阿塔圖克，他不是一般的土耳其人。他擁有比其他人更炯炯有神的雙眼，臉上有比別人更剛毅的神情，全身永遠充滿了精力，他只要一說話，所有人能都佩服讚嘆..這些神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描述，到處展現在此人的傳記裡，繼續說服土耳其人相信，有某人，可以是如神般崇高完美，無可挑剔。
他有如天神般的形象，於是成為當今政客最好用令牌。二十世紀初，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那段歷史，阿塔圖克在位時，為求國族形象，曾試圖掩蓋，到目前，這段歷史在此國，仍是不可談論的禁忌; 再者，阿塔圖克在位期間對庫德族的語言與文化迫害，不只仍未檢討，甚至目前，在學校或者正式官方場合使用庫德族語言，仍是禁止的。
阿塔圖克的完美形象，讓現在的土耳其政客，仍能理所當然地利用阿塔圖克留下來的強烈國族主義、愛國精神，正當化許多早該批判的歷史與政策。只要搬出英明的阿塔圖克，一切作為，都是無從質疑起的。
即使科學老早證明，人類的生理、心理能力都有限，沒有一人能夠例外; 然而，對某政治、經濟等領導人物的過度完美化，居然仍能不斷上演，對已故人物尤其如此。
已成歷史的政經領導人物，更應該襯著其歷史脈絡，被小心檢視。例如，先前的王永慶追思、最近一連串的蔣經國紀念; 前者對台灣環境汙染有著"大貢獻"、後者還得對白色恐怖負責; 若只讓大眾聽見推崇的讚語，無法接收到同音量的批判聲音，這些無限緬懷已故人物的行動，只是不停地減緩一個社會反省、檢討、前進的腳步罷了。
延伸閱讀:
死人的利用價值 - 龜趣來嘻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 讀稱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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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0日 星期五
流浪伊斯坦堡1-- 每天五回的誦經廣播
背起了行囊，我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流浪了十天，
土耳其人，其實是德國境內人數最多的少數族群。七零年代，德國引進的大量土耳其移工，許多都留了下來。而他們的第二代，在德國生長，年紀也多與我相當。即使我身旁不少土耳其裔朋友(例如之前寫過的語言所同事，努力當德國情色饒舌歌手的Bitch小姐)，土耳其這橫跨歐亞的國家，對我、甚至對德國朋友們，都還是陌生、神秘的國度。
在出發之前，伊斯坦堡的旅遊書告訴我，1920年代，土耳其國父阿塔圖克推翻鄂圖曼帝國、建立共和後，決定政教分離，禁止宗教干預政治，提升婦女地位; 再者，他也禁止許多帶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傳統習俗，且任公職的婦女或學校教師也不得在工作場合帶頭巾。
阿塔圖克使用鐵腕改造了土耳其，過了八十多年，土耳其已經成為最西化、現代化的回教國家。
我帶著這樣粗淺的認知，抵達伊斯坦堡。
第一天傍晚，漫步到港邊，沿途映入眼簾的，即是如同各國大城市存在的混亂交通，與快步趕路的行人。
我想，旅遊書說得真沒錯，這裡跟德國大城市其實真像，現代化的城市建設，佐著一些古老帝國的遺跡。路上有些女人包著頭巾、有些身著時尚流行服飾。德國這多元文化國家，街景事實上也是如此。
事實上，那時的我，還太不清楚接下來的幾天，會遇上甚麼樣的文化震撼。
我穿過混亂的交通與人群，到了港邊，看著一艘艘渡輪離港，從屬於歐洲的這岸，慢慢駛向對岸已屬於亞洲的城區。
突然，身後的清真寺，傳來了誦經廣播。響亮的聲音與層層回聲，從四面八方傳來。我驚訝地愣住一分鐘後，才拿出手機，錄下以下這片段。
原來，每天五回，充斥滿城的清真寺，都會在同一時段，在伊斯坦堡各角落廣播誦經，提醒與督促市民禱告。
在伊斯坦堡的前兩天，我甚至還會因為夜半聽到響亮的誦經聲而驚醒、毛骨悚然; 然而，第三天後，卻也慢慢習慣整天被這樣的誦經聲包圍。
即使阿塔圖克建立共和後，致力不讓回教古傳統，介入現代化的進程; 伊斯坦堡城市各處，還是能感受到回教對此城市社會與文化的強烈主導。
繼去年夏天的上海之旅後，這十天的伊斯坦堡流浪記，讓我再次親眼目睹，一個城市，如何同時容納著在保守傳統與西化潮流衝撞中生存的老老少少們; 一個城市，如何在極端矛盾的文化元素中，繼續掙扎、發展著...
2009年3月27日 星期五
[讀書手札] 新聞媒體的災難影像，該怎麼呈現?
( The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
這世界，天災人禍頻傳; 戰爭，從有人類以來至今，從沒有停歇。即使，新聞媒體的災難影像沒少過，人類，對與自己不相關的世界其他角落，甚至本國的弱勢族群的處境，多數仍冷漠。即使這樣的現象，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然而，要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仍未解。
因為未解，這個已算老生常談的議題，就仍不斷地被探討著，從未停止。
對於媒體的災難影像與倫理、讀者同理心的關聯，十分著名的論述，是Susan Sontag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旁觀他人之痛苦>。Susan Sontag不是探討影像與觀眾內心影響的第一人(例如: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們，已經討論過悲劇呈現與觀眾的關係)，也不是最後一人---至少，在歐洲，常見此主題研討會的舉辦，從不同領域切入探討，例如，文化研究的詮釋、大眾傳播觀點、心理學實驗、到符號論述分析等等。
我最近讀了這本2006年出版的書"The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作者Lilie Chouriaraki在此書，也就災難影像為主題，特別是用發生在非洲、印度、印尼等對西方國家來說為"遠方"的災難事件，與美國境內的災難影像，分析比較了"遠處近處"新聞災難/戰爭影像、論述呈現與觀者道德、同理心的關係。
作者找了很多不同資料，試圖經由對呈現手法的分類，來歸類哪種方式，最能引起觀眾道德反應、讓觀眾把災難歸類為"我們"的事件，進而引發同情甚至行動; 而哪種方式，純粹為資料呈現手法，觀眾看了，只會把這些資訊，定義為不痛不癢的"他者"事件。
作者認為，只要新聞影像呈現，無法從"others"(他者)手法，"升格到"we-ness"(我們)手法，就難以喚起觀眾的強烈的感受與同理心。
這本書每章節的細節，在此先不贅述 (不過，作者花了此書前幾章節，回顧許多相關討論，是很不錯的廣泛概述)。但這本書，我認為很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把重點，擺在新聞影像呈現手法的分析上---也就是說，對觀眾來說，災難是屬於"遠方的他們"或者"切身相關的我們"，這區別不是在報導的對象是誰、與本國人有無關聯、或者災難地點有多遠，而是新聞影像與論述的架構方式。
於是，"他們"vs"我們"的操弄，重點不是災難新聞內容關於甚麼，更重要的是，到底這整個新聞與影像, 是使用甚麼方法來呈現。
翻完此書，我認為，即使，作者對"他者"vs"我們"的二分法歸類，也還是太過粗糙，且作者也沒有提出任何能作系統性的資料分析方式，但這本書，清楚地反映出"呈現手法"該繼續被探討，且針對此點，我們還是需要繼續發展分析方法，用來處理大宗的影像資料分析。
之前看到這篇文章，談到用大宗資料分析，來統計每個國家的國際觀。的確，數據與事實，才是"撥開迷思雲霧、窺見真相青天"的最有效方式。對於"影像論述"(visual discourse)的呈現，能作量化的分析方式，目前還在各處繼續研發著。以上這本書的內容，更是強調這些方式的急迫性與重要性。
有了這些分析方式，我們可以作較大規模的分析比較，例如，一個國家，人民對某災難或弱勢處境的議題漠不關心，即使此議題發生在本國，是否，這議題在所有新聞媒體的影像呈現，從來只是硬生生地被處理成了"他者"? 或者，是否能夠讓某些新聞慣用的"他者"手法，加入一點"我們"手法的元素，在客觀呈現之於，還是能喚起觀眾的同理心與情緒參與...
2009年3月17日 星期二
搶救消失語言，強迫手段無實質用途
最近讀到這則有關搶救排灣族語言的政策。台灣有些原住民語，正逐漸絕跡，若不採取任何"挽救措施"，它們總有一天會完全消失。這的確是台灣多元文化，正面臨的問題。
然而，此報導講述，屏東縣某鄉，為搶救排灣族語所決定的手段，居然是這樣的: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製作「請說母語」牌子給學生掛，以挽救排灣族母語，儘管外界對做法有爭論，但鄉長昨天邀集鄉內國中小學校長、鄉民代表討論時，多數認為排灣族語就快消失了，應該採取非常手段來推動。...丹路國小校長、鄉民代表認為，在頸上掛「請說母語」牌子推動，有何不可？當年推動說國語運動時，不是在頸上掛牌，做強迫式推廣嗎？他們很贊同這種做法，全力挽救母語。...顯然全力挽救排灣族語措施，大家都已認同，鄉公所也決定大幅推動，並在半年內做評鑑。
看完這則新聞後，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訝--我很難相信，他們居然能把過去的"強迫式手段"，再度正當化; 再來，我真懷疑，他們編列預算、制定語言政策，難道沒有請語言學家到場諮詢? 最後我開始擔心，這些極端手段，會不會被視為合理，並且在各地推廣。
我很希望，屏東縣此鄉的掛狗牌政策，並不是真的如這則新聞裡驚悚的類比所說，使用當年推行國語的手段，強迫學生說母語。因為，這些極端手段，根本不會是搶救消失語言的有效方法。
有關弱勢語言存滅的事實
語言，就像物種，強者生存，弱者被邊緣化後，即慢慢消失。而，弱勢語言之所以會變成弱勢並消失，是因為它被強勢文化給併吞，它失去了生存的環境---人們失去了使用它的理由。
因此，要它存活，唯一的關鍵，就是要給它被使用的強大理由。再以物種來當譬喻，要挽救某語言的絕跡，得幫它營造可以生存的環境。讓這個弱勢語言代表的文化環境，能在強勢文化的推擠中，也能有一席之地。找到讓它被使用的理由、有生存環境，才是語言存滅的關鍵。
基於這個事實，搶救保存某消失語言的方法，不能短視地只強迫學生掛牌子講母語，一定要有長遠的規劃，讓這文化的重要性抬頭、讓它可與強勢文化競爭並生存。
針對語言保存，要有長遠的規劃
當然，這些學生可以像學英文那樣，為了學校考試、評鑑、規定，而講這些語言，以免抽查不過。我相信，他們排灣語短期內一定會進步。但學生畢業出了社會，若沒有任何環境理由，繼續使用這些語言，它一樣漸漸流逝。
一個弱勢語言的消失，是極度緩慢的過程。甚至可以百年計算。目前，極端強迫手段，是可以讓學生練習講，然而，若它所代表的環境與文化，百年內也完全邊緣化，這語言，也沒有存在的理由。
因此，新聞裡說的要"半年內評鑑"成果，坦白說，對於一個語言的存廢，這是十分可笑的時間段落，純粹只是像監督學生有無念好英文那樣測驗學習進度。對一個語言的保存與否，一點意義也沒有。
這則新聞報導最後講---
多數校長、鄉民代表認為，有些學者過度理想化，他們還是覺得從學校推動最適當，「學者們真應該替我們想一想，排灣族語真的快消失了」，非常時期就該採非常手段來推動。我很想知道是哪類學者講了甚麼。
因為，語言不只是文字文法，要搶救排灣族語言，第一重點，應是想辦法加強排灣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讓它被強勢文化併吞，必先營造好這語言生存的溫床，同時配合語言課程，才是傳承此語言的理由與方法。他們口中的"非常手段"，若真是新聞報導的"強迫"，不只牽涉語言人權的爭議。短視急功的目標，對排灣族語的永續發展，真的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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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9日 星期一
最好用的箭靶---國語文教育
前天，李家同公開批評國小四年級要學連他都不會的修辭是折磨學生後，又引起很多報導與投書討論。
我總覺得，台灣的名人、作家、評論家最好用的一個批判箭靶，就是教育問題，特別是國語文教育問題。因為台灣學生，過得真的很辛苦; 因為台灣學生，常被定義為國語文能力日漸低落; 外加，這些名作家評論家，他們文筆真的很好，他們就似乎被賦予立場，依自己對國語文的廣泛認知，來定義學生需要些甚麼。無論他們在媒體批評些甚麼，只要批判文的重點是講"學生很苦"、"學生素質很差"，無論提出什麼理由、甚麼建議，都能有點新聞效應。
以最近李家同引起話題為例，這幾天的評論，有非常多對國語文課、甚至對學習「語言」與「修辭」的誤解。尤其以聯合報這篇社論寫得最誇張: 它講述老師把國語課變「恐怖」，認為語文課最重要的是學習感受與表達; 許多上一代的人從未學過修辭學，文章照樣寫得通暢，教導辨識語文修辭只是折騰孩子，加速學生國語文的「火星文」化而已。
我也認為，台灣學生，真的很苦; 但是，台灣學生之所以這麼苦，不是他們都學些甚麼，而是"怎麼學"的問題---
國語課教修辭的問題，我認為，重點根本不應擺在該不該學，而是在教法是否適當。
讓中小學生學修辭，對了解與掌握語言使用是有正面效果的，但是前提是，要有正確、非僵化的教法。修辭一點也不可怕，它描述語言的形式與功用、語言的使用能造成怎麼樣效果。但可怕的，是死背的教法，國語文課裡放修辭，會面臨的問題，是僵化的填鴨式考試，這是一門讓人理解、活用的知識，若把它當作為分數死背用的專有名詞，學修辭就一點意義都沒有。(關於這點，這位老師在聯合報寫的迴響寫得非常好。補充一篇)
訓練學生寫作表達，不能只要他們全憑感覺、隨興抒發，西方國家的國語文教育，有一套很嚴謹複雜的邏輯思考訓練，牽涉極度複雜、多層面的因素，包含邏輯架構、辭藻、對各種文章類型的掌控，等等。修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相較之下，台灣幾十年來的國語文教育，關注的層面一直太過狹隘。
我其實提過多次，國語文教育的目的，並非只學習抒情感受、自由創意，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懂得用語言用來理解他人，針對某議題，發表自身觀念。所以，國語文的教育，是一個社會極度重要的一環，緊繫著下一代的思考方式與理解力、並牽動著他們今後在進入社會與公共領域後，是否能夠透過語言的掌握，理性地與別人溝通、表述自己的意見。對許多西方國家來說，國語文教育，是此社會公民意識的培育搖籃。而台灣國語文教育嚴重缺乏嚴謹的邏輯訓練，即是台灣目前社會上，民眾普遍缺乏理性溝通能力、常容易媒體語言操弄的始作俑者之一。
因此，不應該因為李家同不懂修辭，就認為修辭沒有用。聯合報社論所提的「火星文」，也非因為國語文太難而引起，那是網路文化流行的產物，沒必要混為一談。再者，那些會說出"以前我們沒學過xx，文章還不是照樣寫得好"的人，只不斷地顯漏自己對"國語文"這個概念的淺薄認識罷了...
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
大學生素質問題 只是冰山的一角
本文刊登於聯合新聞高等教育論壇 2009/2/23
新任政務委員薛承泰，日前提出「年輕人競爭力」的問題，舉了大學生不早起上課的例子，引發一番討論。聯合報社論也刊出「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一文，指出「不早起」只是冰山一角，台灣真正的問題是大學生失去了接受知識與專業訓練的動機，無法為了取得知識或專業能力，付出辛苦代價。
事實上，筆者認為，台灣社會近幾年來對年輕人競爭力的批判，太常歸咎於大學生的素質問題。這樣的探討，不只是對大學生行為現象的過度詮釋，也顯露出台灣面對高等教育的成效檢視與原因追究，普遍仍太過狹隘。
大學生的素質，不能單一解讀，換句話說，大學生的表現，只是整個台灣教育體制問題冰山的一角。要問大學生為何不具備取得知識的野心，得追溯到他們上大學前，整整十多年的學校教育裡，有沒有漸漸引導他們，獲得吸取知識的方法，讓他們明瞭專業能力重要與意義。
的確，國家的競爭力非關大學生早起不早起，關鍵在人才的專業能力; 而讓年輕人具備此競爭力，固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然而，這個任務的達成，不能只仰賴大學，畢竟，獨立獲取知識的方法培育，是十幾年累積的循序漸進過程。
批評年輕人毫無野心、不主動學習知識，不能只侷限於從大學生的行為裡找例證。更重要的，是探討台灣整個學校教育是否有足夠深度的課程，尤其是中學教育，讓台灣的青少年，在未上大學前，就能慢慢獲取掌控知識的獨立能力與自信，而非讓中學生眼裡，只有被知識支配的僵化考試。
畢竟，若上大學前的中學時期，學習與課程的重心，除了拼學測、考大學以外，完全無其他目的，無法讓他們體會取得知識的好處、學習獨立取得知識的能力，這些眼裡只有僵化考試的學生，在達到連續幾年的唯一目的後，怎可能在考上大學、過了一個暑假後，即刻理解自己與知識間的緊密關聯，並培養出積極獲取知識能力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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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篇文章，起因於最近一連串的大學生素質相關抱怨文，提供連結如下...
1. 聯合報 2009/2/18 薛承泰: 提升競爭力，大學生不翹8點鐘的課
2. 教授抱怨文 2009/2/19 大學生的第一堂課
3. 聯合報社論 2009/2/19 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
4. 教授抱怨文 2009/2/25 兩岸大學生比一比》周六早7點 你在做什麼
2009年2月22日 星期日
[旅行] 北海小島Spiekeroog
二月13到15日的周末，我在一個世外桃源度過。那是個坐落在北海的小島---Spiekeroog。
德屬北海小島共七個，Spiekeroog堪稱最似人間仙境。全島禁止車輛進入，毫無交通與街道，只有石頭木頭鋪成的步道，與無止盡的大自然。
這些北海小島，在夏季是歐陸人的度假勝地，然而，二月到此，人煙稀少。在這三天裡，老與我們在唯一間冬季有營業的咖啡館裡、圍坐在火爐邊取暖喝茶的，全是同樣的幾張臉孔。
我刻意不帶電腦、手機。在小島上，唯一能作得事情，就是融入大自然裡。
北海的奇特景觀，是海水退潮漲潮的落差。
退潮時，北海展現在人類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泥灘，在海水漲回之前，我們甚至可以沿著泥灘，直接步行到下一個小島。
我們搭渡輪時，船長特地廣播，若計畫徒步跨越小島的旅客，千萬要先查看漲潮退潮時間。據說，這裡已經讓許多小看漲潮速度的遊客，生命垂危地困在兩島中間。
北海與島群，是德屬國家公園，若天氣好，運氣也好的話，還能見到野生海狗，成群結隊地躺在海灘上曬太陽，因此，全島貼滿了"遇上海狗須知"---見到海狗，請離牠們一百公尺遠。千萬別興奮地衝向前去摸牠---原來，海狗媽媽與小海狗，是靠氣味相認彼此; 行人的一亂觸摸，很可能馬上造就一起海狗家庭悲劇，斬斷了海狗母子的相認。
由於島上沒有任何交通，入夜後，全島寂靜無聲。我們從小鎮旅館裡，打開窗戶，除了看見滿天的星星，只能聽見海水漲潮時的海浪聲與海鷗的叫聲。
真是很驚人，原來人類只要少了交通，就可以與大自然的聲音如此接近。
在寂靜的世外桃源度了整個周末，沒有網路、沒有爆炸的資訊。只有幾本書、自然、與自己。三天下來，真的讓鄉野空氣徹徹底底地，從頭到腳、從裡到外，洗滌了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