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10/10/27
教育部長日前主張中小學應恢復在朝會唱國歌，原因是台灣社會需要加強愛國教育， 並表示「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應該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很重要，現在卻被忽略了」。部長也舉出教育基本法中「教育的目的在教導人民民主的意識、多元的包容、培養愛國教育」的規章來強調愛國的重要。這番呼籲引起的迴響，多是認知到台灣因藍綠與選舉而撕裂的社會，是真的需要有某種「不分藍綠」的精神，強化人民的國家認同。而「愛國」似乎是最好用、乍聽之下又超脫藍綠口號。
培養國家認同，其實正如部長所舉出的教育規章所述，重點應該在「民主的意識」與「多元的包容」；而很諷刺的，若認為唱歌喊口號能灌輸學生國家認同，甚至要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有肅然起敬的心，其實是看低了台灣學生的思考能力。
的確，台灣是個存在多元價值的社會，社會有極大差異的觀點與聲音，政客或選舉時所操弄的族群議題，也無情地撕裂族群和諧的關係。基於這樣的憂慮，教育者的確有理由認為台灣中小學教育裡應該要有讓社會導向和解之路的某種關鍵精神，讓學生對台灣有不分藍綠的集體認同。然而，我認為，國家認同教育之路，其實起於多元思考與包容差異的精神。
多元思考力的關鍵在於，學生有沒有能力在別人想要灌輸他們某觀點時，能夠跳脫出某個價值框架的束縛，例如暫時撇開充斥媒體的主流價值，從多元的角度觀察思考不同觀點間的可能衝突，然後才獨立決定要不要相信接受這樣的觀點；再者，面對與自身利益和喜好不同的意見，能否用同理心理解包容各種聲音，而非將意見不同者貼上非我族類的標籤。民主教育，重點並非只有選舉投票，民主意識的教育，正是基於對不同意見的理解包容能力。想要利用教育促進國家認同，與其要學生集體唱國歌，不如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讓下一代走向社會和解之路。這才是實際的方法。
除此之外，華人教育傳統有個普遍的現象，就是抽象概念與行為實踐的教育，若不是兩者有極大的落差，就是讓行為規章成了教條。道德名目能背誦得朗朗上口的學生，不見得知道這些抽象概念如何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如何用不同的行動實踐。
舉「愛國」這個極抽象的概念為例子。在教育部長灌輸自己要「愛國」的情況下，學生能否進一步思考，這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應該如何實踐？例如，教育部長說，支持台灣政府和國旗是愛國、關懷台灣鄉土是愛國；然而，若政府政策或者主流價值明顯破壞台灣環境與土地，台灣的學生是否懂得衡量、重視鄉土與環保的價值，而非盲從主流？
民主社會裡，道德教育的精髓，其實是教導學生認知不同社會脈絡下應該如何活躍地衡量行為的實踐，而非讓學生誤以為：這世界上真有某行為規章能永遠落實某種道德，每人都無須思考脈絡、只要遵循規章即可。因此，把「唱國歌」或者「看到國旗聽到國歌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些行為，直接與愛國劃上等號，反而簡化了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對「愛國教育」應有的深刻理解、忽略了國家認同教育最需要的活躍思考力與多元包容力。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與其唱國歌喊愛國，不如實踐多元包容
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大人們別小看兒童的判斷力啦
回台灣時我其實很少看電視，前幾天我看到這篇部落格文章裡，講述之前台灣卡通會打馬賽克蓋掉某角色刁香煙的事情，我不只啼笑皆非, 還真是很驚訝。
這是前幾天的新聞，國健局因為香吉士每天嘴巴刁著香菸，認為會對小朋友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規定以後香吉士的香菸都要噴霧或馬賽克。雖然後來被抗議後取消了，但這還真的是一個蠢方法。
我覺得這不只是一個超蠢方法，且是"官員沒有先作功課與深入了解就亂定規定一通"的又一例。
兒童的判斷能力其實很強。
雖然我們對人類的智慧如何生成仍所知有限，但幼兒都有很強的情境判斷能力，早已是近年來認知科學多次檢驗後的事實。有個知名的實驗就可以證明。
這實驗是這樣設計的(註)：
實驗的工具是一張桌子，上面設有電燈開關。第一組研究員先在幼兒面前，兩隻手平放在桌面上，刻意不用手卻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受試幼兒看了看，之後被吩咐開燈時，他也摹仿之前大人的怪行徑，用頭去頂開關。
而對照組，是由研究員出現在另一組受試幼兒面前，但這次研究員假裝很冷，全身裹了條毯子坐在桌前，手包在毯子裡，坐定後一樣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之後幼兒被吩咐開燈時，他們卻都自然地用手去開, 而不是摹仿研究員用頭去頂。
因為---即使是幼兒, 也有能力觀察事物脈絡與因果關係。
在對照組實驗裡，這些小孩子觀察到, 裹毯子的研究員得用頭去頂開關, 是因為手包在毯子裡, 是不得已的行為. 也就是說, 小孩能判斷這個行徑發生的背後原因. 他們自己身上沒有裹毯子，因此被吩咐要開燈時，就用手使用電燈開關較方便--- 正常的幼兒只有在觀察不到原因支撐某行徑，才會認為這些行徑應該是正常，例如第一組實驗就是如此。
看到卡通人物的行徑，幼兒很自然會從故事脈絡裡判斷此人行為的情境原因，要讓兒童看了電視某人的行為後就起身去模仿，要有很多其他因素相佐才會發生, 例如, 他想要成為這類角色, 或者也想要身在這樣的情境. 但這些因素已經不是看到"卡通人物在作某事(例如, 看到某人物嘴裡有根煙)"就會造成, 而是他父母或社會帶給他的週遭環境使然.
事實上，膚淺地把影像裡可以看到的某元素直接『汙名化』，本是個錯誤的概念。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是戰爭電影.
戰爭電影通常有最多的打殺爆炸場面. 這些會被一般人標為"暴力血腥"的元素, 它存在的功用常是為了突顯正面的價值：例如, 戰友間的合作救援，戰爭的無情，友情與生命的可貴，等等。若認為打殺爆炸畫面很暴力就把它馬賽克掉，這些正面價值就無法有效呈現。
暴力或任何道德的定義，本來就不是"看到什麼行為就可label"這麼簡單。意義與價值，都要在更廣的脈絡情境下才能判斷，這本是連幼兒都有的天賦，是之後僵化的教育與膚淺的社會，才硬是暴力地壓垮了他們天生的能力。
(註)實驗出處:
Gergely G, Bekkering H, Király I (2002)"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Rational imitation in preverbal infants" Nature, 415.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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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我所看到的芬蘭2: 芬蘭教育大祕密
2009年算是我的『芬蘭年』：年初有位芬蘭博士生Tuomo拿了奬學金來我們組裡待了五個月，老師把他安排在我的研究室裡，我與他兩個人於是每天從早到晚面對面，一同工作近半年。2009年八月的芬蘭行，創造我旅行城市的高緯度新紀錄，盛夏八月的赫爾辛基，圍巾已經是上街必備單品。
與我朝夕相對的Tuomo有個習慣，就是不停地嘆氣或者大聲地深呼吸。一開始，這個習慣給我帶來很多困擾，我與歷年來共用研究室的同事們，大家心照不宣，只要進office就是完全安靜。研究室像打禪用的修行室，有時又像廝殺激烈的戰場，一切的劇情起伏都在每個人腦子裡上演，而這些高潮迭起的內心戲，需要外在的絕對安靜。
我發現他有這個習慣後，我開始跟著他嘆氣的頻率分心煩躁起來，每聽他嘆一次氣，我的戰鬥力就更薄弱，終於，某天我決定記下他每次嘆氣的時間，看看是我自己太敏感還是他嘆氣頻率真的太高。隔天午餐時間，我拿著密密麻麻時間紀錄想要跟他談這件事情，想不到，他開始講他太不順遂的念博士心路歷程，包括找不到長期的奬學金，指導教授不理他，有些理論他無法頓悟，等等。聽完他的境遇，我把那張『嘆氣紀錄』硬是塞回了口袋。
原來，這位芬蘭同學在求學上，真的有很多憂鬱很多煩惱，眼前這位朋友，就像是從Kaurismäki電影裡走出來的典型陰鬱芬蘭人。好吧，或許大聲深呼吸真能讓他好過一點～
接下來幾個月，我也就慢慢習慣他的嘆氣聲，他六月離開後，進來一位打字密集快速有如機關槍掃射的德國同事，這時，我反而想念起這間研究室曾經有的人氣。
芬蘭教育有個大祕密，是近幾年台灣信奉擁抱的myth。這個myth背後，還是脫不了以『國家競爭力』來判定教育成敗的邏輯。教育成敗當然不能直接與國家富裕程度畫等號。富裕的國家不一定有快樂的人民，中小學的學生上課時課程讓他們快樂學習，不一定有好的制度讓他們一路快樂無壓力到念完大學。
當然，有些部落格與市面上的好書，很詳細地紀錄了芬蘭中小學的教學現況，包括他們較活躍的課程設計與學習方法，社會福利制度配合下沒有任何一個小孩會被忽略，這些聽起來都比華人社會的教育厲害太多。這些講述不無道理，但我覺得，近幾年對芬蘭教育的推崇，把教育裡三種應該分開來談的東西混在一起：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教育制度，教育內容。
這三種東西只要被混在一起，教育的成功與否，學生能力的評斷與原因，就容易失焦。也因為這三類些討論全混在一起，台灣教育部官員去芬蘭考察，東學西學，回來後只是效法些表象制度，忽略其他因素，根本不會有像芬蘭那樣的教育效果。
就我所知的芬蘭，最厲害的一點，是沒有任何一個學童會因為經濟壓力失學，這是一個國家社會福利的最高成就。但芬蘭的中小學課程內容與設計，也是以西方二十世紀起發展出來的教育概念為基準，當然就培養學生活躍思考力這點，比華人教育內容的來得進步，但芬蘭與其他歐陸國家或澳洲等國，教育基準並沒有太大差別。應該說，西方教育課程背後的哲學理論從二十世紀發展到此，仍少有突破。當然，台灣的中小學人文教育，連這些二十世紀發展的教育概念都很難趕上。
芬蘭學生高中畢業後，也必須面對競爭激烈的大學考試，能上高學費的補習班也是富裕學生的優勢，Tuomo說，高中生第一年考不上大學窩補習班一年重考，也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如同德國的教育制度，不考大學還是有上職校的選擇。不一定要念大學才能在社會上立足。
因此，既然中小學教育內容與其他西方國家差異不大，大學生的素質其實跟其他歐陸國家並沒有相差太多。反而因為民族性，社會政策或其他因素[註]，芬蘭人在歐陸的刻板印象，反而是鬱鬱寡歡不多言。
我的『2009芬蘭年』，有與芬蘭人朝夕相處五個月的觀察與『訪談』;有到赫爾辛基大學workshops面對芬蘭研究生的經驗，我覺得芬蘭教育其實沒什麼大祕密：它有如同其他歐陸國家一樣，跟華人學生比起來較快樂的中小學生，但沒有比其他國家更優質的大學生。而這些快樂的中小學生，長大後若想上大學，要面對的壓力比起台灣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芬蘭教育，最讓人羨慕的，就是政府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學童會因為父母經濟因素而受忽略。台灣教育部官員屢次到歐陸考察想學芬蘭。與其學點皮毛制度亂應用，不如先學會怎樣讓國內每一位弱勢兒童都能受到平等教育與關照吧。
[註]曾看過一則報導，有學者認為芬蘭語系的獨特讓他們認為自己不被了解，處在歐陸鄰國間非常格格不入，也是造成他們特別憂鬱的原因之一。有這說法，但可信度尚待證明！
延伸閱讀：[旅行]我所看到的芬蘭1: 酗酒的刻板印象
2010年1月11日 星期一
[讀書筆記]日治時期台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１
奇怪的很，最能讓我靜下心來讀書幾小時不釋手的地方，還是台灣家裡。
那裡有熟悉的老椅子，加上碼頭邊吹來的海風，無論哪一個圖書館、咖啡館、或者是令我一踏進去就操煩的德國研究室，都無法讓我像在家裡一樣平靜地看書，專注地讀書。
這次回台灣，就在家裡讀了幾本好書。其中讓我獲益最多的，是王錦雀寫的＜日治時期台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書是去年就買的，幾個星期前我終於接續去年讀完的書序，從第一章開始細讀起。
這本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背景與研究十分扎實。在進入重點分析之前，前幾章也清楚描繪台灣日治時期的歷史與政策背景。即使這是博論改編，整本書讀起來還是毫無負擔，文字很順暢。
對我來說，這本書最珍貴的地方有三點:
第一在於它的重點擺在教育的內容而非只有教育制度; 就如同作者所說：「有關(日治時期)教育制度敘述的研究極多，而有關學校教育內容，課程，教材的研究卻幾乎沒有。」(p25) [註]
第二是這本書分析的科目是『國語文』與『修身』。即使是當今的台灣教育，這兩類科目的課程內容，都還是爭議不斷。
第三則是作者把這兩個科目的課程內容，跟當時一些民間概況與文化現象作連結，直接分析這兩類課程怎樣影響人們在當時社會的行為。
在更詳細地講述這三點之前，想先提的是，我在讀這本書時，隨著作者的語言描述進入了我阿公阿媽青少年的時代;同時，我腦子裡某部分的開關也常被書的某些章節啟動，依序抓出一些日本殖民時期課程內容與當今教育內容近乎共通的相似點。這部分常令我發笑，因為，讀到作者對殖民時期一些課程的批判，我覺得把這些批評內容的主詞改一下，還是可直接copy & paste，適用於當今教育。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讓我如此受益的原因之一。
(待續)
[註] 根據作者所述: 在這本書之前，林茂生所寫的【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是對「日治時期學校課程內容」研究涵蓋最廣也最精闢的著作。
2009年12月3日 星期四
國語字讀音，何需只有單一解答？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新聞2009/12/03
近年常有國語字讀音相關的爭議，起因是國語課本裡某些字的讀音屢次修改，有些甚至跟日常生活的口語讀音大相逕庭，導致家長、學生不知標準答案到底為何。我認為，有關國語字讀音混淆所引起的討論與抱怨，其實可以回歸到台灣國語文教育的一個盲點與難以突破的弱點，那就是過度信仰「單一標準答案」的僵化形式。
首先我想釐清的一點是，語言的使用會隨著社會的演化不斷地改變，有各種類的新辭彙與文字讀音，持續不斷地在我們的文化裡發展著。一個語言，能有字典依據文字歷史傳承而紀錄的文字規則、也能有大眾所習慣的讀法用法。端看你是在甚麼樣的文化情境裡使用這個語言。例如「骰」字，不管字典依照何種標準、語音解讀為何，國內所有人都會讀「ㄕㄞˇ」，而非「ㄊㄡˊ」；「尷尬」多數人會唸成「ㄍㄢㄍㄚˋ」，要讀「ㄐ一ㄢㄐ一ㄝˋ」也無不可。
而國語文課的最大功能，不正是讓學生有應用國語文的能力？而學習「應用」語文該具備的能力，並非只是死背某詞、某字、某讀音的單一正解，而是理解各種文化情境裡，語言應用的多樣貌。對於各類沒有收入進字典的新詞彙、或不同於字典或課本註解的文字讀音，學生當然也應該要能判別，在何種型類的文章、何種情境的溝通下可以使用或者不適合使用。
侷限於對與錯的二分法，硬是要為某個國語字讀音找唯一答案，終究只是為了在（填鴨式）考試裡有標準正解，以方便學生作答與老師批改。因為，死記文字讀音的對錯，並無助於國語文教育中理應最重要的一環，也就是掌握語言、透過語言組織思考的能力。並非「語音」不重要，相反的，它很重要；而它會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在各種情境使用語言時用好它。畢竟，學生一出課堂，無時無刻都在各類社會文化情境下使用語言，無論是親友間口語交談、觀看理解媒體訊息、寫各種文類的文章，不同的情境下，都有不同的語言使用需求與標準。國語文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學生能夠在各種情境下靈活掌握語言; 或者，當他們接觸到別人的語言使用時，能反思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唯有把語言使用的目的與文化情境納入考量，語言體系裡的文字、詞彙等學習才有意義。因此，即便一個國語字的讀音能有多種、字典解讀與日常生活習慣用法不一，只要適合文化情境需求，何需強求學生只能接受單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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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公民教育必看的35部電影 -- 德國教育部的推薦影片
有鑒於德國中學只著重文字教育, 對於影像或電影解讀能力普遍缺乏, 德國的公民教育部(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在2003年公佈了35部各種型類的電影片單, 稱為Filmkanon. 以作為推廣影像教育的基礎教材。
這35部片(34部劇情片與1部紀錄片Shoah)是由德教育部授權成立委員會所決定, 此委員會的成員共18位, 包含了幾位德國知名導演(例如有拍"蘿菈快跑"的Tom Tykwer, 但沒有荷索或溫德斯!)與文學/電影/媒體學者.
2003年, Filmkanon名單一公佈, 受到不少批評; 例如, 這些電影的選擇標準並沒有正式公佈, 沒有人知道這18位委員是如何達成共識的; 再者, 想認識電影歷史必得接觸的幾位導演作品, 完全被排除在外(e.g. Ingmar Bergman, Jean Renoir, 小津安二郎等); 還有, 觀看哪些片是針對哪一種教育目的, 或哪些片可放入何種課堂教材, 也沒有明確的指示.
電影在西方教育的應用, 已經越來越廣泛. 比起過往以文字為主的教材, 影像常能是更豐富甚至更有效率的知識傳遞工具; 此外, 對於電影內容結構或者題材的掌握, 也能增加青少年對於歷史, 跨文化與社會議題的認識.
然而, 廣泛選擇些經典電影, 認為讓學生看了即能達到教育功能, 這種想法有點荒謬. 影像教育, 問題不在該讓學生看些什麼電影, 而是看了電影後, 學生能否靈敏地觀察這部電影的美學手法, 主動思考這部電影想表達的題材與意識形態, 並且能將這些能力, 廣泛應用到日後在各類媒體接觸到的影像上. 因此, 目前許多學者, 仍在努力地針對不同的教育功能(例如跨文化教育, 基礎影像教育film literacy等)發展不同的教學方法.
我把德國教育部公佈的35部電影名單轉貼如下. 若今天對象換成台灣的中學生, 也要選出35部片, 會是哪些片呢?
英文片名 (國家, 年份, Regie=導演)
1. Nosferatu (D, 1922, Regie: F. W. Murnau)
2. The Gold Rush (USA, 1925, Regie: Charlie Chaplin)
3. Battleship Potemkin (UdSSR, 1925, Regie: Sergei Eisenstein)
4. Laurel & Hardy (USA, 1928, Regie: Edgar Kennedy)
5. Emil and the Detectives (D, 1931, Regie: Gerhard Lamprecht(
6. M (D, 1931, Regie: Fritz Lang)
7. Ringo (USA, 1939, Regie: John Ford)
8.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USA, 1939, Regie: Victor Fleming
9. Citizen Kane (USA, 1941, Regie: Orson Welles)
10. To be or not to be (USA, 1942, Regie: Ernst Lubitsch)
11. Germany Year Zero (Italien/D, 1948, Regie: Roberto Rossellini
12. Rashomon (Japan, 1950, Regie: Akira Kurosawa)
13. La Strada (Italien, 1954, Regie: Federico Fellini)
14. Night and Fog (Frankreich, 1955, Regie: Alain Resnais)
15. Vertigo (USA, 1958, Regie: Alfred Hitchcock)
16. Die Brücke (The Bridge)(BRD西德, 1959, Regie: Bernhard Wicki)
17. The Apartment (USA, 1960, Regie: Billy Wilder)
18. Breathless (Frankreich, 1960, Regie: Jean-Luc Godard)
19. Dr. Strangelove (USA, 1964, Regie: Stanley Kubrick)
20. Blow Up (GB, 1966, Regi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21. The Jungle Book (USA, 1967, Regie: Wolfgang Reitherman)
22. Ich war neunzehn (I was Nineteen) (DDR前東德, 1969, Regie: Konrad Wolf)
23. The Wild Child(Frankreich, 1969, Regie: François Truffaut)
24. Alice in the cities (BRD, 1973, Regie: Wim Wenders)
25. Taxi Driver (USA, 1975, Regie: Martin Scorsese)
26.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BRD, 1978, Regie: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27. Stalker (UdSSR, 1979, Regie: Andrei Tarkowski)
28. Blade Runner (USA, 1981, Regie: Ridley Scott)
29. Sans Soleil - Unsichtbare Sonne (Frankreich, 1982, Regie: Chris Marker)
30. Shoah (Frankreich, 1985, Regie: Claude Lanzmann)
31. 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 (Poland, 1987, Regie: Krzysztof Kieślowski)
32. Where is The House of My Friend (Iran, 1988, Regie: Abbas Kiarostami)
33. The Icestorm (USA, 1997, Regie: Ang Lee)
34. The Sweet Hereafter (Canada, 1997, Regie: Atom Egoyan)
35. All About My Mother(Spanien, 1999, Regie: Pedro Almodóvar)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高牆
(刊登於嗷雜誌 2009/05/23)
如同李立偉在文中所提，歐洲大學校園裡的咖啡廳、酒吧內外有酒類廣告，早已是稀鬆平常。例如我居住的城市布萊梅(Bremen)是Beck’s啤酒 的出產地，全城的餐聽都有市民熟悉的Beck’s的廣告，大學校園內餐廳當然也不例外; 夏天傍晚，大學生在校園草坪上喝啤酒聊天，也是熟悉的畫面。此外，許多歐洲大學，根本沒有「校園」這個概念，大學建築分布在城市各處，系館附近不只林立著 讓大學生聚會的酒吧，也不乏更複雜的場所。若依照台灣官員們的邏輯，恐怕這些歐洲大學，都正忽視大學生的單純、正違反教育意義。
教育部如此批評，似乎仍把大學生當成中小學生一般管教，缺乏對成年人的尊重與信任。大學校園本是讓學生準備進入社會的重要場地;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方面批評大學生沒有獨立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卻剝奪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與選擇的自由; 屢次主張強化「單純性」來當作大學校園內與外的明顯分界，又期待大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越過這道高築的牆，輕鬆地進入不怎麼單純的社會。
這些矛盾，還是源自於華人文化對學生身分的保守想像。例如，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不該有意識形態、曾沾過一點負面意義的事物，都不應該觸碰，無論它們被賦予負面意義的原因是否正當，鮮少能有讓大學生自己取捨選擇的空間。教育部官員們或所謂「社會觀感」，已經定義好何謂為「正面」與「負面」。例如菸酒，背負著負面的道德意義，而這些價值論定，還是基於膚淺的表象或（過度保守的）傳統。
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需要能夠獨立判斷價值與道德的公民。台灣的所謂道德教育，仍只是不斷地追求既定的傳統價值名目。中小學生或許仍需要別人引導特定價值的認知，但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需要很大的空間與機會，思考與取捨各種傳統價值，在社會各現實層面與不同角度衡量下會有的衝突。畢竟，現實社會裡，多數現象由複雜因素造成; 一個議題、一件事情的價值，並非可簡單地由「正面、負面」來二分。菸、酒、檳榔等教育部與立委口中的負面物品，還有更多基於社會觀感、學生不宜觸碰的事物，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後，馬上得面臨自行判斷價值的抉擇。
獨立取捨傳統、現實、道德等價值，本來就是民主社會運作需要的能力。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那道高牆，必須慢慢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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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培養理性 應學習就事論事的能力
本文刊登於 聯合教育論壇2009/04/21
台灣學校教育發展至今，仍未出現有系統的教育方法，長期培養學生理性地就事論事、針對議題探討的能力。這樣的後果，是台灣社會在政客與名嘴過度操弄族群與藍綠議題後，充斥著激憤的非理性語言。這些語言，常以針對「某些人、某群人」為出發點，當「這些人、這群人」被標上了 「非我族類」的標籤後，他們的一切作為與言行，無論關於何類議題，直接被判定為負面惡行。
台灣的教育，若無法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就事論事的能力，往後台灣的下一代，仍將繼續輕易地全盤接收這些語言操弄。只要是自己信仰的政黨或者公眾人物，反對某群人或某意見，他們即刻被淹沒於政客名嘴營造出來的情緒氛圍; 台灣社會的裂痕，亦將不斷地繼續加深。
以歐洲與澳洲的教育為例，理性能力的培養，融入在許多人文學科裡。例如，品格教育，著重在思考某些品格特性與情境場合的合適度，而非過度推崇某些品格或禮儀項目，試圖將學生培養成道德糾察隊; 畢竟，不是每一種品格特質，都可以在社會各式情境下通盤適用。於是，被認定有某種品格的公眾人物，他們的所有言行與立場，也不一定適用於社會各領域。換句話說，品格教育，重點並非在強調某品格特質的無限正確性，而在於它們應用在各種社會領域與議題上的適合度與否。
再以國語文教育為例，理性的培養，落實在讓學生了解並非收錄於課本教材裡的文章，必定是無可挑剔的。這些文章，文字用詞或許優美，但內容觀點不一定適合於現代; 或者，這些文章的內容，甚至可以激起我們針對周遭議題的反思。再者，並不一定每位讀者，都必得贊同課本文章的內容。因此，國語文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是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並針對文章內容所呈現的觀點，讓學生表述對作者論點的贊成與反對; 而非只求吸收內容，沒有透過探討就全盤接收文章的觀點。
近年來，多位年輕一代的老師們，盡力地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下，努力地找出培養學生活躍思考的方法; 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然而，台灣教育體制裡，尤其是中學，仍需要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性的教育方式，長期培育學生的思考力，以加強學生針對「事、議題」的表述意見的能力。並讓學生理解，無論意見的提出者是否公認有某些品格與地位，我們是否接納某意見的關鍵，應是此立場對自身社會的影響，而非議題由 「誰」來提出。毫無思考過程、盲從於某些人物或團體，是一個社會裡，理性的最大殺手。
2009年3月17日 星期二
搶救消失語言，強迫手段無實質用途
最近讀到這則有關搶救排灣族語言的政策。台灣有些原住民語，正逐漸絕跡，若不採取任何"挽救措施"，它們總有一天會完全消失。這的確是台灣多元文化，正面臨的問題。
然而，此報導講述，屏東縣某鄉，為搶救排灣族語所決定的手段，居然是這樣的: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製作「請說母語」牌子給學生掛，以挽救排灣族母語，儘管外界對做法有爭論，但鄉長昨天邀集鄉內國中小學校長、鄉民代表討論時，多數認為排灣族語就快消失了，應該採取非常手段來推動。...丹路國小校長、鄉民代表認為，在頸上掛「請說母語」牌子推動，有何不可？當年推動說國語運動時，不是在頸上掛牌，做強迫式推廣嗎？他們很贊同這種做法，全力挽救母語。...顯然全力挽救排灣族語措施，大家都已認同，鄉公所也決定大幅推動，並在半年內做評鑑。
看完這則新聞後，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訝--我很難相信，他們居然能把過去的"強迫式手段"，再度正當化; 再來，我真懷疑，他們編列預算、制定語言政策，難道沒有請語言學家到場諮詢? 最後我開始擔心，這些極端手段，會不會被視為合理，並且在各地推廣。
我很希望，屏東縣此鄉的掛狗牌政策，並不是真的如這則新聞裡驚悚的類比所說，使用當年推行國語的手段，強迫學生說母語。因為，這些極端手段，根本不會是搶救消失語言的有效方法。
有關弱勢語言存滅的事實
語言，就像物種，強者生存，弱者被邊緣化後，即慢慢消失。而，弱勢語言之所以會變成弱勢並消失，是因為它被強勢文化給併吞，它失去了生存的環境---人們失去了使用它的理由。
因此，要它存活，唯一的關鍵，就是要給它被使用的強大理由。再以物種來當譬喻，要挽救某語言的絕跡，得幫它營造可以生存的環境。讓這個弱勢語言代表的文化環境，能在強勢文化的推擠中，也能有一席之地。找到讓它被使用的理由、有生存環境，才是語言存滅的關鍵。
基於這個事實，搶救保存某消失語言的方法，不能短視地只強迫學生掛牌子講母語，一定要有長遠的規劃，讓這文化的重要性抬頭、讓它可與強勢文化競爭並生存。
針對語言保存，要有長遠的規劃
當然，這些學生可以像學英文那樣，為了學校考試、評鑑、規定，而講這些語言，以免抽查不過。我相信，他們排灣語短期內一定會進步。但學生畢業出了社會，若沒有任何環境理由，繼續使用這些語言，它一樣漸漸流逝。
一個弱勢語言的消失，是極度緩慢的過程。甚至可以百年計算。目前，極端強迫手段，是可以讓學生練習講，然而，若它所代表的環境與文化，百年內也完全邊緣化，這語言，也沒有存在的理由。
因此，新聞裡說的要"半年內評鑑"成果，坦白說，對於一個語言的存廢，這是十分可笑的時間段落，純粹只是像監督學生有無念好英文那樣測驗學習進度。對一個語言的保存與否，一點意義也沒有。
這則新聞報導最後講---
多數校長、鄉民代表認為，有些學者過度理想化，他們還是覺得從學校推動最適當，「學者們真應該替我們想一想，排灣族語真的快消失了」，非常時期就該採非常手段來推動。我很想知道是哪類學者講了甚麼。
因為，語言不只是文字文法，要搶救排灣族語言，第一重點，應是想辦法加強排灣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讓它被強勢文化併吞，必先營造好這語言生存的溫床，同時配合語言課程，才是傳承此語言的理由與方法。他們口中的"非常手段"，若真是新聞報導的"強迫"，不只牽涉語言人權的爭議。短視急功的目標，對排灣族語的永續發展，真的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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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9日 星期一
最好用的箭靶---國語文教育
前天，李家同公開批評國小四年級要學連他都不會的修辭是折磨學生後，又引起很多報導與投書討論。
我總覺得，台灣的名人、作家、評論家最好用的一個批判箭靶，就是教育問題，特別是國語文教育問題。因為台灣學生，過得真的很辛苦; 因為台灣學生，常被定義為國語文能力日漸低落; 外加，這些名作家評論家，他們文筆真的很好，他們就似乎被賦予立場，依自己對國語文的廣泛認知，來定義學生需要些甚麼。無論他們在媒體批評些甚麼，只要批判文的重點是講"學生很苦"、"學生素質很差"，無論提出什麼理由、甚麼建議，都能有點新聞效應。
以最近李家同引起話題為例，這幾天的評論，有非常多對國語文課、甚至對學習「語言」與「修辭」的誤解。尤其以聯合報這篇社論寫得最誇張: 它講述老師把國語課變「恐怖」，認為語文課最重要的是學習感受與表達; 許多上一代的人從未學過修辭學，文章照樣寫得通暢，教導辨識語文修辭只是折騰孩子，加速學生國語文的「火星文」化而已。
我也認為，台灣學生，真的很苦; 但是，台灣學生之所以這麼苦，不是他們都學些甚麼，而是"怎麼學"的問題---
國語課教修辭的問題，我認為，重點根本不應擺在該不該學，而是在教法是否適當。
讓中小學生學修辭，對了解與掌握語言使用是有正面效果的，但是前提是，要有正確、非僵化的教法。修辭一點也不可怕，它描述語言的形式與功用、語言的使用能造成怎麼樣效果。但可怕的，是死背的教法，國語文課裡放修辭，會面臨的問題，是僵化的填鴨式考試，這是一門讓人理解、活用的知識，若把它當作為分數死背用的專有名詞，學修辭就一點意義都沒有。(關於這點，這位老師在聯合報寫的迴響寫得非常好。補充一篇)
訓練學生寫作表達，不能只要他們全憑感覺、隨興抒發，西方國家的國語文教育，有一套很嚴謹複雜的邏輯思考訓練，牽涉極度複雜、多層面的因素，包含邏輯架構、辭藻、對各種文章類型的掌控，等等。修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相較之下，台灣幾十年來的國語文教育，關注的層面一直太過狹隘。
我其實提過多次，國語文教育的目的，並非只學習抒情感受、自由創意，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懂得用語言用來理解他人，針對某議題，發表自身觀念。所以，國語文的教育，是一個社會極度重要的一環，緊繫著下一代的思考方式與理解力、並牽動著他們今後在進入社會與公共領域後，是否能夠透過語言的掌握，理性地與別人溝通、表述自己的意見。對許多西方國家來說，國語文教育，是此社會公民意識的培育搖籃。而台灣國語文教育嚴重缺乏嚴謹的邏輯訓練，即是台灣目前社會上，民眾普遍缺乏理性溝通能力、常容易媒體語言操弄的始作俑者之一。
因此，不應該因為李家同不懂修辭，就認為修辭沒有用。聯合報社論所提的「火星文」，也非因為國語文太難而引起，那是網路文化流行的產物，沒必要混為一談。再者，那些會說出"以前我們沒學過xx，文章還不是照樣寫得好"的人，只不斷地顯漏自己對"國語文"這個概念的淺薄認識罷了...
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
大學生素質問題 只是冰山的一角
本文刊登於聯合新聞高等教育論壇 2009/2/23
新任政務委員薛承泰，日前提出「年輕人競爭力」的問題，舉了大學生不早起上課的例子，引發一番討論。聯合報社論也刊出「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一文，指出「不早起」只是冰山一角，台灣真正的問題是大學生失去了接受知識與專業訓練的動機，無法為了取得知識或專業能力，付出辛苦代價。
事實上，筆者認為，台灣社會近幾年來對年輕人競爭力的批判，太常歸咎於大學生的素質問題。這樣的探討，不只是對大學生行為現象的過度詮釋，也顯露出台灣面對高等教育的成效檢視與原因追究，普遍仍太過狹隘。
大學生的素質，不能單一解讀，換句話說，大學生的表現，只是整個台灣教育體制問題冰山的一角。要問大學生為何不具備取得知識的野心，得追溯到他們上大學前，整整十多年的學校教育裡，有沒有漸漸引導他們，獲得吸取知識的方法，讓他們明瞭專業能力重要與意義。
的確，國家的競爭力非關大學生早起不早起，關鍵在人才的專業能力; 而讓年輕人具備此競爭力，固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然而，這個任務的達成，不能只仰賴大學，畢竟，獨立獲取知識的方法培育，是十幾年累積的循序漸進過程。
批評年輕人毫無野心、不主動學習知識，不能只侷限於從大學生的行為裡找例證。更重要的，是探討台灣整個學校教育是否有足夠深度的課程，尤其是中學教育，讓台灣的青少年，在未上大學前，就能慢慢獲取掌控知識的獨立能力與自信，而非讓中學生眼裡，只有被知識支配的僵化考試。
畢竟，若上大學前的中學時期，學習與課程的重心，除了拼學測、考大學以外，完全無其他目的，無法讓他們體會取得知識的好處、學習獨立取得知識的能力，這些眼裡只有僵化考試的學生，在達到連續幾年的唯一目的後，怎可能在考上大學、過了一個暑假後，即刻理解自己與知識間的緊密關聯，並培養出積極獲取知識能力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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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篇文章，起因於最近一連串的大學生素質相關抱怨文，提供連結如下...
1. 聯合報 2009/2/18 薛承泰: 提升競爭力，大學生不翹8點鐘的課
2. 教授抱怨文 2009/2/19 大學生的第一堂課
3. 聯合報社論 2009/2/19 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
4. 教授抱怨文 2009/2/25 兩岸大學生比一比》周六早7點 你在做什麼
2009年1月29日 星期四
希望台灣，牛年兩心願
(圖: 一群被我呼過來面對鏡頭的德國有機乳牛。2007攝於荷德邊境Ostfriessland的小村Loga)
先以這張照片當作我的春節賀年卡片，祝大家牛年快樂! 順心如意!
今年的除夕夜，我與德國好友與室友吃了一頓溫馨的年夜飯，由我獨自下廚，煮了一整鍋新鮮蔬菜咖哩當(不是太正式的)年菜，也炸了一盤年糕下酒吃; 昨天中國朋友也請吃了一頓美味的餃子大餐; 我每天在twitter更是不停地看推友貼上張張精彩豐富的年菜照片; 因此，即使我每天白天都在工作中度過，今年農曆新年，我還是感受到了濃濃的年味。
因為關魚的邀請，想在此寫下一份我的「希望台灣承諾書」。關魚的邀請函裡是這樣寫的:
為串連起更多台灣所需要的希望和力量...「新年希望‧希望台灣」計畫...參與者除了要講出對台灣的新年新希望，更要寫出自己願意付出哪些努力，促成你心中的希望，朝「夢想成真」的境界邁進。簡言之，計畫的精神就在「讓希望被看見，讓努力被實現」。
這將是一份台灣人寫給母親台灣的「希望台灣承諾書」，到了年底，每個人再來檢視自己年初寫的努力和希望，實際作到什麼程度。作不好的地方，檢討原因繼續加油，作得好的地方，微笑驗收再接再厲。
我的希望承諾書，包含兩項名目不同、卻緊密相關連的心願:
一、我希望台灣的弱勢兒童受到更好的教育:
從零八年春天起，針對台灣陷入泥沼的教育體制與其問題所在，我開始整理出想法。我希望在這頭從裡到外都生鏽、招人抱怨、卻又不得不運作的怪物機器裡，慢慢地拆解它壞掉的螺絲。
尤其是有關弱勢學童教育的問題---
有好多次，我都想針對台灣的弱勢兒童教育問題建議些甚麼，我常打了幾行字後，就停手無法繼續。因為，歐洲澳洲目前所發展出來、針對不同類型弱勢兒童所使用的補救輔導教育方法，在台灣本身就問題重重的教育體制裡，卻完全無法使用。
我是語言學工作者, 每天接觸的是文本形式與內容, 太清楚教育要進步, 不是改改外在制度即可. 教育內容和概念原則的改變才是重點, 制度和教科書該怎樣設計, 本應看內容原則是什麼.
因此，想為台灣受忽略的弱勢兒童們找到有效率的補救教育方法、讓他們因為教育擺脫弱勢現狀，得同步讓台灣教育受困的原則問題，慢慢轉向。
我當然能力有限，也不覺得現在有人還會想要接受甚麼整體教育改革; 然而，無論是跟我同世代的年輕人、或者與我有相同理念的大學老師們，大家都還是很樂觀地努力著。我們或許能從小零件開始修補起，期望最終為它找到可能的出路。
因此，我對自己的期許，是找出讓台灣教育漸漸轉向的落實方法。然後爲台灣弱勢兒童補救教育找出路.
二、我希望台灣人，能夠多些理性、多點思考能力:
近幾年來，透過台灣部落客的文章或網路讀到的資訊，真正體會到台灣只有藍綠、沒有理性的普遍現象。台灣社會各角落充滿著一個奇怪的現象---很多人誤認為"政治"就等於"藍綠惡鬥"; 因此，提到政治，多數人若不是聞之色變，就是直接成為憤青的一員。
因此, 在理應傳授理性公民能力的校園裡, 老師認為學生只需單純讀書考試絕不可碰政治議題，而學生認為老師談政治就是踰矩. 台灣社會，對學生、對老師的想像，仍繼續保守; 如何關心公共議題, 理性思辯的能力, 繼續被排除在校園之外.
於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是從我本身的行業來落實。我直接能作的，是從我面前的年輕人下手。我從五年前開始當老師，從此以後，幾乎每周都面對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我的德國與台灣經驗告訴我，無論台灣或者德國學生，都一樣有潛力。當然因為中學教育的不同，潛力也不同，但只要有方法，還有一點熱情，要賦予學生理性的思辯力，其實，並沒有那樣難。
以上兩大心願，不像是我的牛年小希望，反而較是針對台灣社會某些現狀，我覺得自己或許能一直不斷前進的角度與方向。感謝關魚的邀請，具體寫下後，更清楚，還有多長的一段路要努力...
延伸閱讀: 牛年牛願--給台灣承諾書 by Annpo
2008年12月27日 星期六
當科技工具的力量被過度詮釋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十二月二十日<嗷>在高雄舉辦的野草莓座談會中，有一場關於學運與網路科技使用的討論。野草莓學運與過往台灣社會運動最大的差異之一，即是網路科技的充分運用。網路傳播不但讓全台各地甚至國外的支持者，能夠更快獲得學運的相關資訊，即時影音傳播，也讓無法到場參與的支持者隨時關注現場狀況。網路科技對於此次學運宣傳的正面貢獻，眾所皆知，在此無須贅述。然而，十二月二十日的野草莓檢討座談會裡，有些與會者就他們在學運現場的觀察，提出網路對學運的限制。會中有教授指出，學運的網路直播，其實會抵銷一些學運的力量，此位教授甚至在學運開始時，曾建議學生關掉現場直播。例如，他認為有些人會因為能坐在電腦前觀看轉播，而不願親自到學運現場靜坐支持，因而影響到場支持者人數。
我認為，如此探討網路轉播對學運的負面限制、或著重網路科技對於學運成功的必要性，連帶點出了台灣社會許多領域裡普遍存在的問題--- 在台灣這科技島國裡，「科技發展使用」與「訊息溝通成果」兩議題的區分，仍太過模糊。
科技工具只負責傳遞，不負責溝通。科技的發展使用，與其承載內容的溝通目的，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前者只是傳遞後者的工具，工具再怎麼先進、再怎麼多元，並不會改變訊息接收者對於訊息內容論述的理解與立場態度。以此次學運為例，網路現場轉播的有無，當然能影響學運的宣傳速度與範圍，但並不改變網路使用者對學運訴求的認同與否; 同理，網路使用者不願改變習慣起身到場參與，也無須歸罪於資訊透過網路平台太過唾手可得; 畢竟，訊息接收者的態度改變，與資訊取得的難易度並無太大關聯，而是端看訊息內容論述是否能提供強大的理由，說服他們改變習慣與立場。
其實，網路、硬體材料、科技等資訊傳遞工具在功能上的過度詮釋，可見於台灣社會許多領域，其中又以教育尤為顯著。台灣教育改革十幾年來，始終以教材的多元化為重要革新手段之一。「一綱多本」即是最明顯的落實政策。教改人士始終誤信，只要教材多元化，即能賦予學生多元思考力。事實上，無論教材分配如何變革，只要教材內容的架構與教學方式維持原狀，學生的思考力培育，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另一例是近年來，台灣學校為標榜課堂的數位化而使用的電子互動式白板。然而，教材的數位化或網路化，也未能讓學生跳脫填鴨式的學習。換句話說，多元教材與數位科技等硬體工具的革新，並無法衝破傳統教育的藩籬; 一個國家的教育，想要經歷典範轉移，要汰舊換新的，並非教材、技術與工具，而是它對整個教育理念的信仰與原則; 該改變的，正是教學工具所承載的訊息、觀念、內容設計。當然，後者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幾十年來尚未改變過。
台灣社會對於科技與觀念兩者的探討界線太過模糊，上述的學運與教改議題只是其中兩例。科技的發展，當然可使傳遞工具更多元，然而，「多元工具的使用」與「訊息內容的建構」兩者在功能上的界線，若欠缺釐清，當溝通發生問題或成效不彰時，我們太容易歸因於前者而忽略後者。我們太容易以為，科技的革新與觀念的進步能畫等號、以為新技術的訓練等於創意的培育、以為網路平台上的頻繁互動即代表意見的溝通、以為訴求的廣泛迅速傳遞，就如同獲得更多人的支持認同。
總而言之，近年來，雖然有些研究的確開始質疑起科技的發展使用對觀念溝通的負面影響，我認為，如此檢視科技的限制，仍是過度詮釋了科技在溝通層面的影響力。技術、材料、網路等不過是溝通工具; 觀念說服的成敗或訊息接收者理解上的改變，端看溝通者本身如何架構與深化論點。同理，僵化的材料文本與溝通者本身思考力的缺乏，也不會因為傳遞工具的多元化或數位化而有一絲改變。於是，當我們忙於歌頌或強調科技工具的使用時，其實更應該正視檢討的，是來回穿梭於傳播管道的訊息論點本身。
2008年11月19日 星期三
創意培育不是技能訓練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08/11/19
日前有報導指出，文建會將在四年間投入廿億元經費「建構文化創意環境」，眾多學者也憂心，台灣重考試的主流教育，培育不出創意人才，政府應建立實力重於學歷的文化創意人才培育模式，也就是成立不同於主流教育制度的文創人才培育模式。
筆者以為，有意提升台灣創意人才的培育，首應探討的，是如何改善主流教育只重考試的僵化制度，並在其注入刺激創意與靈活思考的教學元素。
報導裡指出，目前台灣的許多大學已成立數位媒體、藝術的相關系，但創意人才的培育狀況，仍成果有限; 因此，有學者指出，想有效培育創意人才，台灣應該轉而加強傳統藝術、戲劇科系的數位技術能力。
然而，我認為，此創意培育觀念亦有點本末倒置。目前台灣創意人才培育方面所令人擔憂的，是即使台灣已經有眾多文化藝術相關學校科系，優秀突出的創意人才仍有限。而眾所皆知，創意，是一個人靈活思考、想像力的組織展現。若台灣學生在國小與中學，都只接受僵化的主流教育，如何能期待他們一上大學，即使進了文化藝術科系，就能馬上有展現創意的能力? 沒有這些最基本的思考與組織能力，即使學生有密集的表演技能訓練、有數位技術的或多元媒體工具在手，創意這複雜的抽象形體，也無法具體發揮展現。
的確，數位技術能力與藝術結合的教育，可以產生數位內容產業的人才，但這些技術人才不代表文化創意人才。也就是說，創意的培育，與表演技能或數位技術的加強訓練，並無法完全畫上等號。
再者，創意這概念，不只適用在藝術與表演方面，各門學科、各個領域，想要有理論或實踐上的突破與進步，靈活的思考下產生的創意，亦是最重要的推動力。以台灣只重考試的僵化主流教育，欲在各學科、各領域培養出有創意的理論家或實踐者，成果恐怕亦是有限。
如報導所說，台灣以考試分數為重的教育，沒有太多活躍思考的訓練，的確是摧毀台灣教育體制裡創意培育的首要原因。因此，針對加強台灣創意人才的培育，除了成立於不同於主流教育制度的培育模式，台灣教育學者們更應該探討如何在主流教育下，加強創意與靈活思考力與組織力的教學元素。筆者以為，這才是提升台灣整體創意人才培育的治本方法。
2008年10月16日 星期四
白話與文言文比例爭議, 應回歸語文教育主軸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08/10/15
日前搶救國語文聯盟不斷呼籲國文課文言文比例應該調高。回想當初搶救國語文聯盟初期組織、命名、發聲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學生國語文能力、作文能力的日漸低落。這的確是全台灣家長教師都擔憂的事實，應該喚起大眾關切與支持。然而，其聯盟成員提出來的搶救國語文方法，例如提高文言文比例與教導儒家學說，或許可以增進學生中國文學造詣、對中華文化精隨的掌握，但對於語文或作文能力，並無直接關係。
文言文比例與國語文搶救有無直接關聯？
學生的國語文能力要加強，最該優先改善的，是台灣語文教育過去幾十年來依循的老路…學習模擬好文章，並毫無質疑地接受課本所呈現的論述與思想。
作文、語文能力，主要來自學生有無接受完整的邏輯與獨立思考訓練。這些訓練，應該包含教導學生如何理性觀察周遭社會與生活現象，如何轉化觀察為抽象的概念、並且以清楚的文章架構與邏輯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佐以合適的詞藻、隱喻等。
文言文與儒家學說，在語文能力訓練層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可以增進學生語言使用的文采，並可讓學生了解中華文化的傳統精隨，但無法達到搶救國語文聯盟當初發聲的主要目的－搶救學生語言與作文能力。
換句話說，目前爭議不斷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對於幫助學生加強邏輯與思考表述能力，並無直接關聯。即使文言文比例提升到百分之七十，學生若繼續依循過去舊方法學習文言文，或者照單全收地吸收儒家思想，其作文、國語文、思考能力也絕無可能加強。
教導學生獨立判斷古文與儒家論述的適合度
再者，最近也有本土社團攻擊文言文或儒家學說只會僵化毒害台灣學子的思考。筆者也以為，這些呼籲也已偏離國語文教育的主軸。若能有正確的語文教學方式，主重學生訓練思考與邏輯能力，無論手邊教材為白話文、文言文、或儒家學說，學生都能夠在讀完或聽教師講解完內容後，獨立判斷文章內容與論點在當今社會的適合度，理由為何。
也就是說，只要國語文教學方法能夠跳脫出照單全收的老方法、擺脫一味尊崇儒家論述，並讓學生能有質疑或思考的訓練，讀文言文或儒家學說，除了可以增加學生使用國語言的文采、了解中華文化，也可以是很有用的思考訓練教材。
總而言之，筆者以為，最近的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爭端，早已偏離了搶救國語文聯盟成立與發聲的最初號召原因，也就是加強台灣學生的國語文能力。想達到聯盟成員的最初期許與家長教師支持的主要理由，該研究的，應是加強學生邏輯思考力的教學方法，並探討如何使用白話文、文言文或儒家相關課文來配合這些教學方法，讓台灣學生終究能擺脫幾十年來依循的死板老路，而非計較著白話與文言文的百分比數字。
2008年10月13日 星期一
教材革新 VS 教育改革 (研討會心得2)
這次希臘的語文與教育研討會，讓我覺得最棒的發表之一，是一位希臘教育學者有關教材革新與教學效果的演講。我覺得，這項發表，對台灣之前一綱幾本與教改的爭議，可以激起點反思。
這位學者，主要分析了希臘中學於1985、2000、2006年使用的國文課教科書。
他展示的例子顯示，1985年時，教科書內容設計單調，只有文字與極少的插圖。2000年開始，插圖與圖表大量增加，到了 2006年，不只教科書充滿了繽紛的圖像，還有附上電腦輔助教材。也就是說，從1985到2006這二十年，希臘的中學國文教材，也因科技發展而多元化。
然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結果是，即使20年來，教材設計日漸繽紛、大量用圖像或多元的媒介，所有的教學流程、方法、教學走向與原則、學生學習的效果，根本是20年如一日。
其實，當代已有很多教育研究顯示，改變"媒介"與改變"概念"，絕不能混為一談。
科技發展之迅速，讓很多人都誤以為，若學生能有更多元的學習環境，讓他們接觸電腦、網路、多種教材，就代表他們學習效率可以增加。因此，很多學校，都以"校內有多少電腦設備"來強調他們也趕上教育新世代，也有人以為，多本教材的存在，就代表多元能力。然而，談教育改革，尤其是國語文教育改革，與外在教材改革根本不能畫上等號。
回頭看台灣之前的教材爭議，亦是如此。到底要一綱幾本比較好，不應該是教改爭議重點。因為，教材如何多元、電腦輔助如何頻繁，與教學基準的革新，都沒有直接關係。一個國家的教育，想要經歷典範轉移，要汰舊換新的是它對整個教育理念的信仰與原則。這點，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幾十年來從未改變過。
這位希臘學者昨天發表的數據與分析，再次證實了這項事實---
教材的改革，根本不代表教育的改革。
延伸閱讀:我對一綱多本推行的一點建議
2008年10月11日 星期六
台灣教育何時能趕上腳步? (研討會心得1)
當台灣的國語文教育，還永無止盡地沉浸在白話與文言文比例爭議時。歐美的國語文教育，已經歷經了兩次的典範轉移。
這次來希臘大學參加的研討會，即是有關語言學、多模式(多符號)論述(multimodality)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
英國、德國、澳洲等我較熟悉其國語文教育體制的國家裡，不但幾十年前早已擺脫像台灣那樣的填鴨式、缺乏邏輯思考訓練的死板教育; 現在這些國家的教育發展，已經邁入第二、甚至第三階段。
所謂第二階段，是建立起一套國語文教學系統，可應用在各科目的教學裡，幫助學生能在學習各種學科時，尤其是各類人文社會科學，能夠有完善的語言掌握力與獨立思考訓練。
而我指的第三階段，已經是研究如何發展語言以外的各種符號，例如影像、聲音等。有系統地應用在教育裡，幫助學習效率的更提升、幫助學生認識除了語言以外的各種符號以及其功能。
這次的研討會，以及我八月初在新加坡參加的多模式論述與教育研討會，大家討論的，是如何應用圖像、影片、互動式媒介等教學理論發展，還有這些多符號教材的優缺點。畢竟，很多學者的發表都顯示，在教育層面，過度使用最新科技，並非永遠正面與萬能，有時反而造成阻礙、限制與反效果。關於這一論點，等我以後較有空時，再另文說明。
我在部落格很少提我個人的研究，常是因為寫部落格，都是我下班後的活動，我很少想再講工作的細節。我的博論，還有我目前與老闆一起作的博後研究計畫，是影片論述的分析方式，以及它能在更廣層面的應用，例如教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講到電影、影片，多數人想到的是劇情詮釋與評論。而我們的project, 是發展一套理論，分析電影裡各類多符號元素，如何能像語言一般，被用來架構論述。
電影或各類影片，在歐美國家，常被用作重要的教學教材，而該如何有效利用這種教材、教師如何帶領學生利用影片了解、思考更多文字無法有效表達的論述，都是當今教育學者們討論的議題。
總而言之，目前教育理論探討的方向、也就是我以上指的第三階段，不是發明新的教學科技，而是如何利用多符號、多媒體教材來教學的"方法"。台灣是科技島國，甚麼新科技都有，但嚴重缺乏的，就是有系統的教學方法。
我已經提過好多次，在一個國家裡，其人民的理性、思考、邏輯、對抽象概念的掌握與理解能力，很重要的基礎，即是來自學校教育的國語文教育。今天參加一整天的議程，參與了一些教育理論發展的相關討論，我回到hotel後，照例寫了點心得報告給老闆，隨之湧上來的小感觸是，台灣國語文教育，不知何時能夠跳脫出這些文言文或孔孟儒家爭議，終於能夠開始跨出點步伐?
2008年9月27日 星期六
國語文教育的Twitter討論
這周教育部終於宣部九八課綱國文科修訂方向，結果當然是，孔孟、儒家、文言文又再度增加比例，宣稱為的是搶救國語文能力。(例如這則報導)
我在這篇文章，討論過國語文能力搶救的問題。這幾天，在新聞裡又讀到又把"文言文"與"搶救語文能力"畫上等號，真的很無奈。今天午休時間，我邊吃午餐，邊與網友anarch在Twitter討論這問題，我把我們討論的內容轉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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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順序：由上往下)
anarch1001 唉~在泛政治化的兩方拉扯下，98課綱還是決定增加文言文比例...我倒不是非要反對文言文增加比例不可，而是一葉知秋，這很可能表示馬政府連遮掩塗粉都不顧，全面向深藍威權勢力靠攏...
anarch1001 [98課綱]中國文化教材一定要「唯尊儒家，無視百家」？
anarch1001 [98課綱]哈哈~那位在公視新聞訪問時大方說我們只要專心讀白話文的高中美少女夠嗆XD當然，她觀念有點偏差，但不會比張曉風和余光中偏差啊(笑)
chiaokovsky [文言文] 我真搞不懂幹麻老是斤斤計較那幾個百分比例, 增加3~5%可能也不過加個幾篇, 沒有好教法就算文言文増到百分之70也沒用, 大家也是學過考過就要忘...
chiaokovsky [國文] 教育部真的很聽話, 受不了, 台灣真的需要一群人, 有語文教育理論概念的, 集結起來, 與中華語文促進會那群文人對抗
chiaokovsky @anarch1001 因為"儒家"現在很红, 尤其在大陸超红, 很多人都認為, "大陸香港都在推崇儒家與中國文化教材, 我們怎能落後?", 這種邏輯很令人生氣, 他們走退路, 為何我們要跟著走退路?
anarch1001 @chiaokovsky 這個東西在台灣一定跟政治與統獨等意識型態糾纏，加上有的人就是觀念較守舊(他們自稱是重視倫理道德啦)，早就不只是單純「教育」的考量了......(嘆)
chiaokovsky @anarch1001 坦白說, 我覺得台灣的國語文教育由這群人主導真的很可悲, 從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語文教育, 會把"語文能力", "道德", "文化"全混在一起, 以為是同一種東西.
anarch1001 [98 課綱]剛剛公視新聞裡有位受訪的國文老師真的很鬼扯！她說很多理工科老師跟她反映學生看不懂試卷的題目，可見閱讀能力退步，所以文言文比例應該增加。真是騙肖(怒)！台灣的理工試卷是用文言文寫的嗎？閱讀能力退步就一定要讀文言文？讀台灣作家當代文學甚至優秀通俗小說就沒幫助？
chiaokovsky 搶救國文聯盟的發起人, 一字排開來, 沒有一個是"教育學家", 他們一開始的行動宣言, 很讓人想笑, 一開始說目的要搶救語文能力, 但真正內容卻是"搶救中國文化". 他們是以為"文化"就是"語文能力"的一群人, 太離譜啦...
chiaokovsky @anarch1001 (笑)我還看過台灣新聞報導說, 在大陸有國文老師反應, 多教儒家思想後, 班上學生變比較有溫文有禮貌, 所以台灣也應該跟進. 這類超扯的新聞真的很多...
anarch1001 @chiaokovsky 我以為跟「文化」混著談沒錯，但是去區分哪個文化比另一個文化優越高級？哪個語文教育以及代表的文化血統純正？有資格代表正統？這就很有問題........至於扯到道德，那才是最不道德的。
chiaokovsky @anarch1001 應該說, 那些中華語文聯盟的人一開始發聲的主要目的, 是因為台灣學生國語文能力, 作文能力低落, 他們搖的是這面旗子 搖這面旗, 台灣的老師家長就不會有人反對, 因為這是事實. 然後, 這群人, 打著這面旗, 卻實施文言文之類的文化宣傳手段. 也就是說,
chiaokovsky @anarch1001 他們讓人以為, 或者他們真的以為，回歸中國文化, 就是可以增加學生的國語文能力與作文能力...他們這提議, 想不到在台灣居然很成功..他們搖這面旗來召集學生家長, 提出來的行動, 卻完全不是照這面旗的目的在走. 真的, 文言文百分比在怎樣調, 跟作文能力語文程度都沒關係 .
anarch1001 @chiaokovsky 而且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文化只有正統儒家！
anarch1001 @chiaokovsky {補充}我剛說「跟文化混著談沒錯」倒不是說文化跟語文能力是同一件事，只是指出兩者畢竟關聯緊密。
chiaokovsky @anarch1001 不過, 好在這群人也都不是太年輕, 且講來講去都是那些老掉牙的東西. 大家都看煩了. 台灣若能有一群較為年輕的語文教育學者集結起來提一個具體一點的語文教育論述, 或許可以扳倒他們...
anarch1001 @chiaokovsky 結果台灣學生閱讀能力與作文能力為何低落的探究與討論全被犧牲......其中的誤解與功利導向則更形孳生蔓延。
chiaokovsky @anarch1001 Exactly!!!!
chiaokovsky @anarch1001 所以, 我幾個月前寫的那篇文言文與國語文能力的文章, 就是想指出這點, 想不到, 後果就是, 一群死忠的中華聯盟粉絲跳出來說我的文章會毀掉台灣學生的道德與國語能力,..真是夠了...
anarch1001 @chiaokovsky 一般的人確實會不加思索地將前朝元首的道德低落跟當時推動的本土教育劃上等號(又因為有無{去中國化」的爭論)，但是知識份子就不該隨波逐流，就該比一般人慎思明辨，若是隨波逐流又論理邏輯錯亂，談什麼教育？
chiaokovsky @anarch1001 贊成, 所以, 我才說台灣的國語文教育由這群或許都當過老師但是沒有語文教育概念的人主導, 卻沒有人質疑他們的論理邏輯, 真的很可悲. 所有的討論都流向關於"道德, 本土, 去中國化"等等的討論. 已經偏離了原本真正搶救國語文能力的主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