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1日 攝於 淡水
2010年4月11日 星期日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雕像的命運; 歷史的見證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2010/02/11
德國首都柏林，目前正在籌劃一個工程浩大的歷史大展。2013年8月，一場名為『揭開歷史：柏林與她的雕像』的展覽即將開幕。 更確切一點，這場展覽的重點是“Disgraced Statues” -- 那些在柏林歷史裡曾見證過集權壓迫的雕像，即將重新矗立，集中展出。
目前最受矚目的，是1991年在柏林被推倒的列寧。這尊原本身長十九公尺的大石怪，曾經是全柏林最巨大的列寧分身。這尊雕像，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被拆 除。四分五裂的身軀，象徵了當年柏林人對前東德共黨的正式揮別。德國賣座電影《再見列寧》更十分寫實地描繪這尊雕像的崩毀，對東德人的象徵意義 。
(圖片來源：Sony Pictures Classics)
這尊十九公尺的石怪被五馬分屍後，只剩下一顆3.5噸重的列寧大頭，被遺忘在柏林郊區某處沙坑裡。二十多年後，這顆大石頭，即將回到柏林市區，與其它『石怪銅怪』們共同進駐柏林市新成立的『歷史雕像博物館』。
(圖片來源：AP)
新落成的博物館，是由市區一座文藝復興式古堡(Zitadelle Spandau)翻新改建，預計將收集的一百座歷史雕像，除了近代冷戰時期東柏林市區林立的共黨象徵外，還有由十八世紀普魯士王朝所建、象徵軍事主義的雕像，以及納粹德國依所謂『完美亞利安人種』的法西斯美學所鑄造的各類塑像。 事實上，一些東歐國家也早有類似的『Disgraced Statues展覽場』，例如在莫斯科的Fallen Monument Park、布達佩斯的Statue Park，都可看到共黨集權時期的明星政治人物雕像。
這些展覽場，當然不是讓人緬懷與膜拜的地方。德國策展人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大展有層重要意義，就是讓觀展者反思，非理性地膜拜政治人物、在公共空間設立雕像藉以推崇某種意識形態的行為，能對人類社會有怎樣的危機。
不是嗎？世界上每段鐵腕政權裡都有被過度神化的領袖，他們是真理的化身；集權政府需要『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精神支柱，樹立街頭的雕像正是他們完美形象的展現。二十世紀的歷史，讓現今德國人唾棄反科學反民主的個人崇拜政治環境，別說公共空間的雕像肖像，德國媒體若有意正面褒揚政商名人，用詞得小心翼翼，一切對事不對人。不是德國人天生理性過頭，而是有甩不掉的歷史惡夢。
二十一世紀人類早已領悟，各類的歷史產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應該在脈絡化後的歷史情境被評斷檢視：沒有任何一類理論思想永遠是真理；受膜拜推崇過的人與物，縱使不曾失去歷史重量，當代人類對他們的價值評斷也會依時代演進而變動。
而博物館展覽，不正是這類理性思考最好的歷史教育空間？柏林將展出的石像銅像，每尊身上都刻印著複雜的歷史脈絡 、也承載著戲劇化的命運；歷史的波瀾曾讓它們坐擁光環、也曾將它們棄如敝屣。現在，這些雕像陸續回到曾佇立數十年的柏林市，背負起歷史教育的重任，襯著對每尊雕像最真實的命運描述，它們提醒觀展者『理性與反思』的重要。
台灣不也已經有一座現成的歷史雕像展覽場？桃園縣政府不遺餘力地收集了全台兩蔣雕像，名為『慈湖紀念雕像公園』。然而，它『紀念』的是什麼？官方網站對這個雕像公園的定位為『全世界唯一為單一個人的雕像所設立之紀念園區』--- 它當然會是『全世界唯一』，因為二十一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早已對『個人崇拜』的所有行動高度敏感。
當今台灣人對過去蔣氏政權歷史，由於很多複雜的政治或經濟原因態度不一。然而，無論觀展者態度為何，慈湖的雕像展覽若能襯著台灣歷史脈絡，真實地刻畫出每尊雕像獨有的境遇，以『面對台灣歷史』而非『紀念單一個人』為展覽重點，每尊雕像與它的命運，正可以提供觀展者絕佳機會，思考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只把這樣的雕像展覽打造成『有庭園造景及小橋流水的雅致藝術公園』(註)，太浪費歷史教育空間、太簡化歷史感的意義、也太看輕台灣人民的理性與反思的能力了。
◎註：引自網路『兩蔣文化園區』的首頁
2010年2月16日 星期二
新年隨筆; 虎年快樂
我到了歐洲來生活，才深刻體會一個人的思想與個性特質、一個家庭與家族的氛圍，與所在城市的歷史與傳統，竟能如此緊密不可分。
2002年初，我和歐元同時『進駐』了歐陸。我的歐陸第一站是德國與盧森堡交界的小城市特里爾(Trier)，那是每天觀光客絡繹不絕的小城 -- 它是古蹟林立的千年羅馬城、德國Riesling白酒產區、是常有中國觀光團來朝聖的馬克思故鄉，此外，它也是德國屬一屬二保守的天主教城市，市民多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市區的大教堂，有主教bishop駐守，這是當地居民的驕傲。
我的房東一家人也不例外，老房東夫婦一輩子都是羅馬教廷的信仰者。
『妳結了婚以後才能帶男生來家裡。』這是他初見我時，對我下的第一條規矩。
他們兩人有六個孩子，數十年來儘管時代變遷，他們還是堅持這個城市千百年不變的保守精神，對孩子想追尋的夢想與新的想法一律排斥。我目睹過多次爭吵，最後留在身邊的只剩一個還在讀大學的小女兒，其他子女無法忍受父母的固執，幾乎很少回家。
他們有幢十分美麗的房子。我分租的房間，開窗子後能看到的，除了是山丘葡萄園的一片綠，還有教堂的屋頂與鐘樓。每週日清早，教堂的鐘響不停，提醒全市民往那兒集合。我有時會跟著房東夫婦進教堂，他們很樂意帶我去，我這房客似乎讓他們挺驕傲的：我在台灣讀過六年天主教中學，望彌撒時每一首聖歌我幾乎都會唱。
那一年半的時間，我於是總在那棟老教堂裡聽神父講道、耳提面命地訓誡堅守老教條的重要。在特里爾生活的一年半，也讓我完全理解，為何從小在此生長的馬克思會說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樣的話；我也完全體會，房東一家緊繃的家庭氣氛，兒女們的憂鬱個性，房東老夫婦緊皺的眉頭，都與整座城市千百年累積下來、過度保守的宗教力量密不可分。
回到台灣; 回到我自己。
1980年代，我生長於高雄市。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在這個城市裡養大他們的兒女。
在歐洲一個decade後，我反而領悟如何把我的成長經歷，與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媽媽的人生與當時的他們所在的城市氛圍與歷史作連結。尤其，這幾年透過爺爺奶奶的對日據時期回憶的口述，了解旗后的曾祖父家庭結構與時代背景後，我竟深刻理解起我那位總像謎一樣的奶奶; 讀了舅舅寫的外婆一生故事(註), 才了解外公外婆以及他們十個孩子所經歷過的風浪, 而我成長過程裡的許多疑惑，在旅歐一decade後，竟慢慢能解釋點所以然。
是累積了百年的元素，才刻印出我今日的模樣，無論內在或外在的模樣，無論是我自己喜歡或討厭的模樣。也因為如此，我越來越能看清自己的渺小。儘管身體不在我生長的城市，我總還是看見自己在這城市的歷史波瀾裡浮沈。
今天是大年初三。去年農曆年許的願望還是沒變、該學的事情還是一望無際地廣闊。儘管如此，我身旁總有美好的人事物，這點足以讓我無限感動欣慰。
以此隨性而寫的個人心情筆記，祝福大家虎年快樂。
(註)小舅舅在外婆過世前開始寫下一篇篇很精采的"阿媽的故事", 從日劇時代童年開始講起. 那陣子我們這些後輩們每週都等著他出刊, 若他同意我有機會借來放在部落格連載好了
2009年10月20日 星期二
【歷史】從爺爺奶奶的舊箱子找到的~
爺爺告訴我，民國五十一年，老爸國小，他與其他本省同學，國語實在太破，於是得報名參加國語朗讀比賽，透過比賽強迫他們練國語。爺爺居然還把老爸當年指定朗讀的稿子保存了下來。當年，爸爸為了通過比賽，用小手掐著這份稿紙，不知道反覆練習了多久。
這份講稿內容簡直經典到極點。現在我手握這份泛黃的稿紙、細讀裡面的內容、腦子裡不停地想像: 小小個子的老爸與他的競爭者，在比賽當天陸續走上演講台朗讀; 台下坐滿的，則是從沒受過任何國語教育的學生家長們，聽自己的孩子，用不太溜的國語，大聲朗讀這些十多年前突然降臨台灣的真理~
我把這份稿子的內容節錄如下: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今天我所要講的題目是如何實踐五守運動。所謂五守運動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簡單的說就是守時、守法、守密、守信和守分。這五守運動是我們民族的救星偉大的 蔣總統所提倡、所號召的。
自大陸河山變色，我們政府忍痛遷台以來，轉眼間已有十多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由於 總統英明的領導，更由於大家一德一心的生聚教訓，整軍經武，台灣已由風雨飄搖的階段而步上了富國強兵之路。同時更成為亞洲反共的燈塔。 總統為了建設台灣為模範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再者更為了早日光復河山拯救大陸同胞、進而完成反攻復國的大業，所以才提出了五守運動的偉大號召，使我們精神動員起來、武裝起來。
我們為了擁護領袖，更為了響應 總統的號召，我全國同胞不分軍民、男女都要身踐力行，以五守作為我們修身作人的標準。至於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實踐，依我的看法應做到下列幾點:
一、守時: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遵守時間，所以我們應該作到珍惜時光、注重時效、遵守時刻三點。
二、守分: 守份就是堅守我們的本分，索以我們應該做到盡忠職守、注重名分、遵守本分而能各守崗位不推卻責任。
三、守法: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不守法，所以我們要嚴守法律，中國才能成為法治國家。
四、守信: 我們應該要堅定信仰、堅守信心而能坐道言必行、行必果的地步。
五、守密: 我們應該做到保守國家機密，如果人人作到保密、事事保密、處處保密，那麼匪諜就無隙可乘。
如果人人作到以上重點，那麼光復河山反攻復國的勝利就會很快的來臨，同時也不會辜負 領袖的期望，希望同學們共同勉勵。我講完了謝謝。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高牆
(刊登於嗷雜誌 2009/05/23)
五月二十一日嗷雜誌刊登了 "笨蛋，問題不在酒"一文，講述台灣師大因為校園圍牆上出現酒類廣告而遭批評，於是決定撤廣告。除了作者李立偉討論到的「校園商業化」議題 外， 針對教育部認為學生該保持單純、校園內有酒類廣告違反教育意義，我認為，這個事件完全反映台灣社會對大學生的期待與想像，普遍仍過度保守。
如同李立偉在文中所提，歐洲大學校園裡的咖啡廳、酒吧內外有酒類廣告，早已是稀鬆平常。例如我居住的城市布萊梅(Bremen)是Beck’s啤酒 的出產地，全城的餐聽都有市民熟悉的Beck’s的廣告，大學校園內餐廳當然也不例外; 夏天傍晚，大學生在校園草坪上喝啤酒聊天，也是熟悉的畫面。此外，許多歐洲大學，根本沒有「校園」這個概念，大學建築分布在城市各處，系館附近不只林立著 讓大學生聚會的酒吧，也不乏更複雜的場所。若依照台灣官員們的邏輯，恐怕這些歐洲大學，都正忽視大學生的單純、正違反教育意義。
教育部如此批評，似乎仍把大學生當成中小學生一般管教，缺乏對成年人的尊重與信任。大學校園本是讓學生準備進入社會的重要場地;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方面批評大學生沒有獨立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卻剝奪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與選擇的自由; 屢次主張強化「單純性」來當作大學校園內與外的明顯分界，又期待大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越過這道高築的牆，輕鬆地進入不怎麼單純的社會。
這些矛盾，還是源自於華人文化對學生身分的保守想像。例如，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不該有意識形態、曾沾過一點負面意義的事物，都不應該觸碰，無論它們被賦予負面意義的原因是否正當，鮮少能有讓大學生自己取捨選擇的空間。教育部官員們或所謂「社會觀感」，已經定義好何謂為「正面」與「負面」。例如菸酒，背負著負面的道德意義，而這些價值論定，還是基於膚淺的表象或（過度保守的）傳統。
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需要能夠獨立判斷價值與道德的公民。台灣的所謂道德教育，仍只是不斷地追求既定的傳統價值名目。中小學生或許仍需要別人引導特定價值的認知，但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需要很大的空間與機會，思考與取捨各種傳統價值，在社會各現實層面與不同角度衡量下會有的衝突。畢竟，現實社會裡，多數現象由複雜因素造成; 一個議題、一件事情的價值，並非可簡單地由「正面、負面」來二分。菸、酒、檳榔等教育部與立委口中的負面物品，還有更多基於社會觀感、學生不宜觸碰的事物，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後，馬上得面臨自行判斷價值的抉擇。
獨立取捨傳統、現實、道德等價值，本來就是民主社會運作需要的能力。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那道高牆，必須慢慢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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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7日 星期五
我眼中的老德: 理性冷靜的歷史原因
回到台灣, 很多人常問我有關德國人個性特質描述, 例如冷漠, 理性, 直接無禮, 求效率等等,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無法廣述全德城市各角落的狀況, 但這八年來與我一起工作生活的德國同事與朋友, 的確大多數都符合了這些刻板印象
目前與我每天一起上班的, 約莫有五六位德國人, 有些是系上教授, 有些是博士生. 他們多數政治立場偏左, 他們也是我與德國社會文化的橋樑, 我常把一些我在網路上讀到的台灣新聞與社會現狀, 拿來問他們的看法. 例如, 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德國, 他們會如何看待.
長久下來, 我與德國朋友們都認同, 德國社會, 某方面來說, 理性的可怕.
而很有趣的是, 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德國那段到現在都甩不掉的二戰納粹歷史.
例如, 在台灣很好用的"愛台灣"口號, 到了德國, 直接成為丟臉的行為---二戰時喊太多"愛德國"所造成的悲劇, 以至於目前的德國人, 除了新納粹之外, 很少人能大喇喇地說得出口愛國或者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 德國四處掛起了红黑黃三色國旗, 我目睹許多60,7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 嫌惡嘲諷地說, 這大概是二戰之後的難見盛況, 新納粹現在一定最得意...
不像台灣某些政客可以肆無忌憚地說"支那豬", 德國社會, 納粹歷史未結, 平反與轉型正義行動, 還不斷繼續, 因此除了扶植新納粹的政黨, 鮮少有政客敢再操弄民粹言語, 針對另一國家或族群的人惡意謾罵.
我所見到的德國社會, 因為歷史包袱的緊箍咒, 也有許多絆腳石, 對以色列的無限支持的態度, 即是其一. 然而, 這個歷史包袱, 也讓多數德國人幻滅, 無須再信仰某政黨可以是萬能, 某領導人可以是全能, 再者, 舉辦任何大活動用以推崇某政經領導人, 無論在世或已故, 無論是否屬於自己認同的政黨或團體, 都是没必要, 甚至有可能有負面影響.
没有了情緒性的愛國字眼, 大家只好就事論事, 談起議題. 沒有"相忍為國"這種概念, 只要有人受壓迫, 就該支持他們上街抗議. 60年代的學運與70年代掀起大紛擾的RAF, 更是讓那些大資本家, 披起了狼皮. 任何議題, 例如對環保, 不能再以拼經濟為由正當化.
這個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其他問題, 很多是與台灣不同的問題, 目前也有沒能倖免的經濟危機. 以上只是在我關注的層面下, 透過我身邊的德國人和德國社會的接觸後的感想. 對社會文化特性的真正了解, 常由比較差異而來. 這幾年親身體驗的老德特質與社會理性, 不管是正面負面, 都讓我同時更了解台灣的某些社會文化特性; 德國友人, 也透過我的對台灣的描述, 看見了自己的怪異.
"別人對我們的刻板評價，照這麼說來，其實都是真的..." 他們常這樣說自己.
2009年4月13日 星期一
流浪伊斯坦堡2 -- 21世紀人類繼續吃"造神"這一套
出發前，伊斯坦堡的旅遊書上，某項叮嚀背包客的注意事項，讓我發笑:
到了伊斯坦堡，請記住要對阿塔圖克的雕像、照片展示尊敬，有一絲玩笑或不敬表現，會惹來麻煩。
到了伊斯坦堡，我知道這不是玩笑話。
阿塔圖克Ataturk這個字，就是"土耳其人的父親"之意。他的豐功偉業，上篇文章有提過一些。基本上，在他的執政下，整個土耳其改革成政教分離的共和國，無論目前成效如何，土耳其是個西化、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於是，阿塔圖克這個人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地位，約莫只亞於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甚至耶穌與瑪麗亞，都要俯首稱臣 (如上圖所示!)。
在伊斯坦堡城市各角落、渡輪上、小島上，都有阿塔圖克海報與照片，阿塔圖克，就像大明星那樣的完美無瑕。
某天我逛到市區書店，裡面居然有一整大書櫃是阿塔圖克專區。原來，一直到現在，仍有不斷出版的群書，讚頌他的偉大。我拿起一本英文傳記，翻開前言讀了幾行後，我開始懷疑這本書是不是兒童書刊。前言約莫是這樣起頭的:
阿塔圖克，他不是一般的土耳其人。他擁有比其他人更炯炯有神的雙眼，臉上有比別人更剛毅的神情，全身永遠充滿了精力，他只要一說話，所有人能都佩服讚嘆..這些神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描述，到處展現在此人的傳記裡，繼續說服土耳其人相信，有某人，可以是如神般崇高完美，無可挑剔。
他有如天神般的形象，於是成為當今政客最好用令牌。二十世紀初，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那段歷史，阿塔圖克在位時，為求國族形象，曾試圖掩蓋，到目前，這段歷史在此國，仍是不可談論的禁忌; 再者，阿塔圖克在位期間對庫德族的語言與文化迫害，不只仍未檢討，甚至目前，在學校或者正式官方場合使用庫德族語言，仍是禁止的。
阿塔圖克的完美形象，讓現在的土耳其政客，仍能理所當然地利用阿塔圖克留下來的強烈國族主義、愛國精神，正當化許多早該批判的歷史與政策。只要搬出英明的阿塔圖克，一切作為，都是無從質疑起的。
即使科學老早證明，人類的生理、心理能力都有限，沒有一人能夠例外; 然而，對某政治、經濟等領導人物的過度完美化，居然仍能不斷上演，對已故人物尤其如此。
已成歷史的政經領導人物，更應該襯著其歷史脈絡，被小心檢視。例如，先前的王永慶追思、最近一連串的蔣經國紀念; 前者對台灣環境汙染有著"大貢獻"、後者還得對白色恐怖負責; 若只讓大眾聽見推崇的讚語，無法接收到同音量的批判聲音，這些無限緬懷已故人物的行動，只是不停地減緩一個社會反省、檢討、前進的腳步罷了。
延伸閱讀:
死人的利用價值 - 龜趣來嘻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 讀稱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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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9日 星期四
希望台灣，牛年兩心願
(圖: 一群被我呼過來面對鏡頭的德國有機乳牛。2007攝於荷德邊境Ostfriessland的小村Loga)
先以這張照片當作我的春節賀年卡片，祝大家牛年快樂! 順心如意!
今年的除夕夜，我與德國好友與室友吃了一頓溫馨的年夜飯，由我獨自下廚，煮了一整鍋新鮮蔬菜咖哩當(不是太正式的)年菜，也炸了一盤年糕下酒吃; 昨天中國朋友也請吃了一頓美味的餃子大餐; 我每天在twitter更是不停地看推友貼上張張精彩豐富的年菜照片; 因此，即使我每天白天都在工作中度過，今年農曆新年，我還是感受到了濃濃的年味。
因為關魚的邀請，想在此寫下一份我的「希望台灣承諾書」。關魚的邀請函裡是這樣寫的:
為串連起更多台灣所需要的希望和力量...「新年希望‧希望台灣」計畫...參與者除了要講出對台灣的新年新希望，更要寫出自己願意付出哪些努力，促成你心中的希望，朝「夢想成真」的境界邁進。簡言之，計畫的精神就在「讓希望被看見，讓努力被實現」。
這將是一份台灣人寫給母親台灣的「希望台灣承諾書」，到了年底，每個人再來檢視自己年初寫的努力和希望，實際作到什麼程度。作不好的地方，檢討原因繼續加油，作得好的地方，微笑驗收再接再厲。
我的希望承諾書，包含兩項名目不同、卻緊密相關連的心願:
一、我希望台灣的弱勢兒童受到更好的教育:
從零八年春天起，針對台灣陷入泥沼的教育體制與其問題所在，我開始整理出想法。我希望在這頭從裡到外都生鏽、招人抱怨、卻又不得不運作的怪物機器裡，慢慢地拆解它壞掉的螺絲。
尤其是有關弱勢學童教育的問題---
有好多次，我都想針對台灣的弱勢兒童教育問題建議些甚麼，我常打了幾行字後，就停手無法繼續。因為，歐洲澳洲目前所發展出來、針對不同類型弱勢兒童所使用的補救輔導教育方法，在台灣本身就問題重重的教育體制裡，卻完全無法使用。
我是語言學工作者, 每天接觸的是文本形式與內容, 太清楚教育要進步, 不是改改外在制度即可. 教育內容和概念原則的改變才是重點, 制度和教科書該怎樣設計, 本應看內容原則是什麼.
因此，想為台灣受忽略的弱勢兒童們找到有效率的補救教育方法、讓他們因為教育擺脫弱勢現狀，得同步讓台灣教育受困的原則問題，慢慢轉向。
我當然能力有限，也不覺得現在有人還會想要接受甚麼整體教育改革; 然而，無論是跟我同世代的年輕人、或者與我有相同理念的大學老師們，大家都還是很樂觀地努力著。我們或許能從小零件開始修補起，期望最終為它找到可能的出路。
因此，我對自己的期許，是找出讓台灣教育漸漸轉向的落實方法。然後爲台灣弱勢兒童補救教育找出路.
二、我希望台灣人，能夠多些理性、多點思考能力:
近幾年來，透過台灣部落客的文章或網路讀到的資訊，真正體會到台灣只有藍綠、沒有理性的普遍現象。台灣社會各角落充滿著一個奇怪的現象---很多人誤認為"政治"就等於"藍綠惡鬥"; 因此，提到政治，多數人若不是聞之色變，就是直接成為憤青的一員。
因此, 在理應傳授理性公民能力的校園裡, 老師認為學生只需單純讀書考試絕不可碰政治議題，而學生認為老師談政治就是踰矩. 台灣社會，對學生、對老師的想像，仍繼續保守; 如何關心公共議題, 理性思辯的能力, 繼續被排除在校園之外.
於是，我對自己的期許，是從我本身的行業來落實。我直接能作的，是從我面前的年輕人下手。我從五年前開始當老師，從此以後，幾乎每周都面對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我的德國與台灣經驗告訴我，無論台灣或者德國學生，都一樣有潛力。當然因為中學教育的不同，潛力也不同，但只要有方法，還有一點熱情，要賦予學生理性的思辯力，其實，並沒有那樣難。
以上兩大心願，不像是我的牛年小希望，反而較是針對台灣社會某些現狀，我覺得自己或許能一直不斷前進的角度與方向。感謝關魚的邀請，具體寫下後，更清楚，還有多長的一段路要努力...
延伸閱讀: 牛年牛願--給台灣承諾書 by Annpo
2008年12月27日 星期六
當科技工具的力量被過度詮釋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十二月二十日<嗷>在高雄舉辦的野草莓座談會中，有一場關於學運與網路科技使用的討論。野草莓學運與過往台灣社會運動最大的差異之一，即是網路科技的充分運用。網路傳播不但讓全台各地甚至國外的支持者，能夠更快獲得學運的相關資訊，即時影音傳播，也讓無法到場參與的支持者隨時關注現場狀況。網路科技對於此次學運宣傳的正面貢獻，眾所皆知，在此無須贅述。然而，十二月二十日的野草莓檢討座談會裡，有些與會者就他們在學運現場的觀察，提出網路對學運的限制。會中有教授指出，學運的網路直播，其實會抵銷一些學運的力量，此位教授甚至在學運開始時，曾建議學生關掉現場直播。例如，他認為有些人會因為能坐在電腦前觀看轉播，而不願親自到學運現場靜坐支持，因而影響到場支持者人數。
我認為，如此探討網路轉播對學運的負面限制、或著重網路科技對於學運成功的必要性，連帶點出了台灣社會許多領域裡普遍存在的問題--- 在台灣這科技島國裡，「科技發展使用」與「訊息溝通成果」兩議題的區分，仍太過模糊。
科技工具只負責傳遞，不負責溝通。科技的發展使用，與其承載內容的溝通目的，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前者只是傳遞後者的工具，工具再怎麼先進、再怎麼多元，並不會改變訊息接收者對於訊息內容論述的理解與立場態度。以此次學運為例，網路現場轉播的有無，當然能影響學運的宣傳速度與範圍，但並不改變網路使用者對學運訴求的認同與否; 同理，網路使用者不願改變習慣起身到場參與，也無須歸罪於資訊透過網路平台太過唾手可得; 畢竟，訊息接收者的態度改變，與資訊取得的難易度並無太大關聯，而是端看訊息內容論述是否能提供強大的理由，說服他們改變習慣與立場。
其實，網路、硬體材料、科技等資訊傳遞工具在功能上的過度詮釋，可見於台灣社會許多領域，其中又以教育尤為顯著。台灣教育改革十幾年來，始終以教材的多元化為重要革新手段之一。「一綱多本」即是最明顯的落實政策。教改人士始終誤信，只要教材多元化，即能賦予學生多元思考力。事實上，無論教材分配如何變革，只要教材內容的架構與教學方式維持原狀，學生的思考力培育，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另一例是近年來，台灣學校為標榜課堂的數位化而使用的電子互動式白板。然而，教材的數位化或網路化，也未能讓學生跳脫填鴨式的學習。換句話說，多元教材與數位科技等硬體工具的革新，並無法衝破傳統教育的藩籬; 一個國家的教育，想要經歷典範轉移，要汰舊換新的，並非教材、技術與工具，而是它對整個教育理念的信仰與原則; 該改變的，正是教學工具所承載的訊息、觀念、內容設計。當然，後者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幾十年來尚未改變過。
台灣社會對於科技與觀念兩者的探討界線太過模糊，上述的學運與教改議題只是其中兩例。科技的發展，當然可使傳遞工具更多元，然而，「多元工具的使用」與「訊息內容的建構」兩者在功能上的界線，若欠缺釐清，當溝通發生問題或成效不彰時，我們太容易歸因於前者而忽略後者。我們太容易以為，科技的革新與觀念的進步能畫等號、以為新技術的訓練等於創意的培育、以為網路平台上的頻繁互動即代表意見的溝通、以為訴求的廣泛迅速傳遞，就如同獲得更多人的支持認同。
總而言之，近年來，雖然有些研究的確開始質疑起科技的發展使用對觀念溝通的負面影響，我認為，如此檢視科技的限制，仍是過度詮釋了科技在溝通層面的影響力。技術、材料、網路等不過是溝通工具; 觀念說服的成敗或訊息接收者理解上的改變，端看溝通者本身如何架構與深化論點。同理，僵化的材料文本與溝通者本身思考力的缺乏，也不會因為傳遞工具的多元化或數位化而有一絲改變。於是，當我們忙於歌頌或強調科技工具的使用時，其實更應該正視檢討的，是來回穿梭於傳播管道的訊息論點本身。
2008年12月9日 星期二
野草莓, 我從萬里以外看到的
(圖. 由oj2005拍攝)
野草莓滿月了。
其實，我很感謝野草莓學運。
從學運一開始, 我就發現, 野草莓像是希臘神話梅杜莎那雙眼, 讓有些直視它的人, 居然成了没法思考的石頭。一整個月後, 野草莓對於身在萬里以外的我來說, 簡直是一面明澈的鏡子, 它把台灣內部, 無論是社會或者教育層面的許多癥結, 全展開在我面前.
這一個月來, 反對野草莓的聲浪從沒有停過. 令我最驚訝的是，從網路匿名謾罵、報紙的冷嘲熱諷、到名作家教授的批判，一切批評聲音，即使由不同層次的人、用不同的語言來包裝，或是醜陋髒話、或是振振有詞，這些反對聲音，居然能那樣的雷同，全都困在同樣的幾個爭議點，繞阿繞的，找不到出口。
從這面鏡子裡, 我看到盲目的虛假和平意識，讓台灣人太輕易地把"抗議"與"社會混亂"畫上等號. 無論是批評"野草莓占據自由廣場"、"野草莓違法集會"、"修集遊法會造成社會動亂"之類的反莓意見，都基於此。
或許我已經習慣了見到北德大城市, 例如我居住的布萊梅或者是首都柏林, 每週必上演的街頭抗議, 以及德國內部知名評論家們, 屢次撰文讚揚勇於上街頭抗議示威人士, 我對於那些秉著理性論述, 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體制的社運人士, 十分尊敬. 他們是讓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
而台灣多數中產階級, 甚至應負起喚醒公民意識責任的媒體與名社會評論家們, 寧願沉浸在自以為和平理性的氣氛裡, 就像被上了眼罩的馬匹, 只看得見眼前一小片膚淺表象. 即使嗅到被安祥氣氛掩蓋住的社會各問題, 除了盲目地別過臉去視而不見, 有些人還要伸出兩腳踐踏一番, 抱怨那些願意嘶聲力竭談論問題的人, 污染了自己眼前和平假象.
再者, 從我習慣的角度出發, 野草莓這面照妖鏡裡所呈現的, 還有一道道的鐵證, 再再反射出一個事實, 台灣有嚴重的邏輯教育缺失，公民教育的失敗, 讓我們欠缺有論證能力與意願的公民. 因此, 糾結在許多台灣人心裡的藍綠情節，永遠駕馭在所有議題的探討之上; 無論討論什麼議題, 只要"藍綠幽靈"飄了出來, 理性探討的空間即被斬斷.
很多批評野草莓的爭議點, 擺到其他社會, 都只顯的可笑. 例如"野草莓太泛政治化", "大學生要單純一點", 曾幾何時, 大學生要以"不懂政治"與"不理會複雜社會"為榮?
"有政治傾向, 理性地清楚地了解自己支持哪一個政黨的理念", 在每個民主社會, 原本應是人人都應要持有的公民條件, 但在台灣, 有了這條件, 馬上就與藍綠惡鬥牽連不清. 除非把自己裝扮的政治冷感, 或踩在虛假的中庸大道上, 否則就沒有提出訴求的正當性.
台灣這強大的藍綠幽靈, 殲滅了任何就事論事的空間.
在前幾期的新新聞專欄裡, 我讀到一段不算少見的呼籲:台灣長期陷在國家與族群認同的矛盾中, 要跳脫這矛盾, 需要讓新的世代從小就建立起公民社會的意識, 和公民社會的運作規範, 只有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 才能讓國族認同的議題變成是可以理性溝通的討論.
公民教育與公民意識的培育, 對消滅上述幽靈來說, 極為也急為重要. (針對這點, 我曾經提過幾個具體建議). 當代許多教育理論已經清楚告訴我們, 公民意識, 不是上一上公民與道德課, 死背準則, 講講品德, 就能獲取. 那應是一整套理性與邏輯思考的訓練, 透過這些訓練, 相互尊重或同理心等心理認知意識, 才有辦法隨之而起.
我很感謝野草莓.
在我錯過第一手體驗台灣十年社會巨變的機會後, 凝視著野草莓這面鏡子，讓我清楚看見，台灣的公民社會，原來還是令人擔憂地、太不成熟...
2008年11月10日 星期一
野草莓學運，學生加油!
(圖:轉貼自Billypan部落格)
從十一月六日起，就透過網路，關心著台灣這場學生運動的進展，在電腦螢幕上見到這些學生的吶喊與堅持，我的心情也跟著激動，好幾次，克制不住內心感動，對著電腦螢幕飆淚。我人不在台灣，但每天無法不分心地從工作軌道跳針好幾次，透過網路現場直播, 部落客與twitter網友的紀錄，關注這些學生。
上周五，幾個臉龐未脫稚氣的德國學生，也出現在我面前，跟我報備他們想要早一小時離開課室，因為他們要啟程去柏林附近的一個城市，參加反核廢料傾倒的靜坐抗議。隔天，我就在新聞上，看到這些年輕人與學生們，為了抗議與阻止從法國載到東德傾倒的核廢料運輸火車，把自己身體用鐵鎖綁在鐵軌上，不讓火車經過。他們更在德國攝氏五度上下的氣溫裡靜坐過夜，就為了他們深信的社會價值。
圖:自bwpingu部落格轉貼
讀到這些新聞，看到無論是德國或者台灣學生的照片，我都再也無法心情平靜、保持沉默。我人不在台灣，無法到現場支持這些台灣學生與他們的理想追求。Again，我目前能作的，是告訴德國民眾，台灣也有一群年輕學生，就為了他們相信的人類價值，正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想改變醜陋的社會現實。於是，我把這次野草莓學運的宣言、訴求整理成一篇德文評論，再次刊登在德國新聞網站。我會持續從德國透過網路，關心這群學生，繼續在德國媒體上為這些學生的訴求與理想發聲。
學生加油!
野草莓學運學生的心聲
野草莓學運活動官網: http://action1106.blogspot.com/
2008年10月4日 星期六
不該被侵犯的隱私權
柏林幾乎每周末都有抗議活動，而這幾天，我德國同事們正呼朋引伴，要大家下周末一起去柏林參加一場反政府監視的示威遊行(這是英文版的行動宣言與資訊)，很不巧我下周要去希臘開會，無法參加，要不然我一定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歐洲的"反監視"議題爭論已久，近幾年來，歐洲政府與企業擁有越來越多監視監控民眾的權力。
例如，德國人目前辦護照得要蓋手印存檔、街上也架起越來越多的街頭攝影機、政府也立法讓業者得以利用"查智慧財產權"的名義，隨時向德國電信公司要客戶的網路與個人資料; 再者，德國法律也規定，警察若懷疑某人犯案，即刻有權到嫌疑犯住處安裝竊聽器。
還有令我印象深刻、也是讓德國人抗議許久的一則新聞，是去年德國發生的一件謀殺案。當時街頭攝影機隱約拍下了案件發生的狀況，警察因此一一找出攝影機裡所有入鏡的民眾，要他們出示當天經過那條街的動機----也就是說，那台攝影機，讓當天所有入鏡的人，都成了嫌疑犯。
不久前轟動一時、也令德國人氣憤的新聞，是德國政府應美國以反恐行動為名的私下要求，雙手奉上一些德籍土耳其裔年輕人的個人隱私資料，讓美國因此胡亂逮捕幾位事後證明為無辜的德籍中東裔年輕人。
在德國社會，商店裡只要有架設錄影機，一定得在門口貼告示。民眾看到告示，有權力決定要不要進去店內，讓攝影機記錄下自己的影像。然而，街頭監視攝影機的四處林立，卻剝奪了民眾這樣的選擇權力。
這次德國反政府監控的行動宣言其中一重點為:
"People who constantly feel watched and under surveillance cannot freely and courageously stand up for their rights and for a just society. Mass surveillance is thereby threatening the fabric of a democratic and open society."
也就是說，不能因為有幾件極少數的案件或許會因為這些監視影像而破案，就賦予國家監控全民的權力。一個國家監控監視民眾的權力範圍越廣，這個國家的民主能量就越被削弱。
英國倫敦，是全歐街頭攝影機架設最密集的城市。去年有一位奧地利女導演Manu Luksch，為了凸顯此議題，到倫敦各處收集了公共監視器影像。這些影像，只要申請即可以免費索取。這位女導演利用這些可以輕易取得的監視影像，居然可以剪輯出一部名叫Faceless的劇情片 (這是Trailer)。我前幾星期在德國報紙上讀這部電影的介紹時，報導也指出，倫敦的所有刑案，因為監視器影像而破案的比率，其實只有百分之二。然而，這些影像，卻也讓政府得以密集監控境內的難民、遊民、激動的足球迷、或者較極端的政治異議份子。
去年底我回到台灣，當時正值立委選戰開打，我在家看電視，見到候選人余天在媒體前大聲宣稱，他若當選，"每年要加裝1000個監視器，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及居家安全"。我想，此話若在德國媒體公開必會招來嚴正抗議。
最近在德國接觸了這些議題與抗議聲浪後，我覺得，我想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終究要面對這樣的議題。"監視"不一定要是"竊聽"或者"監控行為"才成立。人民應該有權保有任何隱私，不管我們的影像, 在店面或者街上會被錄下存檔幾天後覆蓋銷毀, 都一樣。的確, 人民想保有隱私的權力，很難與政府的管理權力達到平衡。例如, 只要卡到治安問題，政府、民間業者就很有理由裝上攝影機。但我想，一個社會，要有這樣的抗議聲浪，才會激起人民思考政府或企業的權力是否正在利用某些原因擴大中。
我們每天在各種公共場所，匆匆忙忙地出入活動，通常很難注意到，自己的影像，已經不知不覺被政府或業者錄下、存檔。新聞媒體老是告訴我們，有些刑事案件因為這些監視器而破案，因此，長久下來，民眾開始認為，監視器可以與治安畫上等號，自己影像四處被錄下，好像也無所謂。更不可能想到，四處林立的"監視器"，除了偶爾幫助破案外，是否正對一個國家的自由、公平等層面有著負面的影響。
下周德國人抗議完，德國所有街頭監視器，當然還是會因為治安原因，繼續留在那裏，但這抗議聲浪會讓多數人開始注意，自己的隱私權是否暴露在輕易遭濫用的危險下。 或許，台灣民眾也可以應該開始思考，當我們走進某店裡，看到"錄影中請微笑"的字樣、或者滿街的監視錄影機，我們的當下的感受，是覺得自己更安全了? 還是有感受到自己隱私權正被侵犯?
2008年9月29日 星期一
我的德國看病經驗: 願意仔細講解的好醫師
剛剛讀到這篇標題為"你聽得懂嗎?"的部落格文章，是一位醫師部落客講述台灣醫生面對病人時，多半不願講解太多。病人應該知道自己有權利問任何看診或藥物的問題。
這讓我想到我一年半前在舊部落格寫的一篇日記，講述我遇見德國好醫生的經歷。
我重新轉貼這篇舊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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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好醫師 (寫於2007年二月)
我這兩天喉嚨痛的厲害, 感覺好像左邊扁桃腺發炎, 我很怕會發燒, 我的體質只要一發燒，必定有兩天都得躺在床上。對我來說，confined to bed，是世界上最難忍受的事情。於是我決定今天一早去看醫生, 若注定是發炎，或許醫生可以開抗生素藥單給我。
我從電話簿裡找出離我家最近的耳鼻喉科診所, 沒有事先預約就去現場掛號了。在德國, 若想打電話預約, 通常會被排到一個星期以後，才有希望約到時間, 若當場去診所排隊, 運氣好或許當天還有機會順利讓醫生看診。
到達那診所, 看到候診室裡坐著八個人。我心想, 應該不會需要等很久吧。護士小姐說, 可能要等一個鐘頭左右, Ok. 我想, 一個鐘頭還算可以接受.
我當然有備而來，我坐在寬敞的候診室裡, 拿出我自己準備的一大疊資料來讀。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不知不覺我已經讀完了半疊, 但那原先那八個人裡，有六個人還是好端端地坐在我面前。我開始覺得不妙，老天，我到底還要等多久...
過了兩個半小時, 我那一大疊資料早讀完，我也翻遍了候診室提供的所有新聞周刊、時尚雜誌、八卦小報、嬰兒與母親雜誌。怎可能這德國診所效率會這樣差阿?! 兩個半小時居然看不完十個病人, 我在候診室坐得腰酸背痛，就在我完全失去耐心想走人之前，終於輪到我了。
那是一位看起來很和藹可親的中年醫生, 他見到我後, 先跟我握了手,
"哇, 小姐, 你手怎麼那麼冰?"
"等太久了, 等到都手腳發冷了..." 我說。
我跟他說我喉嚨痛, 可能扁桃腺發炎後, 他拿出一根細長的銀色長棍, 前端會發光,像一根魔法棒。那是一架小型攝影機, 細長的魔法棒可以伸進我喉嚨裡攝影。攝影機在喉嚨裡時, 我也可以在醫師身旁的大螢幕看到我喉嚨的狀況。
"小姐, 請看, 妳的喉嚨可真是紅阿"
我從沒有在這樣大螢幕上觀察過自己的喉嚨細節。
我以為, OK, 就是扁桃腺發炎阿, 很簡單, 應該診斷就結束了吧, 畢竟我也沒有鼻塞或者其他問題。
然而, 他開始了一連串非常仔細的檢查, 他用紅外線掃描我的臉, 檢查我頭部的壓力, 他之後又用他那根細長的攝影機, 檢查了我的鼻子。
我問他，我明明就只是扁桃腺發炎，為何要檢查整個頭和鼻子?
他微笑地慢條斯理的說，他要知道我鼻腔正不正常，因為扁桃腺發炎很可能原因來自於病人鼻腔有息肉, 晚上呼吸無法順暢, 所以當病人多用嘴巴呼吸時, 細菌也就很容易侵犯扁桃腺了。他還很有耐心的畫了解說圖, 我又問了很多相關問題, 他都不厭其煩的解釋。
最後, 我問他我需不需要吃抗生素, 他建議我先不要吃, 過兩天後若沒有改善再吃即可. 然後他又畫了解說圖, 解釋為何抗生素對扁桃腺發炎有效, 但對身體也有害, 吃止痛藥可以止痛也可以真的減輕發炎症狀。他又一再提醒我, 今後我若常扁桃腺發炎，一定要注意鼻腔是否有問題。
"難道從沒有醫生跟你如此提醒過嗎?" 他有點不可思議的問我。
我差點就握著他的手脫口而出, "我從沒有遇過像你這樣用心的醫生".
這是真的, 我在台灣看醫生的經歷, 多半是, 跟醫生講症狀, 他看一看, 點點頭, 寫寫病歷，最多講說我得了甚麼病，就開藥了。多半的醫生似乎都認為, 若只是小病, 跟病人也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反正病人也聽不懂, 領藥吃, 會好就是了。以前在台灣，扁桃腺發炎，從沒有任何一個醫生會連帶替我檢查整個頭與鼻腔是否有問題。
我記得去年陪我阿娘去看皮膚科, 那是個老字號的名醫。那醫生惜字如金, 看一看我阿娘的皮膚只是有點小過敏, 點點頭, 就開藥方了。
我問那醫生: 請問這是什麼藥?
醫生說: 就是皮膚過敏的藥。
我又追問: "皮膚過敏哪一種藥?"
他用一種"講了你懂嗎?"的眼神看我，不耐煩的說:"這種藥吃了沒關係啦，抗過敏的，不會怎樣"。
我問: "這是不是antihistamine?" (在德國, 通常若皮膚過敏, 大多數人都會自己去藥房買這種抗過敏藥)。
他這才點點頭, 一樣什麼都不多說。
這又讓我想到某次在台灣，我自己去看醫生, 當醫生講了一種症狀, 好長一串, 我想請醫生講解症狀內容時，他居然叫我自己回家去google。
今天遇到這德國好醫生, 真的讓我心生感動。我什麼都不懂, 但他很盡力嘗試畫簡單的解說圖幫助我理解, 且仔細的檢查了所有相關的部位。他花在我身上的時間一定有十五分鐘以上。若他對每個病人都是這樣不厭其煩. 難怪我得在候診室等上兩個半小時。
我有幾個語言所的同事, 專門在作醫病關係的語言溝通分析的研究: Doctor-patient discourse analysis。我剛得知他們的領域時, 我就覺得很有趣, 依我過去在台灣的經驗, 一般診所的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幾乎是零, 或是很簡短的幾句話, 這能怎麼研究?
而我看了她們那一組研究團隊在診所醫院蒐集的語言資料與他們的研究目的, 我才發現, 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 在歐洲是多麼受重視。這些研究的目的是要推廣一個觀念: 醫生不應該只是開藥的機器, 病人的權益應該受尊重; 一個好的醫生有責任對病人的病情交代清楚, 醫生要有很高的溝通技巧, 把很複雜的知識, 轉化為一般病人都聽的懂的解釋, 例如今天那位耳鼻喉科醫生幫我簡化的解說圖就是一例。
或許台灣的語言學家們也可以做這種研究, 透過蒐集實際data, 統整出台灣的醫生病人的互動關係如何, 這些研究數據，一定可以有效突顯台灣的醫病溝通關係有多麼的薄弱。
2008年9月10日 星期三
意識形態恐懼症
最近讀到台灣非常多的新聞與評論，不斷批評教育部長的無聲與無為 (ex. 這則評論 )。坦白說，我覺得，與其批評教育部長太低調，還不如說他正很聽話地、盡力遵守著行政院長那更離譜的保證: 教育部長不能有意識形態 (ex: 這則新聞)。
"意識形態"這四個字，在台灣被媒體濫用到這個詞幾乎與邪惡力量快要畫上等號。我每次回到台灣，老在電視上聽有人嚷嚷著不要有意識形態，最後，連行政院長自己也呼籲了起來。意識形態ideology這種原本如此中立的抽象名詞，到了台灣，簡直已經完全被負面的價值依附，這四個字只要一出現，氣氛馬上變得詭異，覺得自己好像正被洗腦著。
基本上，意識形態只是一種社會文化價值的統稱，每個人只要有長腦子且正常生長在社會上，都會有意識形態，不是A就是B，要不就是C或D。你習慣的意識形態若是A，與一群習慣A的人在一起，就沒人會注意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價值，對一群有共同信仰的人來說，就像天冷應該多穿點衣服一樣，只會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不是什麼可思考或質疑的抽象概念。直到某天，當B、C、D出現後，那些只知道有A的人，才會因為這些衝突與激盪，發現自己的信仰原來是個A，且A還居然還有可能只是種概念，而非"天冷不多穿衣服會感冒"這類的常識。
而"別搞意識型態"這個命令句，其真正意思，不是要大家回歸單純風氣、擺脫負面力量等等。這句話直接的意思是，"請大家維持只信仰A價值，別用腦、別思考、別質疑，繼續把A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實，B、C、D都是錯誤的請忽略"。
任何人，例如教育部長，只要出聲，且是個"意見"，而非交代大家天冷要多穿衣，就一定有某種價值依附在上，一定屬於某種意識形態。於是，在台灣這種意識形態恐懼症瀰漫的氛圍下，他只要表達的意見偏向原來大家習慣的A，認為應該改信仰B的人就會抗議他因為懼怕意識形態而怯步，反之亦然，只要他講B好，原來一群只知道有A的人也要說這一切都是意識形態作祟。
既然行政院長都說了，"教育部長不要有意識形態"，這話已經直接代表，"教育部長不要有意見"。所以，目前他的無聲低調，不過是在盡力遵守長官的耳提面命罷了...
2008年9月6日 星期六
德國Konkret雜誌: 1968年十月號 (1)
上周在柏林幾天的一大收穫，就是得到一份驚喜小禮。
我的德國麻吉Felix，送我一本他在跳蚤市場挖寶買到的Konkret雜誌。這是一份德國很重要的政治文化左翼雜誌。而這禮物的重點是他的出刊日期: 1968年十月。
這期雜誌，重點當然還是德國1968年學運與當時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對柏林第一個試驗性共產聚落Kommunen 1的介紹、對保守派媒體畫報(Bild Zeitung)打壓抹黑學運的抗議 (詳情可再參考此篇舊文)、對墨西哥奧運警察暴力壓制學生運動的報導。
(圖: 標題為Springer Machtergreifung. Springer為當時畫報大老闆，Machtergreifung意思是"攬權"，這個字本來專指希特勒當年取得權力的過程。副標題: "畫報的精神分析")
這期Konkret的主編，是當時學運靈魂人物之一，到最後成為恐怖份子的的Ulrike Meinhof。
1968年，當柏林學運領袖Rudi Dutschke被槍擊重傷後，Ulrike Meinhof在Konkret雜誌上寫下一段著名的話，暗示她之後訴諸暴力與恐怖手段的決心。
"Protest is when I said this does not please me.
Resistence is when I ensure what does not please me occurs no more."
於是，在七零年代，Ulrike Meinhof 眼看學運終究還是無法改變現狀，她與一些學生，共組了RAF (Red Army Faction)，到處綁架、暗殺政商名人、銀行家、檢察首長，企業老闆、前納粹份子等等。她在1974年被捕入獄，1976年在監獄裡上吊身亡。很多人懷疑他的死並非自殺而是謀殺。
她的RAF同志們仍繼續恐怖行動，以1977年秋天死傷最慘重。
他們暗殺了德國大銀行德烈斯登銀行Dresdener Bank的總裁、前納粹高官、德國工業聯盟主席。1977年十月，他們打劫了一台德國漢薩航空客機，逼迫德國政府釋放三位RAF主要領導人物。然而，行動失敗，這台飛機最後降落於非洲索馬利亞，當地政府與西德合作，殺死了所有參與劫機的恐怖份子。而牢裡的三位RAF首腦知道行動失敗後，也自殺身亡。當然，所有人還是懷疑，他們是被官方殺死的。
77年秋年的一連串行動，之後被稱為Deutsche Herbst 德國之秋。去年為"德國之秋"三十年。媒體有一連串的相關報導，包括追蹤當時的RAF成員現今的下落。當年很多成員為逃避追捕，逃到前東德，東西德合併後，這些犯過綁架暗殺罪的成員，還是逃不過法律制裁，有些人仍在坐牢。
而我手上這本Konkret雜誌的社論，就是由Ulrike Meinhof主筆，寫著女人在這場學運與抗爭裡的角色。
(待續: 柏林 60年代第一個試驗性共產聚落"Kommunen 1")
p.s. 以下先附上今天一早在家翻閱這本雜誌內容的片段，裡面的內容圖像，我之後會補上說明 (1. 畫質有點模糊，但還是可大略看到一些照片 2. 配合演出: 過度肥胖的貓 Kasimir)
2008年9月3日 星期三
德國新納粹的宣傳手段
這幾天，德國的新納粹又上街頭示威了。
這次他們聚集在東德大城萊比錫，趁著最近在當地發生的一樁八歲女童謀殺案，利用當地民眾對此案的憤怒與恐懼，要求政府恢復死刑，並且疾呼民眾支持新納粹的必要性 (這裡有些照片)。
萊比錫市長受訪時，當然大力抨擊扶植新納粹的德國黨派NPD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以及一些極右的組織，控告他們利用這次的謀殺案與民怨，藉以抬高聲勢，混淆視聽，把新納粹與治安的保證，硬是連結在一起。不只如此，這些極右政黨與組織，也常利用失業率、外國移民、毒品等議題為訴求，長期在前東德較貧窮的區域，大肆宣揚納粹復活的必要性。
每到選舉，NPD是在東德城市裡貼出最多選舉宣傳文宣的一個政黨，NPD黨喊出的重點口號之一，就是"非洲、亞洲、中東人，都不准成為德國人"。隨東西德貧富差距與東德失業率增加，即使反對聲浪不斷，NPD勢力與影響力在東德仍得以拓展。2004年的國會選舉，NPD黨派在東德Saxony邦，居然成功地得到十分之一席次。
德國的憲法規定，只要拿出納粹旗幟、踢正步、掛希特勒的肖像、宣揚納粹意識形態等等，都是違憲的行為。而NPD的黨主席Udo Voigt，上個月在某前納粹元老的葬禮裡，任由一位黨員，在棺木鋪蓋納粹旗幟，居然還大方地讓媒體拍照。這位黨主席與那位黨員，目前都因此官司纏身。
不過，Udo Voigt對外國人的怨恨以及對種族歧視的鼓吹，早已經讓他聲名狼藉。去年八月，他甚至毫不忌諱地在德國媒體前說，他認為希特勒當年的副手Rudolf Hess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當然，在德國，他這話一出口就算犯法，這一樁官司也仍在進行中，若罪名成立，這位黨主席可能得坐三年的牢。
不只NPD黨主席與黨派高層屢次在媒體前的囂張，NPD也吸收很多年輕人，鼓吹他們怨恨怪罪外國移民。終於，前年幾個新納粹年輕人，在東德殺死了八位印度人，讓全德國社會嘩然。2003年開始，德國政府千方百計想要取消NPD組黨資格。然而， 德國最高法院，最後還是駁回了這項請求，讓NPD得以繼續生存。
德國政府的廢黨計畫失敗後，NPD於是越挫越勇，目前NPD吸取的黨員已有七千人以上。
這幾天在萊比錫的示威活動，其實從八月底就已經慢慢展開，電視上的neo-nazi光頭年輕德國小夥子對著鏡頭大聲喊，他們一定要繼續抗議下去，一定要逼政府恢復死刑，燒死殺害德國人的罪犯。站在這些年輕人身後的，是一群表情僵硬的NPD黨派高層，正誇獎著他們的正義感...
(有關新納粹) 舊文: 勞工節漢堡大暴動
2008年5月17日 星期六
四川地震後，台灣不該援助中國？
四川大地震後，台灣政府、民間組織等等開始透過主流媒體呼籲捐款與發起援助中國的行動。而網路上，這幾天則出現越來越多反對聲浪，很多部落格大肆反對援助中國，除了一些極端仇中的意見以外 (這篇部落格文章有整理一些，例如類似這樣的意見：『對中國不適合講人道。因為一個邪惡的國家，不單單只是政府、權力者的問題，而是從上到下都邪惡』，『在面對敵人時說人道，只是自尋死路。對敵人仁慈，只會要了自己的命！』)，就我這週末在網路上讀到的，我大略列出以下幾個我在網路上常見到的反對原因。
1. 中國是不會感激台灣救援的: 台灣各級政府也派出了搜救隊，不過中國人民的意見卻還是要矮化台灣。例如，中國民眾看到照片上搜救對制服有國旗，表示同意他們趕來救災，但要把他們胸前的青天白日徽章拆掉或換成『中國台灣省搜救隊』。看到中國人民這種態度，就算台灣去援助他們，他們會感激嗎？
2. 既然中國對我們最沒有人道，我們何必對他們人道：例如台灣當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中國拒絕提供空中走廊給俄羅斯救援隊通過，還要求聯合國、紅十字會及世界各國對台灣提供協助須先徵得中國同意，阻礙我們救援。
3. 台灣內部還有很多窮苦家庭與小孩，台灣幫助國內自己人富起來都來不及，何必去救中國的人?
看到以上這些原因與批評，坦白說我真的有些難受。首先，我瞭解，因為台灣與中國的複雜政治因素，使得這些援助行為很難讓台灣人不參著政治因素來看待，我也無法評論到底政府該捐多少錢才算合適。然而，我見到的一波波反對聲浪與其原因，已經反應出很多人性基本價值，已經因為政治仇恨的抹煞殆盡。
首先，『幫助別人』這概念，居然成了被拿來當作換取自己利益的手段。很多台灣人的反對聲音，在於『對他們好有用嗎？他們還不是照樣繼續使壞。』簡言之，就是一個扭曲的價值：『之後若得不到好處，何必幫助別人？』。
此外，以德報怨或以直抱怨的爭論，也一直被提出。『中國對我們這樣壞，我們何必對他們好？』於是，政治仇恨已凌駕人類之間最基本的互相關懷。大家已經忘記，當我們受這樣的災難時，我們的身份都只是『人』。
Susan Sontag在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旁觀他人之痛苦)提到這樣的一段話: 人其實不會因為周遭無數的影像衝擊而終究變得無動於衷。人的冷淡，事實上是有感受卻無行動的展現。而人情感與道德知覺如此萎靡，其實背後是充斥著憤慨與受挫的情緒。 台灣人長期被媒體發出的政治符號轟炸著，厭惡中國的無人道無人權、與對台灣的打壓惡行。四川震災後，有些台灣人，卻也完全展現了他們從來都一直不齒的惡行，認為實現人道精神的對象，也應該因為政治因素有選擇性。"Human beings, who are almost unique in having the abilit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are also remarkable for their apparent disinclination to do so." (人類雖有體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能力，卻更善於重蹈覆轍）小說家Douglas Adams說的一點也不假。
還有，以上第三點所提的，有很多人批評那些捐款的人，應該先顧好自己台灣社會內窮人的生活再說。他們大概忘記，921地震後，台灣得到很多外國人的幫忙，西班牙、土耳其等等，那個國家不是充斥社會與貧窮等問題？然而，遇到大型災難時，跨出國際疆界、伸出援手，把那些災民只當作跟我們一樣的人，不管本國他國，『那些人急需幫助不然他們馬上就要死了，先快去幫他們』，我不覺得這種精神抵觸他們對國內社會貧窮問題的關懷與重視。
最後，還有人認為，為何我們只重視幫中國，不幫緬甸、非洲等其他國家。這世界受苦受難的人不計其數，我們金錢能力有限，而中國與我們同文同種，不管台灣未來要獨要統，兩岸人民永遠是語言與文化上最能互相溝通的兩群人。我透過德國的電視畫面見到緬甸受災兒童很心痛，然而當我無須翻譯即可清楚地在電視上聽到一位在四川的心碎父親握著他死去女兒的手，哭喊著：『妳快起來阿，讓爸幫妳擦擦臉。』我即使厭惡中國政府踐踏漠視人權，見到這樣的畫面，我不只心痛，眼淚也已經擋不住地流下來。
我們當然應該跨出國際疆界幫助其他國家，台灣很多民間組織也正這樣做，但是我們無法把所有國家拿在天平上做比較，看他們是否得到我們的平均分配。想改變整個世界，讓所有國家都同時幸福起來，不可能用金錢到處在各國公平地救濟，恐怕要靠其他也很遙不可及的辦法，期待能慢慢改變整個世界扭曲的體制與價值。
這週末讀到以上這些反對意見，讓我更深信，這幾年來讓我胸口那把越燒越旺的怒火，有繼續燃燒的理由：這個世上的政治經濟運作體制，是如何的扭曲與錯誤，已經讓人類心裡充滿了如此強烈的憤怒與仇恨、已經讓世人因此無法真心體會到自己心底深處其實都有的慈悲心與人道的關懷。我當然無法改變什麼，但仍我相信，有些很基本的方法，起碼能夠讓人類的同理心再度普遍地被喚起。
心裡那把火燃燒出來的能量，會推著我在這渾沌世界裡，繼續找尋這個方法。
2008年5月4日 星期日
學者 vs 知識份子
這個周末除了一直不斷的讀有關機器人實驗研究的文獻以外, 也硬是擠出一點空閒, 看了一點朋友從台灣幫我帶來的書. 很巧的, 這幾天一直讀到的話題是, 到底什麼是學者、知識份子、大學教授? 他們該做什麼能做什麼？
首先是因為劉兆玄要限制東吳教授上電視的時數, 報紙論壇湧進四面八方的意見，有抗議有贊成，還有討論到底什麼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這是我五月一日在聯合晚報社論裡讀到的:
「知識分子」是什麼？不管從中國「士」的傳統看，還是西方的歷史經驗看，「知識分子」最簡單、最清楚的定義都是：「以知識力量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人」。一般用兩項條件檢驗知識分子：第一，他有理想「介入社會」，而非只在書房裡追求自己的知識精進而已；第二，他介入社會的方式，是靠他的專業知識，而非其他。大學教授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背景，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吸收、研究、傳播知識，所以每一個大學教授都是「知識工作者」，但大學教授卻不必然就是「知識分子」。
還有，我在作家張鐵志書序裡也讀到這樣的一段話：
學者不是知識份子，學者是在大學教書的人，做學術工作的人，他們之中有些是知識份子，但大部分不是。知識份子有一個獨立的心靈，有一個寬廣而會歸納的心靈，有一個原創的心靈。我想，知識份子可以這三個品質來定義。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有這些品質。
看到這些，我又不得不想起ㄧ本我一直有計畫翻譯的書，艾柯(Umberto Eco)的Travel in Hyperreality漫遊超現實(我已經想翻譯想了好幾年，或許已經有人翻了？)，艾柯在這本書的自序中，指出美國與歐洲學者風格的不同。以下節錄於艾柯書序:
An American interviewer asked me how I managed to reconcile my work as a scholar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author of book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es, with my other work as what would be called in the U.S. a "columnist".... It is true that along with my academic job, I also write regularly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ere, in terms less technical than in my books on semiotics, I discuss various aspects of daily life, ranging from sport to politics and culture.
My answer was that this habit is common to all European intellectuals, in Germany, France, Spain, and naturally, Italy: all countries where a scholar or scientist often feels required to speak out in the papers, to comment, if on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 own interests and special field, on events that concern all citizens. And I added, somewhat maliciously, that if there was any problem with this it was not my problem as a European intellectual; it was more a problem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who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militant intellectuals is much more strict than in our countries.
他的大意約莫是，歐洲學者通常會同時有知識份子的責任，會用他學者的能力來探討時事，畢竟，無論時事是否關係自己專科領域，學者通常有比較活躍全面的思考力，因此可用更廣的角度來社會上跟大眾有關的時事與問題。
這些關於學者與知識份子的討論，讓我真的覺得，這ㄧ大群人裡，若依功能與他們實際在作的事情，其實可以分成好幾類：
ㄧ種身份是所謂的"文化名人"。他們有可能是專欄作家，文筆好一點，寫出很棒的文學作品，就成了文人作家。其中有很多人唸了博士於是也進了大學。他們創作文學之餘也不停的批判時事現象，這些人妙筆生花、偶爾也是會引用一點手邊好用的理論來突顯他們批判某現象問題的正當性，但若這些人沒有真材實料的科學創新研究能力，他們通常抓不到問題的真正根源，當然更別針對問題建議解決方法；不過，只要不興致一來隨性拿一些原因來亂搪塞解釋現象，就聯合晚報那段社論的定義，他們也算知識份子，我也相信我們社會上需要這類人，畢竟他們可以利用名氣，用很生動的文筆，喚醒民眾意識、讓民眾注意某現象某問題而影響著社會。
但我想，真正能改變社會的，是張鐵志書序裡提到與艾柯文裡講的，具有真正創新研究能力的知識份子。但這些學者，時間沒有那些文化名人那樣多可以不停地出書到處演講出名，因為他們還要花很多時間讀書作研究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真正方法。而這些人才能真正用科學的精神，從很多看似不同的領域裡找到關聯，因為很多社會上的問題來源，是跨領域產生的。唯有這樣的邏輯、寬度與深度，才能真正找出問題癥結，找出有效的方法真正改變現狀。
至於那些，在大學裡只爲了增進自身知識興趣作研究而與世無爭的學者，那就祝福他們過得愉快吧。我有時看到ㄧ些期刊文章，明顯就是這樣的學者寫的，我都很佩服他們的知足常樂，能夠滿意於完成這樣"不帶勁"的任務。當然，並非所有研究一定要直接可以改變世界才值得作，但是，起碼在我的工作環境裡，所有人的共同認知是，寫研究文章一定要明確指出"爲何要作這樣的研究，有什麼重要性，能有哪個方向的貢獻"，然而我們也常讀到令人匪夷所思的文章，看完只想問：ok, sounds neat, and then?
最後是那些介於中間的，就是身在大學，不是文化人卻忙著當名人，心裡明知應該作研究解決問題但卻沒有這項能力，很想當學者型知識份子卻讓自己成了名嘴，我想，他們即使有名利，潛意識裡應該還是鬱悶的吧！
後記：
1. 今年四月真是瘋狂, 白天在研究室上班, 晚上回到家, 總是無法控制自己地抱著電腦窩在沙發上寫部落格文章到深夜。可能因為四月在台灣燃起的ㄧ連串教育相關爭議，無論是台語課綱、一綱多本與教改問題，都讓我覺得實在不吐不快。
2. 兩週後畫家Anna Solecka與智利石雕家室友Rosa又要一起辦藝術展覽，她們照慣例要我現場彈奏幾場，還記得上次在她們展覽演奏時，彈完ㄧ輪我的老把戲蕭先生邦、德先生布西與其它現代歐洲音樂家等人的作品後，got carried away控制不住挑戰了一段即興，想不到是一個大失敗，雖然大家還是很捧場地拍手，但我真是洩氣丟臉不已。我這永遠的夢想，也就是擁有Keith Jarrett五分之一的爵士即興能力，不知道何時才能實現啊。
3. 我明天要正式進實驗室了。我其實很期待做這些機器人與語言使用者的互動實驗，這領域是我比較不熟的。老闆貝阿伯的這些實驗與研究結果，將有助於德國發展殘障人士或者老人的自動化機器語言系統，我希望透過這次參與實驗可以多學點。所以，again，我可能幾個星期都無法update部落格了。
2008年4月15日 星期二
能期待未來教長繼續推廣台灣的弱勢語言嗎?
(本文縮減版刊登於自由時報2008/04/11)
劉兆玄表示，未來的教育部長條件是品格高、成為全民典範、不能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然而，台灣社會與媒體，只要觸碰到任何台灣本土語言文化的議題，都能無限上綱，扯上政治的意識形態。更因為選舉族群議題的操弄，加上多數媒體的主導，許多台灣人，已經把台語所主導的社會活動, 與沙文主義、民粹、非理性畫上等號。
令人極度擔憂的是，台灣的確面臨弱勢語言傳承的問題，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等，都有可能在幾世代後瀕臨消失的危機。而一個語言會消失, 主要原因在於, 這個語言所主導的文化社會活動, 讓其他強勢語言所展現的文化活動漸漸吞併. 於是, 我們失去了使用這些弱勢語言的理由, 我們的下一代失去了學習這些語言的動機, 這些語言在幾世代後, 再也沒有生存的空間.
換句話說, 弱勢語言的傳承，重點不應只是將它們編入學校課程，更必須在社會上同步推廣由這些語言所創作主導的文化活動。目前, 台灣弱勢語言在傳承層面上面臨的一個問題, 是它只被當成一個學科來重視. 台灣的家長教師反對弱勢語言編入中小學課程, 主要原因之一, 即是這些課程會增加學生的負擔, 會擾亂英語國語的學習. 然而, 多語究竟是一個社會的資產還是負擔, 全看這個社會有無智慧, 全面性地推廣這些語言所展現的文化、藝術與社會活動, 使其成為讓人民驕傲的文化傳承.
然而, 若未來的教育部長，在前部長媒體形象不佳的前車之鑑下，為了保持不沾任何有可能扯上意識形態的議題, 而避免觸及台語與本土文化的推廣、以及弱勢語言人權的議題, 並且想在媒體前展現多數人定義上, 有理性有品格而非沙文民粹的形象，瀕臨危機的台灣鄉土語言文化，真的能期待未來教育部長繼續推廣傳承嗎？
2008年3月25日 星期二
價值金字塔的最頂端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之一.
他畢生推崇自由精神與多元主義, 其中的價值多元論可由下列很簡短的一段話大略概述(節錄於英文版的以撒.柏林傳)---
"Pluralism means that every individual and every society must accept that there is never one absolute value to which other values must be subordinated. There are many values in life which all command respect;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 freedom, justice, equality, tolerance, compassion, loyalty - often must collide."
我翻成中文如下---
"多元精神是指, 每個人以及每個社會都必須接受, 沒有任何一個價值可以獲得至高無上的推崇, 成為絕對的主要價值. 自由, 平等, 正義, 幸福, 包容, 安全, 公共秩序等, 都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價值, 然而, 不是所有的善都是可以相容的."
我想, 這樣的多元精神, 若能夠在人類社會裡發揚實踐, 培養出自由心靈, 讓所以人都了解, 自己內心正在追求的價值, 並不是別人一定也要追求的, 並且有包容心, 了解並包容別人想追求某價值的動機, 人類世界或許會少很多衝突.
西藏人民受中國武力鎮壓. 我身邊的大陸同事說: "西藏人民真不知感恩, 中國幫助西藏現代化, 讓他們生活更舒服, 西藏人民也享有繳稅與升學優惠, 真是不知滿足." 在這些中國人的心目中, 金錢與物質生活, 顯然被推到價值金字塔的頂端, 其餘的價值, 都屬次要, 甚至也無需存在.
台灣社會也存在著很複雜的多元價值, 每個人都得在金錢物質, 尊嚴, 正義, 自由之間作平衡. 但是, 就如以撒柏林說的, 這些價值, 並不一定都能相容. 例如, 想賺大錢, 就得拉攏中國這大市場, 即使中國打壓, 讓我們在國際上沒有尊嚴, 我們還是得爲了經濟讓步; 我們若想堅持尊嚴與正義, 不向中共極權威脅妥協, 那就別想分一杯羹賺錢.
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趨勢, 推著台灣人, 讓多數人相信, 只有經濟與金錢, 在社會上, 才抬得起頭, 只有錢, 才會讓國際看得起台灣. 這是世界的趨勢, 没法改變, 每個人都得的在這金錢洪流裡掙扎著.
我由衷期待, 以撒.柏林的多元自由的精神, 可以在台灣發揮效用. 幫助陷入物質主義漩渦的我們能夠看清楚, 自己是如何無助地被淹沒而不自知, 讓我們看清楚, 商業邏輯驅動下的媒體, 是如何把多數人推進這泥沼, 讓我們得犧牲掉其他無法相容的價值, 甚至完全不知, 那也是人類共同該追求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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