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們別小看兒童的判斷力啦

回台灣時我其實很少看電視，前幾天我看到這篇部落格文章裡，講述之前台灣卡通會打馬賽克蓋掉某角色刁香煙的事情，我不只啼笑皆非, 還真是很驚訝。

這是前幾天的新聞，國健局因為香吉士每天嘴巴刁著香菸，認為會對小朋友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規定以後香吉士的香菸都要噴霧或馬賽克。雖然後來被抗議後取消了，但這還真的是一個蠢方法。

我覺得這不只是一個超蠢方法，且是"官員沒有先作功課與深入了解就亂定規定一通"的又一例。

兒童的判斷能力其實很強。

雖然我們對人類的智慧如何生成仍所知有限，但幼兒都有很強的情境判斷能力，早已是近年來認知科學多次檢驗後的事實。有個知名的實驗就可以證明。

這實驗是這樣設計的(註)：

實驗的工具是一張桌子，上面設有電燈開關。第一組研究員先在幼兒面前，兩隻手平放在桌面上，刻意不用手卻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受試幼兒看了看，之後被吩咐開燈時，他也摹仿之前大人的怪行徑，用頭去頂開關。

而對照組，是由研究員出現在另一組受試幼兒面前，但這次研究員假裝很冷，全身裹了條毯子坐在桌前，手包在毯子裡，坐定後一樣用頭去頂桌上的開關。之後幼兒被吩咐開燈時，他們卻都自然地用手去開, 而不是摹仿研究員用頭去頂。

因為---即使是幼兒, 也有能力觀察事物脈絡與因果關係。

在對照組實驗裡，這些小孩子觀察到, 裹毯子的研究員得用頭去頂開關, 是因為手包在毯子裡, 是不得已的行為. 也就是說, 小孩能判斷這個行徑發生的背後原因. 他們自己身上沒有裹毯子，因此被吩咐要開燈時，就用手使用電燈開關較方便--- 正常的幼兒只有在觀察不到原因支撐某行徑，才會認為這些行徑應該是正常，例如第一組實驗就是如此。

看到卡通人物的行徑，幼兒很自然會從故事脈絡裡判斷此人行為的情境原因，要讓兒童看了電視某人的行為後就起身去模仿，要有很多其他因素相佐才會發生, 例如, 他想要成為這類角色, 或者也想要身在這樣的情境. 但這些因素已經不是看到"卡通人物在作某事(例如, 看到某人物嘴裡有根煙)"就會造成, 而是他父母或社會帶給他的週遭環境使然.

事實上，膚淺地把影像裡可以看到的某元素直接『汙名化』，本是個錯誤的概念。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是戰爭電影.

戰爭電影通常有最多的打殺爆炸場面. 這些會被一般人標為"暴力血腥"的元素, 它存在的功用常是為了突顯正面的價值：例如, 戰友間的合作救援，戰爭的無情，友情與生命的可貴，等等。若認為打殺爆炸畫面很暴力就把它馬賽克掉，這些正面價值就無法有效呈現。

暴力或任何道德的定義，本來就不是"看到什麼行為就可label"這麼簡單。意義與價值，都要在更廣的脈絡情境下才能判斷，這本是連幼兒都有的天賦，是之後僵化的教育與膚淺的社會，才硬是暴力地壓垮了他們天生的能力。

(註)實驗出處:
Gergely G, Bekkering H, Király I (2002)"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Rational imitation in preverbal infants" Nature, 415.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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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形式，決定觀眾觀點的改變

上個月，台北的「城市遊牧影展」播放了一部新加坡紀錄片<李家王朝> One Nation Under Lee。基本上，這部紀錄片很直接明瞭地揭露了新加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面貌。例如，全片穿插新加坡國內受政治迫害者的訪問、抗議的影像、與清楚的社會背景解說，外加一些統計數字與資料，不少畫面就如同電視廣告一般，直接打出文字訊息與數字、口號，配上激動人心的音樂，成了一部直接強烈的propaganda宣傳性紀錄片。它把新加坡政府壓迫言論自由的獨裁霸行、與要求民眾起身行動的呼喊，毫不包裝地直接傳遞給觀眾。

影片映後有個座談，有在場觀眾發言，讚揚這種宣傳性的紀錄片，對於藝術形式來說，是「誠實」的形式展現。他的意思約莫是，眾所皆知，紀錄片這型類，根本不可能中立地揭發事實，這部強烈的宣傳影片，反而才是誠實地把「不中立」這個特性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直接告訴觀眾，「我們就是要宣傳、我們正要改變你們的想法」。

然而，暫且不提它被詮釋為「誠實」有無意義，這類強烈宣傳性紀錄片的製作，或許忽略了一項當代很重要的影像論述形式(visual discourse)研究成果---

許多實驗與研究文獻，都已能證明，像這樣的宣傳性影像論述形式，的確可以清楚地向觀眾「傳遞」訊息，但無法有效地「改變」某些觀眾根深蒂固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時的競選宣傳廣告，它傳遞的訊息，能改變的是尚未決定的中間選民，並無法改變長期支持某政黨的選民。

「訊息傳遞」與「有效改變觀眾既有的觀點」，是兩種雖相關卻不一樣的功能，在影像層面來說，會由不同的形式來落實。

這部<李家王朝>紀錄片裡強烈的宣傳形式，最大功用，在於讓我們這些非新加坡人了解新加坡發生甚麼事，而它所用的語言、影像與音樂，或許可激勵那些正反抗新加坡政府的社運人士; 然而，它沒有足夠的力量，改變那些長期被政府洗腦、堅信政府萬能、天下太平的新加坡人。而改變後者，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最終目的。

要利用影像形式「改變」某人已經習慣的觀點很不容易，但有效的方法，是讓這些目標觀眾，在觀看影像時，進入一種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情境，讓他們找到這些情境與自己切身的關聯，換句話說，靠得是「同理心」的喚起。

這樣的例證，甚至可以追朔至西方中古時期的藝術演變---

中古時期歐洲藝術以宗教為主，為了「傳遞」聖母與耶穌基督的「神聖萬能」的概念，繪畫與浮雕中的聖母與耶穌基督，不只表情與動作皆僵硬，身型比例刻意被放大以顯重要性; 而其身旁平民人物的描繪，則被刻意縮小以展現大眾百姓的渺小，身型相較之下，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說，此時的藝術，主要傳遞聖母與耶穌的"偉大"。



到了十三世紀初，義大利聖人法蘭西(Francis of Assisi)，發現民眾漸漸無法感受天主教與自身生活的貼近、不再由衷信仰宗教或樂意進教堂，於是，他找了一些人，在市區廣場，扮演起耶穌受難聖母哀悼的場景。這些真人演出，有效喚起了民眾對於"母親哀子"的同理心; 於是，宗教繪畫、雕塑，同樣基於利用同理心「改變」信徒行動的功能，不再以大比例、完美無表情來「傳遞」聖母與耶穌神聖的概念，而是越來越講求比例真實、情感描繪的貼近民眾。這樣的藝術功用與潮流，後來造就了以「人」為本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成為西方藝術發展史的重要轉戾點。



回到現代。當天台北的影展，某位與談人也提到，新加坡人居然能普遍堅信政府長期建構出的那套論述且認為言論自由事不關己，他覺得很不可思議，而到底該如何讓這些新加坡人真正放棄已習慣的論述，才是改變新加坡社會的主要關鍵。

那次座談的重點之一，是「紀錄片如何介入社會現實?」，但當天時間有限，討論仍著重社運現況。而我對以上這問題，遲來的回應是---

紀錄片等媒體影像的「形式」，決定此片的「功能」。它可用來傳遞資訊、可激勵奮鬥中的同志們，或者，它也可改變觀眾原本堅信的觀點、讓他們起身行動。要達成第三種功能，影像呈現的論述，無論是視覺、聽覺、語言的操弄，都需要能真正有效地讓觀眾的同理心被喚起，讓觀眾在看這些影像時，輕易把自身放進影像情境裡，燃起切身的感受。否則，它的功能，就停留「傳遞」。當然，不可否認，「傳遞訊息」也可是紀錄片的好用功能，此部新加坡紀錄片之於我們這些外國人，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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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消失語言，強迫手段無實質用途

最近讀到這則有關搶救排灣族語言的政策。台灣有些原住民語，正逐漸絕跡，若不採取任何"挽救措施"，它們總有一天會完全消失。這的確是台灣多元文化，正面臨的問題。

然而，此報導講述，屏東縣某鄉，為搶救排灣族語所決定的手段，居然是這樣的: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製作「請說母語」牌子給學生掛，以挽救排灣族母語，儘管外界對做法有爭論，但鄉長昨天邀集鄉內國中小學校長、鄉民代表討論時，多數認為排灣族語就快消失了，應該採取非常手段來推動。...丹路國小校長、鄉民代表認為，在頸上掛「請說母語」牌子推動，有何不可？當年推動說國語運動時，不是在頸上掛牌，做強迫式推廣嗎？他們很贊同這種做法，全力挽救母語。...顯然全力挽救排灣族語措施，大家都已認同，鄉公所也決定大幅推動，並在半年內做評鑑。

看完這則新聞後，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訝--我很難相信，他們居然能把過去的"強迫式手段"，再度正當化; 再來，我真懷疑，他們編列預算、制定語言政策，難道沒有請語言學家到場諮詢? 最後我開始擔心，這些極端手段，會不會被視為合理，並且在各地推廣。

我很希望，屏東縣此鄉的掛狗牌政策，並不是真的如這則新聞裡驚悚的類比所說，使用當年推行國語的手段，強迫學生說母語。因為，這些極端手段，根本不會是搶救消失語言的有效方法。


有關弱勢語言存滅的事實

語言，就像物種，強者生存，弱者被邊緣化後，即慢慢消失。而，弱勢語言之所以會變成弱勢並消失，是因為它被強勢文化給併吞，它失去了生存的環境---人們失去了使用它的理由。

因此，要它存活，唯一的關鍵，就是要給它被使用的強大理由。再以物種來當譬喻，要挽救某語言的絕跡，得幫它營造可以生存的環境。讓這個弱勢語言代表的文化環境，能在強勢文化的推擠中，也能有一席之地。找到讓它被使用的理由、有生存環境，才是語言存滅的關鍵。

基於這個事實，搶救保存某消失語言的方法，不能短視地只強迫學生掛牌子講母語，一定要有長遠的規劃，讓這文化的重要性抬頭、讓它可與強勢文化競爭並生存。


針對語言保存，要有長遠的規劃

當然，這些學生可以像學英文那樣，為了學校考試、評鑑、規定，而講這些語言，以免抽查不過。我相信，他們排灣語短期內一定會進步。但學生畢業出了社會，若沒有任何環境理由，繼續使用這些語言，它一樣漸漸流逝。

一個弱勢語言的消失，是極度緩慢的過程。甚至可以百年計算。目前，極端強迫手段，是可以讓學生練習講，然而，若它所代表的環境與文化，百年內也完全邊緣化，這語言，也沒有存在的理由。

因此，新聞裡說的要"半年內評鑑"成果，坦白說，對於一個語言的存廢，這是十分可笑的時間段落，純粹只是像監督學生有無念好英文那樣測驗學習進度。對一個語言的保存與否，一點意義也沒有。

這則新聞報導最後講---

多數校長、鄉民代表認為，有些學者過度理想化，他們還是覺得從學校推動最適當，「學者們真應該替我們想一想，排灣族語真的快消失了」，非常時期就該採非常手段來推動。

我很想知道是哪類學者講了甚麼。

因為，語言不只是文字文法，要搶救排灣族語言，第一重點，應是想辦法加強排灣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讓它被強勢文化併吞，必先營造好這語言生存的溫床，同時配合語言課程，才是傳承此語言的理由與方法。他們口中的"非常手段"，若真是新聞報導的"強迫"，不只牽涉語言人權的爭議。短視急功的目標，對排灣族語的永續發展，真的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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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莓, 我從萬里以外看到的

(圖. 由oj2005拍攝)

野草莓滿月了。
其實，我很感謝野草莓學運。

從學運一開始, 我就發現, 野草莓像是希臘神話梅杜莎那雙眼, 讓有些直視它的人, 居然成了没法思考的石頭。一整個月後, 野草莓對於身在萬里以外的我來說, 簡直是一面明澈的鏡子, 它把台灣內部, 無論是社會或者教育層面的許多癥結, 全展開在我面前.

這一個月來, 反對野草莓的聲浪從沒有停過. 令我最驚訝的是，從網路匿名謾罵、報紙的冷嘲熱諷、到名作家教授的批判，一切批評聲音，即使由不同層次的人、用不同的語言來包裝，或是醜陋髒話、或是振振有詞，這些反對聲音，居然能那樣的雷同，全都困在同樣的幾個爭議點，繞阿繞的，找不到出口。

從這面鏡子裡, 我看到盲目的虛假和平意識，讓台灣人太輕易地把"抗議"與"社會混亂"畫上等號. 無論是批評"野草莓占據自由廣場"、"野草莓違法集會"、"修集遊法會造成社會動亂"之類的反莓意見，都基於此。

或許我已經習慣了見到北德大城市, 例如我居住的布萊梅或者是首都柏林, 每週必上演的街頭抗議, 以及德國內部知名評論家們, 屢次撰文讚揚勇於上街頭抗議示威人士, 我對於那些秉著理性論述, 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體制的社運人士, 十分尊敬. 他們是讓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

而台灣多數中產階級, 甚至應負起喚醒公民意識責任的媒體與名社會評論家們, 寧願沉浸在自以為和平理性的氣氛裡, 就像被上了眼罩的馬匹, 只看得見眼前一小片膚淺表象. 即使嗅到被安祥氣氛掩蓋住的社會各問題, 除了盲目地別過臉去視而不見, 有些人還要伸出兩腳踐踏一番, 抱怨那些願意嘶聲力竭談論問題的人, 污染了自己眼前和平假象.

再者, 從我習慣的角度出發, 野草莓這面照妖鏡裡所呈現的, 還有一道道的鐵證, 再再反射出一個事實, 台灣有嚴重的邏輯教育缺失，公民教育的失敗, 讓我們欠缺有論證能力與意願的公民. 因此, 糾結在許多台灣人心裡的藍綠情節，永遠駕馭在所有議題的探討之上; 無論討論什麼議題, 只要"藍綠幽靈"飄了出來, 理性探討的空間即被斬斷.

很多批評野草莓的爭議點, 擺到其他社會, 都只顯的可笑. 例如"野草莓太泛政治化", "大學生要單純一點", 曾幾何時, 大學生要以"不懂政治"與"不理會複雜社會"為榮?

"有政治傾向, 理性地清楚地了解自己支持哪一個政黨的理念", 在每個民主社會, 原本應是人人都應要持有的公民條件, 但在台灣, 有了這條件, 馬上就與藍綠惡鬥牽連不清. 除非把自己裝扮的政治冷感, 或踩在虛假的中庸大道上, 否則就沒有提出訴求的正當性.

台灣這強大的藍綠幽靈, 殲滅了任何就事論事的空間.

在前幾期的新新聞專欄裡, 我讀到一段不算少見的呼籲:

台灣長期陷在國家與族群認同的矛盾中, 要跳脫這矛盾, 需要讓新的世代從小就建立起公民社會的意識, 和公民社會的運作規範, 只有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 才能讓國族認同的議題變成是可以理性溝通的討論.

公民教育與公民意識的培育, 對消滅上述幽靈來說, 極為也急為重要. (針對這點, 我曾經提過幾個具體建議). 當代許多教育理論已經清楚告訴我們, 公民意識, 不是上一上公民與道德課, 死背準則, 講講品德, 就能獲取. 那應是一整套理性與邏輯思考的訓練, 透過這些訓練, 相互尊重或同理心等心理認知意識, 才有辦法隨之而起.

我很感謝野草莓.

在我錯過第一手體驗台灣十年社會巨變的機會後, 凝視著野草莓這面鏡子，讓我清楚看見，台灣的公民社會，原來還是令人擔憂地、太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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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反核抗議": 一樣是"抗議"相關報導，為何...(下)

本文接續 德國的"反核抗議": 一樣是"抗議"相關報導，為何...(上) 比較台灣與德國有關抗議報導與評論的品質差異。

以下為我從幾份不同立場的德國報紙所節譯下來的反核抗議相關報導:

中間偏左的"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

這次在Gorleben(漢堡附近城市，也是抗議地點)的抗爭行動，象徵反核運動已超越德國幾十年來的傳統儀式, 進入另一新階段。這次由綠黨所動員的反核抗議, 有前所未有的抗議人數. 群眾之龐大, 讓人想起G8高峰會議當時的反全球化抗議規模. 由於之前的校園宣傳與號召, 使得這次抗議行動吸引了許多年輕人的一起加入, 如此一來, 原本讓德國人普遍以為走入歷史的反核運動, 有了復甦傳承的希望.

或許是因為目前核廢料掩埋場的不穩定狀況與新聞, 讓這次的抗議動員如此成功. 這次抗議無論是對核電企業, 或對德國總理Merkel與她的政黨來說, 都是一個重要警訊. 許多年輕公民都深信, 上一任政府(SPD與綠黨)所推動的"核電減廠計畫"理所當然要繼續實施。即使政府想要用全球暖化危機來說服民眾核能的好處, 趁機粉飾核能電廠對環境的污染, 恐怕也難以成功。目前德國政府的政策走向, 必會再度激起"反核"這有悠久歷史的運動大復興.

偏保守的"世界日報"(Die Welt)

由於石油天然氣價錢上漲與德國長期來自俄羅斯能源輸出的依賴, 政府再度審視核電的必要性，讓核能企業復活。然而, 核廢料掩埋的問題, 卻從沒有辦法正式被解決. 即使那些贊成保留核電廠的人士也都應承認這一點。關於核廢料掩埋問題, 政府與相關人士絕不能迴避不談。

週末的反核抗爭行動所反映的現象, 是整個議題將很難有"取得折衷解決方法"的空間。對那些第一次參加反核運動的年輕人來說, 整件事情只有"對與錯", "廢核廠要不就抗爭"之分。

左翼媒體"每日報"(Die Tageszeitung)

德國核廢料掩埋問題, 再度登上檯面。那些能源公司企業，正期望廢核電廠計畫可以因為保守黨執政而取消, 畢竟CDU(執政黨)與FDP兩保守黨派已經公開表示會盡力讓核電廠繼續營運, 甚至利用這議題, 來打嬴得明年國會選舉。

然而, 上週的大規模抗議行動, 顯示這議題不一定對執政黨的民調有好處. 德國的反核運動停歇了好一陣子, 不是因為人們會無條件接受任何政策，而是德國民眾以為政府會繼續2000年就訂好的廢廠計畫。上週的抗議行動，已經象徵德國人會繼續爲反核抗爭下去。

很明顯地, 各在野黨都在利用這議題爲自己政黨形象加分。屬於在野SPD黨的環保署長Sigmar Gabriel也表示, 這反核議題會是左右選舉結果的關鍵。綠黨高層在週末, 比以往的抗議行動都更高調地參與了這次行動, 左翼黨(Die Linke)也到場企圖收割政治利益，這三個黨(SPD, 綠黨, 左翼黨)若明確堅持反核，堅持廢廠計畫的實施，反核議題必定會這些政黨，在明年的選舉得到更多的關注。

基本上, 整個德國反核抗爭, 很明顯地就是從2000年來兩個不同黨派執政前後政策不配合的後果, 支持反核的就不可能支持執政保守黨，抗議者政治傾向很明顯。且如同報導所說, 在野黨也準備利用反核議題來當作明年選舉的籌碼。

然而，德國報紙登出的報導與評論，與我這幾天陸續在台灣媒體上讀到的學運相關報導與評論，最大的差異，是"就事論事"的邏輯力。例如，我在德國各主流報紙陸續讀到的反核抗爭新聞或評論, 從沒有出現過類似以下的論述:

1. 那些反核年輕人背後有政黨支持, 所以他們的動機令人質疑,
或
2.反核人士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是暴民, 怎可以不譴責暴民"污染"社會平靜, 而只繼續討論核廢料污染,
或
3.在野黨要反核能政策前, 先自己去檢討一下前總理SPD黨的施絡德與俄羅斯天然氣企業的曖昧關係, 要不就没立場反核汙染。

德國每份主流報紙, 如上所註名, 都有明顯的政治立場，然而，一個關於政策與議題的評論，不會因為這議題背後的政治黨派與報紙不同調, 就否定這個議題的正當性(如1.); 報紙評論更不會為了替自己政治立場擺脫這議題, 而拿其他議題來牽拖與模糊焦點(如2.或3.).

我有很多德國同事與學生, 都是積極參與德國社會運動的年輕人。我親眼所見的是，他們的抗議行動，多是反對執政黨某政策與不當行為，他們無需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裝得政治超然。他們一旦有了理性的論述，即可上街頭。

所以, 當我這幾天所讀到這樣一則由台灣某教授寫的評論，尤其是見到以下的這段話，並對照我所見過的德國抗議行動，我感受到台灣學運的悲哀之處:

因此，這個聲明雖然意圖超克藍綠，但效果上是否反而再度強化了藍綠對立，則頗讓人憂心。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這個理應進步的反集遊法議題又再度包裹了政黨鬥爭的議程，不然為何非得以這樣的特定辭庫與象徵來框架這個議題？是有可能擔錯心。但是，運動者非得選擇要讓另一群同胞公民擔這個心、起這個疑嗎？何況這個選擇非但無益反且有害於運動的真正普及。這是我拒絕連署此聲明，但衷心支持學生挑戰集遊法的理由。

這次學運的訴求與論述基準，我覺得再理性不過。學運最近屢次被批評、扯進藍綠爭議的最大原因，是由"台灣的藍綠惡鬥"與"台灣民眾普遍沒有理性思考力、容易被媒體操弄而撕裂"這個兩大元素所長期交織的惡性循環造成。若要說學運的訴求與其議題框架不夠深廣、不夠超越藍綠、易引起誤導，這邏輯未免有點本末倒置。

學運被扭曲，算是上述惡性循環的受害者。難道因為台灣社會有此惡性循環、像幽靈般的充斥各角落，所有基於理性的抗議行動，都得認命地把此幽靈的跟隨認為理所當然，且若無法與這幽靈和平共處，這行動就不算有被各界支持正當性??

是否以後每次有人想出來抗議政府的某不當行為，都得把歷年各不同政黨執政時的類似政策，公平地、超克藍綠地各個細數、批評一輪，讓這幽靈滿意點頭了，在台灣才能算是有抗議的立足點，否則台灣公民就有理由起疑擔心運動者背後的政治動機?

那好在台灣政黨歷史還不是很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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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英語"、"全球競爭力"、"愛台灣"三者的關係

我有一個也主修語言學的老友，他與我只要讀到台灣有關語言或教育相關的新聞，常會互通有無。尤其是當我們讀到很離譜的新聞、受不了所謂"專家"的發言或者媒體亂報時，我們通常會在msn上先大抱怨一通。有他這位朋友真好，我與他一起在msn上大吐怨氣後，再到部落格來時，情緒通常可以比較舒緩一點，避免用詞過度激動。

今天他傳這則新聞給我，標題為"愛台，給我外語政策"，講述台灣某位"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的官員，呼籲政府將英語設為台灣的第二語言，好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這將是重要的愛台建設 (我找不到這協會的專屬網頁，好想知道他們除了呼籲大家學英語外都做些甚麼)。

基本上，"講外語不等於有全球競爭力/國際觀"，我(與朋友們)在這篇舊文已經詳細討論過。

(但既然屢次見到這類報導, 且有頻率增加的趨勢, 我想再重複一次, 或許是最後一次. )  

外語的確很重要，但那是一把工具，某人把工具磨利後，不代表他能完美地使用它。如同，某人手拿支高檔的德國萬寶龍鋼筆，卻連一篇完整的文章都寫不出來; 或者手持著昂貴的萊卡相機，卻對如何構圖拍照一點概念都沒有。花錢就可以得到工具、花時間可以把它磨利，但是如何讓它合宜地發揮功效，那是另外一種的能力。當然要習得這項能力，也得借助工具。但是，用哪一牌子的工具、擁有多少工具並非這項能力的獲得因素。

所以，這位全球化教育人士在新聞裡表示，"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也是一種思維方法，一個國家人民的多元語言能力，可檢驗國家的多元思維與創造能力"，此意見的前半部我深表贊同，語言的確是讓人類溝通與思維的工具與方法; 而這意見的後半部簡直是天方夜譚。一個人會講多種外語，跟他有多少思維能力並無直接關係，若依他所述，瑞士、盧森堡、比利時這些多語國家，應該產出全歐最有創造力的人民才是。這句天方夜譚的另一種譬喻版本還可以是，"一個人手邊有多少種顏料與畫筆，可檢驗他的藝術創造才能"。

若一個國家目的在教育人民的"多元思維與創造能力"，訓練方法應先讓人民使用身邊已習慣的工具來學習此能力，等習得這能力後，無論手邊換用哪種品牌的新工具，都能很快上手，善加利用。所以，我認為，一個國家人民有多少思維能力、創造力、競爭力，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這個國家自身國語文的教育政策。基本上，看看一個國家的國語文教材、作文的教學方式、與教學重點，就大概能知道那個國家人民大約是怎樣思維的。

因此，"外語"很重要、"創造力競爭力"很重要、"愛台"也重要，但三者，基本上根本沒有甚麼直接關係。想要讓這三者沾上關係，這些全球化教育專家們，要另外推廣的事情可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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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恐懼症

最近讀到台灣非常多的新聞與評論，不斷批評教育部長的無聲與無為 (ex. 這則評論 )。坦白說，我覺得，與其批評教育部長太低調，還不如說他正很聽話地、盡力遵守著行政院長那更離譜的保證: 教育部長不能有意識形態 (ex: 這則新聞)。

"意識形態"這四個字，在台灣被媒體濫用到這個詞幾乎與邪惡力量快要畫上等號。我每次回到台灣，老在電視上聽有人嚷嚷著不要有意識形態，最後，連行政院長自己也呼籲了起來。意識形態ideology這種原本如此中立的抽象名詞，到了台灣，簡直已經完全被負面的價值依附，這四個字只要一出現，氣氛馬上變得詭異，覺得自己好像正被洗腦著。

基本上，意識形態只是一種社會文化價值的統稱，每個人只要有長腦子且正常生長在社會上，都會有意識形態，不是A就是B，要不就是C或D。你習慣的意識形態若是A，與一群習慣A的人在一起，就沒人會注意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價值，對一群有共同信仰的人來說，就像天冷應該多穿點衣服一樣，只會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不是什麼可思考或質疑的抽象概念。直到某天，當B、C、D出現後，那些只知道有A的人，才會因為這些衝突與激盪，發現自己的信仰原來是個A，且A還居然還有可能只是種概念，而非"天冷不多穿衣服會感冒"這類的常識。

而"別搞意識型態"這個命令句，其真正意思，不是要大家回歸單純風氣、擺脫負面力量等等。這句話直接的意思是，"請大家維持只信仰A價值，別用腦、別思考、別質疑，繼續把A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實，B、C、D都是錯誤的請忽略"。

任何人，例如教育部長，只要出聲，且是個"意見"，而非交代大家天冷要多穿衣，就一定有某種價值依附在上，一定屬於某種意識形態。於是，在台灣這種意識形態恐懼症瀰漫的氛圍下，他只要表達的意見偏向原來大家習慣的A，認為應該改信仰B的人就會抗議他因為懼怕意識形態而怯步，反之亦然，只要他講B好，原來一群只知道有A的人也要說這一切都是意識形態作祟。

 

既然行政院長都說了，"教育部長不要有意識形態"，這話已經直接代表，"教育部長不要有意見"。所以，目前他的無聲低調，不過是在盡力遵守長官的耳提面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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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歧視弱勢語言!!

剛剛讀到這則新聞，是八月十六日中時電子報刊出，講述很多新移民、越南媽媽，被禁止用自己的母語教小孩，她們的語言備受歧視打壓。例如:

(節錄自新聞內容) "嫁來台灣八年的越南女子鄧氏美娥，生下一對兒女後，在母愛催化下她除教導孩子說中文，更用越南話跟孩子呢喃細語；豈料，夫家把這些話當成「亂語」，不僅禁止她說越南話，甚至再犯一次就要限制她與越南同胞往來，讓她只好斬斷與孩子的母語對話。"

然而，最大的諷刺是，同一天八月十六日的中時電子報，刊出的另一文<完美打造雙語環境>，卻使用了對新移民語言的歧視態度。我把這新聞節錄幾段，轉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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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打造雙語環境 文／余斐如

學習英文的最佳時機？

「越早學英語效果越好？」「幼兒提早學英語，發音比較純正？」很多爸爸媽媽都有這樣的疑問。其實針對學習英語的最適年齡，已有不少專家提出像是「語音敏感期」、「語言學習關鍵期」、「口音關鍵期」的討論，但究竟幾歲最適合學習英語，仍是頗具爭議性的問題。..............

亞東紀念醫院復健科語言治療師余斐如也表示，語言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練習、活用，因此學習環境與方式比幾歲開始更加重要。由此可見，學習英語的時機不是主要重點，環境誘因、學習方式與之後是否能夠持續，才是英語能否學好的主要原因。

無壓力學英文

邱庄利表示，孕婦在懷孕期間播放一些英文兒歌做為胎教音樂，能培養寶寶對美語的熟悉感。針對學齡前幼兒，在環境製造能輕鬆接觸英語的機會，比如睡前、洗澡時，或是玩遊戲時，播放英文兒歌當作背景音樂；待孩子2～3歲後，家長可帶孩子一起玩手指謠、認字卡、讀簡單的英文故事給寶寶聽，或是與寶寶一起看英文繪本。

如何讓寶寶學會開口說英語呢？其實這跟孩子學會母語的過程很相似（傾聽、瞭解、模仿），先帶孩子辨認周遭人事物的名稱，像是媽咪（mummy）、車車（car）、牛奶（milk）、門（door）等；久而久之，孩子就可以開始學會使用一些簡單的生活化短句，如玩球（play a ball）、唱歌（sing a song）等；注意內容盡量以幼兒能理解的事物為例，讓孩子能在自然的日常情境下使用、接觸英語，並將英語融入真實的生活經驗當中。............

外語學習是否會影響到母語的發展呢？不少家庭存有多種語言共治的現象，像是爺爺奶奶說台語、外籍新娘說越南或印尼話，或是配偶為其它國籍等；余斐如就曾在門診遇過一位越南籍媽媽帶小孩來求助，追根究底下發現媽媽國語不太流利，在家裡還常常用電話打給越南朋友聊天，並時常播放越南歌曲；在孩子潛移默化之下，將越南腔調帶進國語中；造成與別人溝通上的困難。

為 了避免這種語言錯置、不均衡發展的情形發生，余斐如建議，在量（語言輸入的時間）與質（語言輸入的品質）上要均衡分配，比如上述的越南籍媽咪，平常在家照 顧寶寶時，就要注意別再播放越南歌曲，多利用兒歌、有聲書讓寶寶學習標準國語；爸比下班後也要多用中文跟寶寶交談。同理，在?寶寶英語時，家裡若有一個人英語比較流利，可以專門負責以英語跟寶寶溝通；另一個人則說中文。邱庄利也表示，一開始將兩種語言搞混是難免的，但是漸漸地，小孩子在一段時間過後，自然就能察覺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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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最大的矛盾在，現在台灣一堆專家，有這麼多讓小孩接受中英雙語環境的撇步，居然連孕婦要聽英文胎教兒歌這種荒唐招數都可以提出來了，為何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好好培養新移民之子的中/越雙語能力?

再者，這篇文章，把越南媽媽的越南文，當作是妨礙小孩練習中文溝通的障礙，若就這位語言專家所說，聽兒歌可以幫助小孩學好語言，為何越南母親應避免放越南兒歌 ? 且，若打造中英雙語環境時，家長有一人應該負責用全英語跟小孩溝通，為何越南媽媽不能負責用全越南文讓小孩潛移默化?

這篇文章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搞在一起---- 雙語發展(bi-lingualism)與外語教學----過早的外語教學，會妨礙母語學習，而雙語發展是兩語並重、可以互不干擾。

也就是說，越南母親與台灣父親生的小孩，若有好好經營雙語，也就是由出生開始，就由越南母親專說越南文、父親專說國語，並且在學校與社會上沒有歧視的聲音，這個小孩的成長，毫無疑問可以掌握雙語、切換自如。我見到很多在德國的台灣媳婦，即是這樣成功地教出中德文俱佳的混血小朋友。

然而，若父母都住台灣、是台灣人，家庭裡彼此的對談交流也都用國語，然後要讓小孩學英文，這是幼兒的外語教學。這時，國語還會是強勢語言，英文終究還是外語。

暫且不提新聞中所建議、幼兒學習英文時, 讓其中一個台灣家長專說英文是否是好方法，但只要對幼兒進行強勢語言(國語)與英文的同時學習，他就有可能會錯亂搞混，因為，這時幼兒並非用"自然切換"在區別兩種語言，而是本著強勢語言的邏輯在學習英文。(當然例外可以是，讓幼兒很早接觸外語然後把他送進美國學校、即使在台灣，也只讓他一路接受全英語教育，硬是把他養成接近bi-lingual)

所以，這新聞把台灣小孩的英文學習與越南媽媽的越南文教導拿來比較，不只是語言學知識上的錯誤，甚至還顯露出對越南媽媽母語教導的偏見。

在歐洲，歧視弱勢語言文化的議題越來越受重視，德國有十分多外來移民，例如為數眾多的土耳其移民，其在德國生長的第二代，多半土耳其語與德語能力俱佳，即使在學校，剛開始跟不上，德國教育體系，也有輔導加強的機制幫助他們。而台灣，別說目前的學校教育體系裡，還無法有效因應這些新移民之子入學後會遇到的語言問題，連新移民母親們，都得不到該有的尊重。

這些新聞很明顯地展現，台灣人民與社會，對語言人權的認知，恐怕還需要大大加強與宣導。

延伸閱讀-- (有關"反對歧視台語文化"的舊文)
1. 能期待未來教長繼續推廣台灣弱勢語言嗎?
2. 台語推廣不等於揚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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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

今天早上讀到一則新聞, 內容約莫是講述, 台科大應用外語系學生畢業後找工作, 通常會遇到企業主搞不清楚何謂"應用外語"的狀況, 於是他們認為, 把應用外語系改名成為外文系或外語系, 在求職申請學校時比較方便, 畢竟台灣已經有很多外文系, 企業主或許比較能了解這些學生具備有什麼樣的能力.

這則新聞讓我想起之前所討論過的外語和競爭力的問題.

自從我開始作linguistics以來, 只要跟別人提起我的專業, 大家通常會先問:"那你是學英文還是德文?", 有一次我跟小我幾歲的表弟提起, 語言學是符號學Semiotics的範疇. 他一聽到"符號學"就說:"太酷了, 就像達文西密碼吧? 妳以後可以當警探呢...."

在大學裡學語言學, 主要應該是學, 語言的生成,結構等特性, 進而探討由語言使用反映出的心理或者社會文化現象, 再者, 由語言這複雜橋樑搭起的論述, 如何展現在在教育,媒體等等領域裡. 若由論述分析出發, 可以研究更深入的社會文化議題. 而學習如何聽說讀寫外語, 應只是一小小部份, 是剛進大學時的加強訓練, 或者第二外國語學習的部份. 那主要是類似"外語補習班"的工作.

在西方的應用語言研究所 (applied linguistics), 即是專探討語言與論述在廣泛的教育社會文化領域中的展現. 對他們來說, 語言只是工具, 大學不是職業學校, 不是學工具用的, 而是學如何拿著工具, 深入分析理論與現象. 例如, 若想申請德國大學裡語言學的碩士課程, 只拿台灣xx語系的大學畢業證書, 且無法證明你修遍語言學相關理論課程, 是無法進碩士班的. 只能跟著德國高中畢業生, 從大一基礎課程上起.

所以, 新聞裡那位學生所提到的 "很多學長姐在申請國外的研究所時，對方常常搞不清楚應外系到底在學些什麼", 就我親眼所見到的事實並非如此.

事實上是, 國外研究所, 並非搞不清楚這科目的內容, 而是不確定, 台灣學生是否已經具備好使用語言來做更深入探討現象的能力, 或只是在台灣上了四年的外語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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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教學的必要?

昨天有位朋友傳了這則新聞給我, 大約是台灣有某大學把簡體字課程列為必修, 他也問我意見, 他是中學教師, 他告訴我也有老師也認為應該把簡體字放入課程.

我讀完這則報導, 覺得很離譜。首先, 簡體字總共不過兩千兩百多個字, 其中的一千八百多字, 又是簡化部首或者偏旁的字, 例如說--说, 觀->观, 認這些字對我們來說完全不是問題, 比較需要適應的, 是那些改變比較大的, 例如聖--圣, 但那些字總共也才三百五十多個. 中學生與大學生不是只有六七歲, 這三百多字, 只要多看幾遍就能記住, 更別說現在能接觸簡體字的管道這麼多, 要特地開課教簡體字, 也太没必要了, 不如拿這些時間, 來讓學生練習寫作文吧.

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 把學簡體字以及大陸內地的特殊用語, 扯上國際競爭力. 若有人認為學多種外語可以提升競爭力, 雖不甚正確但有這觀念也還算情有可原, 但若認為, 學會一些正式場合用不太到的口語用法差異與幾百個簡體字, 就如文中所說的, "等於有了一張證照", 我真的懷疑, 那張"證照"到底能用來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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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教育推廣不等於揚棄中文

我不久前才刊登了有關擔憂弱勢語言傳承的簡短感想, 想不到隔幾天, 我就看到主流媒體刊出這樣的文章 (由於原文過長, 我不全部轉貼,請自行看連結,只挑原文一部份轉貼在本文最下方) 看到這樣的媒體報導, 不禁又讓我想起隱地的那篇"回到好時光". 整體而言, 這篇報導的作者同樣一心想要指責台語教育的推廣, 於是就把眼前看到的某些現象全部抓來, 甚至還自己假想了負面的現象, 然後就毫無道理地全把這些現象的發生原因盡數推託給台語教育的推廣.

首先, 作者說台灣是全世界最不愛說中文的地方?!
台灣目前一切社會文化活動還是中文為主. 目前會講道地閩南語的人已經很少, 很多人都是小時後很會講, 但現在已經都越來越生疏. 現在台灣越來越少機會使用這個語言. "台灣是全世界最不愛說中文的地方"這個觀點, 問任何一個台灣人都知道根本就不成立.

再者, 作者用九年一貫的台語課程設計的不周來解釋台灣"揚棄中文", 這更是牽強. 台語課綱草案已經招惹民怨到被暫停的地步, 台語拼音系統的教學設計或許有爭議, 且現在的拼音方式或許會跟英語國語混淆, 但應該要對症下藥, 針對混淆問題與教學爭議想出解決的辦法, 而不是把這些爭議的產生全部歸罪於"推廣台語教育"這個大目標上. 這就好像, 今天我養一隻狗當寵物, 但發現牠某天開始長跳蚤, 而跳蚤不幸也跳到我身上來害我也抓癢不停, 於是我也不去治療那隻狗了, 乾脆把牠趕走, 並認定養狗是種害人的行為.

中文是台灣社會的強勢語言, 繁體字也應該在台灣繼續被使用保存, 台語目前只能被當作"盡力保存弱勢語言"來推廣, 我之前在寫弱勢文化那篇短文裡有提過一個問題, 推廣傳承弱勢語言, 若只單用編入教育學科當手段, 這一定會讓所有家長老師解讀為負擔, 以實際層面來說, 誰忍心讓自己的小孩又增加這麼多未來沒有實際功用的課業?

以英國威爾斯語地區為例。威爾斯語之所以能夠在英語這個超強勢語言的威脅下繼續活躍，並不只是因為學校逼小孩要學威爾斯語，而是這個語言在威爾斯地區的社會文化, 在英語主流之外, 仍能佔有一席之地。暫且別論街上或建築物上所有標示都必有英語和威爾斯語，以威爾斯語所創作主導的社會與藝術活動，是讓當地人民驕傲的文化。

但台語因為政治因素, 並非多數台灣人都覺得台語代表的文化有什麼令我們驕傲, 有什麼需要傳承的理由. 於是反對台語推廣的人, 更能夠容易地操弄台語所有負面的形象, 結果就是這樣的媒體報導. 先強調"台語教育課程有爭議, 拼音教學會混淆" 的事實, 完全不探討該怎樣解決這個教育爭議, 或者改善整個台語推廣的大環境, 反而簡單直接地把"台語推廣"扯上"揚棄中文, 與世界邊緣化"這種恐怖概念.

看了怎能叫人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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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不愛說中文的地方

在全球掀起一股中文熱的時候，唯獨台灣「反向操作」（與其說是「反向操作」，倒不如說是「多角化經營」）。根據媒體報導，教育部閩南語研修小組打算在九年一貫的閩南語課綱當中，將「閩南語」改成「台灣閩南語」，不僅如此，教育部還規劃提升小朋友的閩南語寫作能力，希望學生在小三的時候，就能學會用羅馬拼音寫電子郵件、小五生就能用「台灣閩南語」上MSN或即時通、國中生要會用「台灣閩南語」寫部落格。這個構想一旦成形，最快將在民國一百年採用以閩南語編寫的教科書。

而在九年一貫的十大基本能力之一「生涯規畫與終身學習」能力項目中，小學高年級的學生必須學會用「台灣閩南語」分析本土傳統行業的興衰，及描述「對本土有顯著貢獻的人物事蹟」。
至於「規畫、組織與實踐」的基本能力，則要求學生學會以「台灣閩南語」書寫備忘錄、通知單、做活動報導、擬訂各種活動計畫等的能力。

這則新聞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因為現在小一學生同時要學習國語、英語、閩南語，其中，英文字母與閩南語的羅馬拼音符號，明明長得一樣，發音卻不同，非常容易混淆。老師們擔心，現在小學生連英語課都沒有在學音標了，當然也沒有學羅馬拼音；在沒有基礎之下，如果要求學生用羅馬拼音學台語，這種具有強制性的學習，很可能讓學生們失去了學習樂趣。

試著想像一個畫面：妳的子女寫了一張滿是英文或音標卡片送給你，展示他在校的學習成果；他驕傲地告訴妳，他在學校舉行的「台灣閩南語」作文比賽裡寫「我的母親」得了第一名，妳卻完全看不懂他筆下的母親長什麼樣子。因為妳學的是中文寫作，但他深植腦中的卻是「台灣閩南語」。

教育部推行母語，保存先祖固有文化的溯源精神與良好立意不應該被抹滅。只是當「母語」與「共通語言」（中文）產生混淆或衝突時，語言文字的使用者該如何選擇？更有甚者，一旦「母語」變成台灣的「共同語言」或「共同文字」，面對全球普遍使用中文或英文做為溝通介面，獨家使用「母語」的台灣如果因為語言障礙而打不進這條溝通鍊，這對台灣來說，是否又是另一種型式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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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期待未來教長繼續推廣台灣的弱勢語言嗎?

(本文縮減版刊登於自由時報2008/04/11)

劉兆玄表示，未來的教育部長條件是品格高、成為全民典範、不能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然而，台灣社會與媒體，只要觸碰到任何台灣本土語言文化的議題，都能無限上綱，扯上政治的意識形態。更因為選舉族群議題的操弄，加上多數媒體的主導，許多台灣人，已經把台語所主導的社會活動, 與沙文主義、民粹、非理性畫上等號。

令人極度擔憂的是，台灣的確面臨弱勢語言傳承的問題，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等，都有可能在幾世代後瀕臨消失的危機。而一個語言會消失, 主要原因在於, 這個語言所主導的文化社會活動, 讓其他強勢語言所展現的文化活動漸漸吞併. 於是, 我們失去了使用這些弱勢語言的理由, 我們的下一代失去了學習這些語言的動機, 這些語言在幾世代後, 再也沒有生存的空間.

換句話說, 弱勢語言的傳承，重點不應只是將它們編入學校課程，更必須在社會上同步推廣由這些語言所創作主導的文化活動。目前, 台灣弱勢語言在傳承層面上面臨的一個問題, 是它只被當成一個學科來重視. 台灣的家長教師反對弱勢語言編入中小學課程, 主要原因之一, 即是這些課程會增加學生的負擔, 會擾亂英語國語的學習. 然而, 多語究竟是一個社會的資產還是負擔, 全看這個社會有無智慧, 全面性地推廣這些語言所展現的文化、藝術與社會活動, 使其成為讓人民驕傲的文化傳承.

然而, 若未來的教育部長，在前部長媒體形象不佳的前車之鑑下，為了保持不沾任何有可能扯上意識形態的議題, 而避免觸及台語與本土文化的推廣、以及弱勢語言人權的議題, 並且想在媒體前展現多數人定義上, 有理性有品格而非沙文民粹的形象，瀕臨危機的台灣鄉土語言文化，真的能期待未來教育部長繼續推廣傳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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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隱地的好時光

幾週前看到隱地在中時副刊發表的「回到好時光」一文(原文轉貼在最下方), 我真是不敢相信, 寫『人性三書』還算情理並重的隱地, 終究也跟一些'文化名人'一樣, 一提到有關政治的議題, 整個作品音色就完全變了調.

這篇文章的前三段, 都很合理, 大篇幅寫他對過去二十年台灣主流文化的懷念, 寫過去台灣文學與電視電影結合的優良價值. 然而, 當他寫到第三段中間, 從「主政者偏頗搖擺且貪腐的人格特質...」開始, 整篇文章開始搖搖欲墜. 並不是他不能在這種文章批評政府, 他當然可以. 但我現在要指出的是文章的邏輯與架構, 這是文人本該具備的能力, 且我也認為隱地一直有相當強的能力. 但這篇文章, 讓我訝異的是, 完全展現他一心想指責, 就牽強地把手邊能觀察到的現象, 他不滿的現象, 毫無邏輯地全推上來當怪罪的理由.

第三段的內容主題, 是憂心二十年前那股文化風潮的沒落. 然而, 他並沒有繼續探討台灣文學與電影的沒落, 背後社會文化發展真正原因到底為何, 反而轉向講政府的空轉, 並期待新領導人挽救國魂.

也就是說, 這樣的邏輯呈現的論點是: 1. 主政者貪腐, 於是造成韓劇大流行, 並讓台灣文學國片電影失去讀者觀眾; 2. 我們國家原有的國魂(其中一魂也就是他花了前三大段篇幅所講的, 二十年前二秦二林以及爾雅小說文學電影結合的風潮)應該再被召回, 我們主流文化應該再回到二十年前的風潮.

從第四段起, 很突兀地, 跟前三段討論'國魂'與'主流文化'流失的議題上已經沒有關聯, 開始轉向批評教育部, 並希望回到"好時光". 而根據他前三段所一直提的"好時光"定義, 也就是二十年前這個時段.

於是, 第四段第五段的論點是---
期待能重新回到像二十年前那樣的教育好時光, 我們的後代子孫會有一個快樂童年.

我對此文的感想是, 整篇文章邏輯架構有待加強, 且有關韓劇, 文化工業變得與二十年前不同等原因論點, 也完全沒有說服力. 光是回想二十年前我十一歲時, 在學校裡受的教育方式, 居然讓隱地形容成教育環境的好時光, 真讓我背脊發涼. 我想, 我們的社會若有人開始懷念起極權時代, 是很危險的事情...

不過, 我真認同他第四段最後所說的 "再也不要成天在電視上播放，堂堂教育部長公然在電視上挖鼻孔, 這樣的鏡頭，就存放進中央研究院的歷史研究所吧", 論點直接指出台灣媒體的低俗, 只會選擇捕捉這種鏡頭, 不斷轟炸台灣民眾, 拜託停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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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人間副刊(20080331)
回到好時光 隱地 　

「時光一去不回頭，往事只能回味……」尤雅的歌聲，在我腦海迴蕩，可唱著、唱著，歌聲怎麼變了，換成歐陽飛鶯在唱：「好時光，暖洋洋，花兒香，柳絲長，啊啊啊啊……」為什麼這麼快樂？啊，原來時光真的會倒流，這幾天因為總統大選，所有幾乎看不見的人都一一亮相了，白嘉莉、張艾嘉、田文仲、陳松勇、趙樹海、徐楓……甚至連久違了的二秦二林都顯身了，投票那天，在廈門街巷弄裡胡慧中迎面走來，和她微笑點頭，雖未說話，卻想起許多往事，特別是民國七十二年，透過詩人管管介紹，認識了張艾嘉，她看中了我編的《十一個女人》，並以堅強陣容選了宋存壽、劉立立、秦漢、柯一正、楊德昌、張乙辰、盧贊飛等導演，把十一個短篇小說一一搬上螢光幕，並大膽選用了許多當時的新人，像趙樹海、費翔、劉嘉芬、金士傑、葉歡和劉德凱，《遠見雜誌》看到這一現象還點出了結論：「十一個女人電視節目，引進的許多新導演，後來成了台灣新電影浪潮的主流。」

那是電影和文學作品結合的年代，爾雅的「年度小說選」紛紛搬上大銀幕，像黃春明〈蘋果的滋味〉、〈看海的日子〉、王禎和〈嫁粧一牛車〉、嚴歌苓〈少女小漁〉、荊棘〈白色的酢漿草〉、廖輝英〈油麻菜籽〉等等，秦漢和劉德凱為此還跑到爾雅出版社購買「年度小說選」，希望能在其中尋找到適合編成劇本的文學作品。蕭颯的《小鎮醫生的愛情》、鍾理和《原鄉人》和白先勇《台北人》中的許多篇小說更不停地攝製成電影以及改編成舞台劇，讓觀眾印象深刻。

不論電影、民歌、流行歌曲或各類文學作品──詩、散文、小說，甚至文學雜誌、文學副刊，二十年前都是我們社會的主流文化，曾幾何時，屬於我們的國片不見了，大家都唱著的民歌怎麼也不再有新的創作，而電視螢光幕上，韓劇替代了擁有廣大觀眾的連續劇，而文學創作的讀者亦大量流失，國歌、國劇、國樂、國學、國片和一切國產品都逐漸流失和消失，主政者偏頗搖擺且貪腐的人格特質，把國家帶到東西南北空轉一圈，如今政黨二次輪替，希望新的領導人能提升國家的競爭力，也帶出社會的優質文化，發展經濟、實力的同時，更要把一個國家的國魂找回來。

想到學者和學人，當然會想到主掌教育的教育部，我們國家還有人在管教育嗎？我們的教育部到底在哪裡？高等學府甚至國外受了高等教育回來的學者學人，怎麼會是這樣一副面貌？但願拉回好時光，而過去了的一些恐怖記憶，最好像一江春水向東流，再也不要成天在電視上播放，堂堂教育部長公然在電視上挖鼻孔，這樣的鏡頭，就存放進中央研究院的歷史研究所吧！

教育是春風化雨、百年樹人的工作，請讓我們失靈失魂的教育部重新回歸教育本行，召喚善良人性，讓我們的後代子孫都有一個快樂童年，都能擁有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也祝福我們每個人都能高唱：「好時光，暖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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