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today consists in persuading crowds.-- T.S. Eliot
攝於2010年二月，柏林影展，寶萊塢電影My Name is Khan首映。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10年五月，柏林文化節，嘉年華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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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7日 星期四
我所看到的柏林2. 群眾的期盼
攝於2010年二月，柏林影展，寶萊塢電影My Name is Khan首映。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08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柏林Kreuzberg街頭慶典。
攝於2010年五月，柏林文化節，嘉年華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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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雕像的命運; 歷史的見證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2010/02/11
德國首都柏林，目前正在籌劃一個工程浩大的歷史大展。2013年8月，一場名為『揭開歷史：柏林與她的雕像』的展覽即將開幕。 更確切一點，這場展覽的重點是“Disgraced Statues” -- 那些在柏林歷史裡曾見證過集權壓迫的雕像，即將重新矗立，集中展出。
目前最受矚目的，是1991年在柏林被推倒的列寧。這尊原本身長十九公尺的大石怪，曾經是全柏林最巨大的列寧分身。這尊雕像，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被拆 除。四分五裂的身軀，象徵了當年柏林人對前東德共黨的正式揮別。德國賣座電影《再見列寧》更十分寫實地描繪這尊雕像的崩毀，對東德人的象徵意義 。
(圖片來源：Sony Pictures Classics)
這尊十九公尺的石怪被五馬分屍後，只剩下一顆3.5噸重的列寧大頭，被遺忘在柏林郊區某處沙坑裡。二十多年後，這顆大石頭，即將回到柏林市區，與其它『石怪銅怪』們共同進駐柏林市新成立的『歷史雕像博物館』。
(圖片來源：AP)
新落成的博物館，是由市區一座文藝復興式古堡(Zitadelle Spandau)翻新改建，預計將收集的一百座歷史雕像，除了近代冷戰時期東柏林市區林立的共黨象徵外，還有由十八世紀普魯士王朝所建、象徵軍事主義的雕像，以及納粹德國依所謂『完美亞利安人種』的法西斯美學所鑄造的各類塑像。 事實上，一些東歐國家也早有類似的『Disgraced Statues展覽場』，例如在莫斯科的Fallen Monument Park、布達佩斯的Statue Park，都可看到共黨集權時期的明星政治人物雕像。
這些展覽場，當然不是讓人緬懷與膜拜的地方。德國策展人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大展有層重要意義，就是讓觀展者反思，非理性地膜拜政治人物、在公共空間設立雕像藉以推崇某種意識形態的行為，能對人類社會有怎樣的危機。
不是嗎？世界上每段鐵腕政權裡都有被過度神化的領袖，他們是真理的化身；集權政府需要『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精神支柱，樹立街頭的雕像正是他們完美形象的展現。二十世紀的歷史，讓現今德國人唾棄反科學反民主的個人崇拜政治環境，別說公共空間的雕像肖像，德國媒體若有意正面褒揚政商名人，用詞得小心翼翼，一切對事不對人。不是德國人天生理性過頭，而是有甩不掉的歷史惡夢。
二十一世紀人類早已領悟，各類的歷史產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應該在脈絡化後的歷史情境被評斷檢視：沒有任何一類理論思想永遠是真理；受膜拜推崇過的人與物，縱使不曾失去歷史重量，當代人類對他們的價值評斷也會依時代演進而變動。
而博物館展覽，不正是這類理性思考最好的歷史教育空間？柏林將展出的石像銅像，每尊身上都刻印著複雜的歷史脈絡 、也承載著戲劇化的命運；歷史的波瀾曾讓它們坐擁光環、也曾將它們棄如敝屣。現在，這些雕像陸續回到曾佇立數十年的柏林市，背負起歷史教育的重任，襯著對每尊雕像最真實的命運描述，它們提醒觀展者『理性與反思』的重要。
台灣不也已經有一座現成的歷史雕像展覽場？桃園縣政府不遺餘力地收集了全台兩蔣雕像，名為『慈湖紀念雕像公園』。然而，它『紀念』的是什麼？官方網站對這個雕像公園的定位為『全世界唯一為單一個人的雕像所設立之紀念園區』--- 它當然會是『全世界唯一』，因為二十一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早已對『個人崇拜』的所有行動高度敏感。
當今台灣人對過去蔣氏政權歷史，由於很多複雜的政治或經濟原因態度不一。然而，無論觀展者態度為何，慈湖的雕像展覽若能襯著台灣歷史脈絡，真實地刻畫出每尊雕像獨有的境遇，以『面對台灣歷史』而非『紀念單一個人』為展覽重點，每尊雕像與它的命運，正可以提供觀展者絕佳機會，思考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只把這樣的雕像展覽打造成『有庭園造景及小橋流水的雅致藝術公園』(註)，太浪費歷史教育空間、太簡化歷史感的意義、也太看輕台灣人民的理性與反思的能力了。
◎註：引自網路『兩蔣文化園區』的首頁
2010年2月1日 星期一
這裡禁止批評狗！
幾年前，布萊梅大學校園本來頒了新令，禁止攜帶狗進入建築物裡，人文社會科學二館門口，掛起了告示牌，寫著：Mitbringen von Hunden Verboten，『這裡禁止帶狗』。
這項禁令造成全校師生聯署抗議，聯署書上寫著：很多人整天都待在研究室工作，若禁止養狗的人帶狗進研究室，狗兒不就得自己在家好幾小時見不到主人，這樣的禁令違背動物權！
抗議聲浪讓布萊梅校園解除了這項禁令。『帶』字被人塗掉改成『批評』，告示變成Kritik von Hunden Verboten『這裡禁止批評狗！』
這幾年來系館整修過幾次，這個塗鴉告示卻總是被留著，從沒有被粉刷掉...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占據校園的德國大學生
"OCCUPIED. WE STRIKE" (布萊梅大學行政大樓門口)
近幾年來，德國各大學的學生會，從沒有停止過抗議德國大學的體制改革與學費的徵收。終於，今年十一月起，全德國大學的學生會，聯合起來『占據校園』. 
"SOLIDARITY INSTEAD OF ELITE"
"IF YOU WANT TO SING OUT, SING OUT. AND IF YOU WANT TO BE FREE, BE FREE"
他們除了不滿德國大學的高學費，還抗議這兩年來，德國為了配合歐洲的Bologna Reform，漸漸淘汰傳統舊制，德國現在與英美一樣，採用BA/MA制度。
德國大學的舊體制較自由，沒有修業年限，該修的課程多數也由學生自行決定；而新體制的BA/MA課程，由各系規劃嚴謹，幾年內必得修完，否則就畢不了業。新的年限規定，也讓許多必須在課餘打工賺錢的大學生們壓力倍增。
對德國大學生來說，政府為了節省經費，用新制讓大學變成一座座『學習工廠』，學生一進大學，就被逼著在短短幾年內吸收所有課程內容；學生在工廠『加工』完畢後就被送走，換下一批學生進來。
"CAPITALISM, NATION, SHIT"
布萊梅大學的學生會也響應全德國的行動，從十一月起，學生們就進駐我們系館一樓。他們搭起帳棚，輪流住宿校園。他們每天在學生餐廳發傳單，也在市區組織了幾場街頭抗議。一個月過去了，他們尚未有撤退的跡象。
全德大學生聯合起來佔據校園的行動，除了讓所有人知道他們的理性訴求，也讓我再次驚嘆德國學生會的左翼傳統與力量、以及教授老師們的全面支持。大學應該給予學生發言和一些參與制度改革的空間；還有，大學生，是最不應該保持沈默的一群人。沈默、麻木，是這個社會裡，能讓人輕易染上的可怕習慣，若不在年輕時抵抗它，這個習慣，即不知不覺地漸漸上身、入骨。而，正如同portnoy此文的標題---We know that silence can certainly kill!
2009年10月24日 星期六
德國歷史上的11月9日
11月9日，是德國歷史的重要日期。包括了1918年的11月革命、1923年希特勒政變、1938年納粹對猶太人展開正式大迫害，以及今年即將紀念20周年的柏林圍牆倒塌，十分巧合地，德國歷史上許多的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這個日期。
1918年11月9日: 十一月革命，建立共和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瀕臨結束，11月初，皇帝威廉二世的帝國被推翻，德國多處城市各自建立起共和。有趣的是，當年這些人，就站在城市某處的陽台高喊"共和建立"，共和就這樣成立了。 11月9日，SPD黨在柏林建立了德意志共和; 幾個小時候，以Rosa Luxemburg與其同事Liebknecht為首的左翼革命黨派，在柏林他處也成立了社會主義共和。幾個月後，1919年二月，威瑪共和也在Weimar成立。
圖: SPD黨的Scheidermann，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市的國會陽台，宣布推翻帝王，德意志共和成立。(圖片來源)
1923年11月9日: 納粹的慕尼黑政變
這是納粹第一次受到國際關注的大行動。希特勒與其納粹黨派的同志，在慕尼黑發動政變，行動終究還是失敗，希特勒被關進牢裡，他坐牢時期，寫下之後成為納粹聖經的"我的奮鬥"一書。
1938年11月9日: 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
11月9日晚，希特勒手下的青年軍團、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等組織，在全德國與奧地利正式展開對猶太人的暴力壓迫。當晚，將近一百位猶太人被殺、三萬位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猶太人的家、商店與猶太教堂盡數破壞。1938年11月9日那晚，被稱為Kristallnacht，破鏡之夜。
圖: 1938年11月10日紐約時報頭條。(圖片來源)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圍牆倒塌
當天晚上6點57分，在東柏林舉辦的國際記者會進入尾聲，前東德共黨發言人Günter Schabowski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條，正式宣布，從這一刻開始，每位東德人不再受任何形式的人身限制，擁有旅行各地的自由。於是，佇立28年、以"抵抗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堡壘"為名建造的柏林圍牆，在那一刻起正式崩毀，當晚大量東柏林人聚集到布蘭登堡大門，慶祝柏林圍牆的倒塌。_1990,_MiNr_Block_22.jpg)
圖: 1990德國郵票(圖片來源)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公民教育必看的35部電影 -- 德國教育部的推薦影片
有鑒於德國中學只著重文字教育, 對於影像或電影解讀能力普遍缺乏, 德國的公民教育部(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在2003年公佈了35部各種型類的電影片單, 稱為Filmkanon. 以作為推廣影像教育的基礎教材。
這35部片(34部劇情片與1部紀錄片Shoah)是由德教育部授權成立委員會所決定, 此委員會的成員共18位, 包含了幾位德國知名導演(例如有拍"蘿菈快跑"的Tom Tykwer, 但沒有荷索或溫德斯!)與文學/電影/媒體學者.
2003年, Filmkanon名單一公佈, 受到不少批評; 例如, 這些電影的選擇標準並沒有正式公佈, 沒有人知道這18位委員是如何達成共識的; 再者, 想認識電影歷史必得接觸的幾位導演作品, 完全被排除在外(e.g. Ingmar Bergman, Jean Renoir, 小津安二郎等); 還有, 觀看哪些片是針對哪一種教育目的, 或哪些片可放入何種課堂教材, 也沒有明確的指示.
電影在西方教育的應用, 已經越來越廣泛. 比起過往以文字為主的教材, 影像常能是更豐富甚至更有效率的知識傳遞工具; 此外, 對於電影內容結構或者題材的掌握, 也能增加青少年對於歷史, 跨文化與社會議題的認識.
然而, 廣泛選擇些經典電影, 認為讓學生看了即能達到教育功能, 這種想法有點荒謬. 影像教育, 問題不在該讓學生看些什麼電影, 而是看了電影後, 學生能否靈敏地觀察這部電影的美學手法, 主動思考這部電影想表達的題材與意識形態, 並且能將這些能力, 廣泛應用到日後在各類媒體接觸到的影像上. 因此, 目前許多學者, 仍在努力地針對不同的教育功能(例如跨文化教育, 基礎影像教育film literacy等)發展不同的教學方法.
我把德國教育部公佈的35部電影名單轉貼如下. 若今天對象換成台灣的中學生, 也要選出35部片, 會是哪些片呢?
英文片名 (國家, 年份, Regie=導演)
1. Nosferatu (D, 1922, Regie: F. W. Murnau)
2. The Gold Rush (USA, 1925, Regie: Charlie Chaplin)
3. Battleship Potemkin (UdSSR, 1925, Regie: Sergei Eisenstein)
4. Laurel & Hardy (USA, 1928, Regie: Edgar Kennedy)
5. Emil and the Detectives (D, 1931, Regie: Gerhard Lamprecht(
6. M (D, 1931, Regie: Fritz Lang)
7. Ringo (USA, 1939, Regie: John Ford)
8.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USA, 1939, Regie: Victor Fleming
9. Citizen Kane (USA, 1941, Regie: Orson Welles)
10. To be or not to be (USA, 1942, Regie: Ernst Lubitsch)
11. Germany Year Zero (Italien/D, 1948, Regie: Roberto Rossellini
12. Rashomon (Japan, 1950, Regie: Akira Kurosawa)
13. La Strada (Italien, 1954, Regie: Federico Fellini)
14. Night and Fog (Frankreich, 1955, Regie: Alain Resnais)
15. Vertigo (USA, 1958, Regie: Alfred Hitchcock)
16. Die Brücke (The Bridge)(BRD西德, 1959, Regie: Bernhard Wicki)
17. The Apartment (USA, 1960, Regie: Billy Wilder)
18. Breathless (Frankreich, 1960, Regie: Jean-Luc Godard)
19. Dr. Strangelove (USA, 1964, Regie: Stanley Kubrick)
20. Blow Up (GB, 1966, Regie: Michelangelo Antonioni)
21. The Jungle Book (USA, 1967, Regie: Wolfgang Reitherman)
22. Ich war neunzehn (I was Nineteen) (DDR前東德, 1969, Regie: Konrad Wolf)
23. The Wild Child(Frankreich, 1969, Regie: François Truffaut)
24. Alice in the cities (BRD, 1973, Regie: Wim Wenders)
25. Taxi Driver (USA, 1975, Regie: Martin Scorsese)
26.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BRD, 1978, Regie: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27. Stalker (UdSSR, 1979, Regie: Andrei Tarkowski)
28. Blade Runner (USA, 1981, Regie: Ridley Scott)
29. Sans Soleil - Unsichtbare Sonne (Frankreich, 1982, Regie: Chris Marker)
30. Shoah (Frankreich, 1985, Regie: Claude Lanzmann)
31. 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 (Poland, 1987, Regie: Krzysztof Kieślowski)
32. Where is The House of My Friend (Iran, 1988, Regie: Abbas Kiarostami)
33. The Icestorm (USA, 1997, Regie: Ang Lee)
34. The Sweet Hereafter (Canada, 1997, Regie: Atom Egoyan)
35. All About My Mother(Spanien, 1999, Regie: Pedro Almodóvar)
2009年9月29日 星期二
二戰的"遺彈"
某天，街角來了一台印有"爆裂物檢查"的專車與一台大拖車，鄰居紛紛前來圍觀，我隱約聽到有人提到炸彈，背脊發涼。隔不久，旁邊的工地裡，就挖出這顆深埋地底六十年的未爆彈。
德國各地，至今仍常發現二次大戰留下來的炸彈。當年聯軍在德國各地投下的炸彈，有百分之十至二十都未爆。據說有好幾千枚，深埋地底。這幾十年來，因為施工、挖地，這些未爆彈才一一被發現。
二戰時被夷為平地的柏林，當年炸彈如雨落，一直到現在，幾乎每個月都還會有未爆彈"出土"。見到道路封鎖挖炸彈，對柏林人來說，似乎已經習以為常。
2009年9月6日 星期日
北德波羅地海岸，躺坐收納皆宜的竹籃沙灘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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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周前，我與幾位同事，得去北德Lübeck大學出差。我們特地把單車也搬上火車，硬是在行程裡找出空檔，從波羅地海岸的小城Lübeck Travemünde出發，往前東德的方向，沿著海岸線騎了一下午。沙灘上有許多人，仍陶醉在北德夏季的最後一道暖陽裡。
沿著沙灘騎車，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的Strandkorb。翻成中文應該是"沙灘竹籃"。
這種能擋風雨、多功能式躺坐收納皆宜的超實用竹籃椅，發明於1882年。一百二十多年的老傳統，至今仍大受歡迎。一望無際的Strandkorb，百年多來，已成為北德北海、波羅的海岸邊的特殊風景。
相較於西德，越是往前東德方向前進，竹籃裡的度假老德們衣著就越少，FKK-Frei Körper Kultur(天體營)，在前東德倒台後，完全沒有退流行的趨勢。
我們沿著海岸線往東騎，左邊是清澈的海水與白沙灘，右邊則是湛綠的牧場。照例，每次與德國同事們騎車上路，見到牛群，大家都會忍不住停下來"呼牛"--
我到了北德才知道，只要對著散落牧場的牛大呼"Komm, Komm"(來!來!)，牠們真的會乖乖地集合過來; 過幾分鐘，發現沒甚麼要事後，這些牛就再各自悠閒地散去...
每天生活在緊繃的壓力下，能聲嘶力竭地大喊幾聲，把負面能量全部吐出來，真痛快...
2009年6月18日 星期四
走上街頭的德國中學生
今早上班途中，巧遇一群罷課、走上街頭示威的德國中學生。他們拿著標有"Schule Streik"(school strike)的旗幟，沿路高喊著---
"我們不滿意現狀，我們要更好的教育!"
已經多次親眼見到或從新聞上看到德國中學生遊行抗議，這些示威，總受到家長與教師的認同與支持。
我認為最有資格示威的，是台灣的中學生。
或許，有那麼一天，他們也能上街吶喊出對教育的不滿與要求; 不再有任何反動的語言，把過度保守的道德意義強加於"教育"上; 不再有千年不變的"教條"，擠壓學生自主判斷的空間; 不再有人對年輕學生的自主發聲，任意抹綠抹藍...
2009年6月7日 星期日
“它從小就很不成材..."
"Kapitalismus war als Kind schon Scheisse"
(Capitalism has been shit since childhood...)
2009年5月23日 星期六
漢諾威街頭的左翼獨立書店
前一陣子去漢諾威出差，提早到達出差地點，於是在街頭閒晃了一會兒。突然發現一間書店(Buchladen)，與其說像書店，不如說是間堆滿書與古董的小倉庫。時間還早，我走了進去，馬上被新舊混雜的左翼書籍、共產主義名人的肖像與卡片，給團團包圍。
書店老闆看起來約六十多歲，高高瘦瘦還是很帥氣，我心裡馬上OS:肯定是個68學運的鐵漢之一。德文有一個單字Achtundsechziger(68er)，專門label那些當年活躍於68學運的人。這位老闆就是個68er。
他抓起我們眼前的一部標示Das Kapital資本論的DVD，開始口沫橫飛地講述這位德國導演兼作家的拍攝理念與動機。這位到了六十多歲還熱血沸騰的老闆，是真的努力地解釋、想讓我了解。
最後，我不得不離開時，從這店裡帶出的是這位溫暖博學的老伯給我的感動、與八十年前Eisenstein艾森斯坦最終夢想的實現成果---資本論電影版。
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五月龐克大遊行
五月, 在春天的陽光下, 德國龐克們照例大遊行. 這天若上街, 背景襯著的是露天表演的龐克樂團吶喊聲, 映入眼簾的, 是牽著大狗, 握著啤酒瓶的龐克們, 正揮著红黑色"安那其"大旗; 有些成群結隊遊行, 有些坐在草地野餐.
這些年輕人, 很多是"環保龐克", 野餐完, 遊行完, 帶走酒瓶與垃圾, 讓市民無理由抱怨, 龐克的存在, 有礙市容...
2009年4月17日 星期五
我眼中的老德: 理性冷靜的歷史原因
回到台灣, 很多人常問我有關德國人個性特質描述, 例如冷漠, 理性, 直接無禮, 求效率等等,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無法廣述全德城市各角落的狀況, 但這八年來與我一起工作生活的德國同事與朋友, 的確大多數都符合了這些刻板印象
目前與我每天一起上班的, 約莫有五六位德國人, 有些是系上教授, 有些是博士生. 他們多數政治立場偏左, 他們也是我與德國社會文化的橋樑, 我常把一些我在網路上讀到的台灣新聞與社會現狀, 拿來問他們的看法. 例如, 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德國, 他們會如何看待.
長久下來, 我與德國朋友們都認同, 德國社會, 某方面來說, 理性的可怕.
而很有趣的是, 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德國那段到現在都甩不掉的二戰納粹歷史.
例如, 在台灣很好用的"愛台灣"口號, 到了德國, 直接成為丟臉的行為---二戰時喊太多"愛德國"所造成的悲劇, 以至於目前的德國人, 除了新納粹之外, 很少人能大喇喇地說得出口愛國或者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 德國四處掛起了红黑黃三色國旗, 我目睹許多60,7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 嫌惡嘲諷地說, 這大概是二戰之後的難見盛況, 新納粹現在一定最得意...
不像台灣某些政客可以肆無忌憚地說"支那豬", 德國社會, 納粹歷史未結, 平反與轉型正義行動, 還不斷繼續, 因此除了扶植新納粹的政黨, 鮮少有政客敢再操弄民粹言語, 針對另一國家或族群的人惡意謾罵.
我所見到的德國社會, 因為歷史包袱的緊箍咒, 也有許多絆腳石, 對以色列的無限支持的態度, 即是其一. 然而, 這個歷史包袱, 也讓多數德國人幻滅, 無須再信仰某政黨可以是萬能, 某領導人可以是全能, 再者, 舉辦任何大活動用以推崇某政經領導人, 無論在世或已故, 無論是否屬於自己認同的政黨或團體, 都是没必要, 甚至有可能有負面影響.
没有了情緒性的愛國字眼, 大家只好就事論事, 談起議題. 沒有"相忍為國"這種概念, 只要有人受壓迫, 就該支持他們上街抗議. 60年代的學運與70年代掀起大紛擾的RAF, 更是讓那些大資本家, 披起了狼皮. 任何議題, 例如對環保, 不能再以拼經濟為由正當化.
這個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其他問題, 很多是與台灣不同的問題, 目前也有沒能倖免的經濟危機. 以上只是在我關注的層面下, 透過我身邊的德國人和德國社會的接觸後的感想. 對社會文化特性的真正了解, 常由比較差異而來. 這幾年親身體驗的老德特質與社會理性, 不管是正面負面, 都讓我同時更了解台灣的某些社會文化特性; 德國友人, 也透過我的對台灣的描述, 看見了自己的怪異.
"別人對我們的刻板評價，照這麼說來，其實都是真的..." 他們常這樣說自己.
2008年10月4日 星期六
不該被侵犯的隱私權
柏林幾乎每周末都有抗議活動，而這幾天，我德國同事們正呼朋引伴，要大家下周末一起去柏林參加一場反政府監視的示威遊行(這是英文版的行動宣言與資訊)，很不巧我下周要去希臘開會，無法參加，要不然我一定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歐洲的"反監視"議題爭論已久，近幾年來，歐洲政府與企業擁有越來越多監視監控民眾的權力。
例如，德國人目前辦護照得要蓋手印存檔、街上也架起越來越多的街頭攝影機、政府也立法讓業者得以利用"查智慧財產權"的名義，隨時向德國電信公司要客戶的網路與個人資料; 再者，德國法律也規定，警察若懷疑某人犯案，即刻有權到嫌疑犯住處安裝竊聽器。
還有令我印象深刻、也是讓德國人抗議許久的一則新聞，是去年德國發生的一件謀殺案。當時街頭攝影機隱約拍下了案件發生的狀況，警察因此一一找出攝影機裡所有入鏡的民眾，要他們出示當天經過那條街的動機----也就是說，那台攝影機，讓當天所有入鏡的人，都成了嫌疑犯。
不久前轟動一時、也令德國人氣憤的新聞，是德國政府應美國以反恐行動為名的私下要求，雙手奉上一些德籍土耳其裔年輕人的個人隱私資料，讓美國因此胡亂逮捕幾位事後證明為無辜的德籍中東裔年輕人。
在德國社會，商店裡只要有架設錄影機，一定得在門口貼告示。民眾看到告示，有權力決定要不要進去店內，讓攝影機記錄下自己的影像。然而，街頭監視攝影機的四處林立，卻剝奪了民眾這樣的選擇權力。
這次德國反政府監控的行動宣言其中一重點為:
"People who constantly feel watched and under surveillance cannot freely and courageously stand up for their rights and for a just society. Mass surveillance is thereby threatening the fabric of a democratic and open society."
也就是說，不能因為有幾件極少數的案件或許會因為這些監視影像而破案，就賦予國家監控全民的權力。一個國家監控監視民眾的權力範圍越廣，這個國家的民主能量就越被削弱。
英國倫敦，是全歐街頭攝影機架設最密集的城市。去年有一位奧地利女導演Manu Luksch，為了凸顯此議題，到倫敦各處收集了公共監視器影像。這些影像，只要申請即可以免費索取。這位女導演利用這些可以輕易取得的監視影像，居然可以剪輯出一部名叫Faceless的劇情片 (這是Trailer)。我前幾星期在德國報紙上讀這部電影的介紹時，報導也指出，倫敦的所有刑案，因為監視器影像而破案的比率，其實只有百分之二。然而，這些影像，卻也讓政府得以密集監控境內的難民、遊民、激動的足球迷、或者較極端的政治異議份子。
去年底我回到台灣，當時正值立委選戰開打，我在家看電視，見到候選人余天在媒體前大聲宣稱，他若當選，"每年要加裝1000個監視器，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及居家安全"。我想，此話若在德國媒體公開必會招來嚴正抗議。
最近在德國接觸了這些議題與抗議聲浪後，我覺得，我想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終究要面對這樣的議題。"監視"不一定要是"竊聽"或者"監控行為"才成立。人民應該有權保有任何隱私，不管我們的影像, 在店面或者街上會被錄下存檔幾天後覆蓋銷毀, 都一樣。的確, 人民想保有隱私的權力，很難與政府的管理權力達到平衡。例如, 只要卡到治安問題，政府、民間業者就很有理由裝上攝影機。但我想，一個社會，要有這樣的抗議聲浪，才會激起人民思考政府或企業的權力是否正在利用某些原因擴大中。
我們每天在各種公共場所，匆匆忙忙地出入活動，通常很難注意到，自己的影像，已經不知不覺被政府或業者錄下、存檔。新聞媒體老是告訴我們，有些刑事案件因為這些監視器而破案，因此，長久下來，民眾開始認為，監視器可以與治安畫上等號，自己影像四處被錄下，好像也無所謂。更不可能想到，四處林立的"監視器"，除了偶爾幫助破案外，是否正對一個國家的自由、公平等層面有著負面的影響。
下周德國人抗議完，德國所有街頭監視器，當然還是會因為治安原因，繼續留在那裏，但這抗議聲浪會讓多數人開始注意，自己的隱私權是否暴露在輕易遭濫用的危險下。 或許，台灣民眾也可以應該開始思考，當我們走進某店裡，看到"錄影中請微笑"的字樣、或者滿街的監視錄影機，我們的當下的感受，是覺得自己更安全了? 還是有感受到自己隱私權正被侵犯?
2008年9月29日 星期一
我的德國看病經驗: 願意仔細講解的好醫師
剛剛讀到這篇標題為"你聽得懂嗎?"的部落格文章，是一位醫師部落客講述台灣醫生面對病人時，多半不願講解太多。病人應該知道自己有權利問任何看診或藥物的問題。
這讓我想到我一年半前在舊部落格寫的一篇日記，講述我遇見德國好醫生的經歷。
我重新轉貼這篇舊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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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好醫師 (寫於2007年二月)
我這兩天喉嚨痛的厲害, 感覺好像左邊扁桃腺發炎, 我很怕會發燒, 我的體質只要一發燒，必定有兩天都得躺在床上。對我來說，confined to bed，是世界上最難忍受的事情。於是我決定今天一早去看醫生, 若注定是發炎，或許醫生可以開抗生素藥單給我。
我從電話簿裡找出離我家最近的耳鼻喉科診所, 沒有事先預約就去現場掛號了。在德國, 若想打電話預約, 通常會被排到一個星期以後，才有希望約到時間, 若當場去診所排隊, 運氣好或許當天還有機會順利讓醫生看診。
到達那診所, 看到候診室裡坐著八個人。我心想, 應該不會需要等很久吧。護士小姐說, 可能要等一個鐘頭左右, Ok. 我想, 一個鐘頭還算可以接受.
我當然有備而來，我坐在寬敞的候診室裡, 拿出我自己準備的一大疊資料來讀。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不知不覺我已經讀完了半疊, 但那原先那八個人裡，有六個人還是好端端地坐在我面前。我開始覺得不妙，老天，我到底還要等多久...
過了兩個半小時, 我那一大疊資料早讀完，我也翻遍了候診室提供的所有新聞周刊、時尚雜誌、八卦小報、嬰兒與母親雜誌。怎可能這德國診所效率會這樣差阿?! 兩個半小時居然看不完十個病人, 我在候診室坐得腰酸背痛，就在我完全失去耐心想走人之前，終於輪到我了。
那是一位看起來很和藹可親的中年醫生, 他見到我後, 先跟我握了手,
"哇, 小姐, 你手怎麼那麼冰?"
"等太久了, 等到都手腳發冷了..." 我說。
我跟他說我喉嚨痛, 可能扁桃腺發炎後, 他拿出一根細長的銀色長棍, 前端會發光,像一根魔法棒。那是一架小型攝影機, 細長的魔法棒可以伸進我喉嚨裡攝影。攝影機在喉嚨裡時, 我也可以在醫師身旁的大螢幕看到我喉嚨的狀況。
"小姐, 請看, 妳的喉嚨可真是紅阿"
我從沒有在這樣大螢幕上觀察過自己的喉嚨細節。
我以為, OK, 就是扁桃腺發炎阿, 很簡單, 應該診斷就結束了吧, 畢竟我也沒有鼻塞或者其他問題。
然而, 他開始了一連串非常仔細的檢查, 他用紅外線掃描我的臉, 檢查我頭部的壓力, 他之後又用他那根細長的攝影機, 檢查了我的鼻子。
我問他，我明明就只是扁桃腺發炎，為何要檢查整個頭和鼻子?
他微笑地慢條斯理的說，他要知道我鼻腔正不正常，因為扁桃腺發炎很可能原因來自於病人鼻腔有息肉, 晚上呼吸無法順暢, 所以當病人多用嘴巴呼吸時, 細菌也就很容易侵犯扁桃腺了。他還很有耐心的畫了解說圖, 我又問了很多相關問題, 他都不厭其煩的解釋。
最後, 我問他我需不需要吃抗生素, 他建議我先不要吃, 過兩天後若沒有改善再吃即可. 然後他又畫了解說圖, 解釋為何抗生素對扁桃腺發炎有效, 但對身體也有害, 吃止痛藥可以止痛也可以真的減輕發炎症狀。他又一再提醒我, 今後我若常扁桃腺發炎，一定要注意鼻腔是否有問題。
"難道從沒有醫生跟你如此提醒過嗎?" 他有點不可思議的問我。
我差點就握著他的手脫口而出, "我從沒有遇過像你這樣用心的醫生".
這是真的, 我在台灣看醫生的經歷, 多半是, 跟醫生講症狀, 他看一看, 點點頭, 寫寫病歷，最多講說我得了甚麼病，就開藥了。多半的醫生似乎都認為, 若只是小病, 跟病人也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反正病人也聽不懂, 領藥吃, 會好就是了。以前在台灣，扁桃腺發炎，從沒有任何一個醫生會連帶替我檢查整個頭與鼻腔是否有問題。
我記得去年陪我阿娘去看皮膚科, 那是個老字號的名醫。那醫生惜字如金, 看一看我阿娘的皮膚只是有點小過敏, 點點頭, 就開藥方了。
我問那醫生: 請問這是什麼藥?
醫生說: 就是皮膚過敏的藥。
我又追問: "皮膚過敏哪一種藥?"
他用一種"講了你懂嗎?"的眼神看我，不耐煩的說:"這種藥吃了沒關係啦，抗過敏的，不會怎樣"。
我問: "這是不是antihistamine?" (在德國, 通常若皮膚過敏, 大多數人都會自己去藥房買這種抗過敏藥)。
他這才點點頭, 一樣什麼都不多說。
這又讓我想到某次在台灣，我自己去看醫生, 當醫生講了一種症狀, 好長一串, 我想請醫生講解症狀內容時，他居然叫我自己回家去google。
今天遇到這德國好醫生, 真的讓我心生感動。我什麼都不懂, 但他很盡力嘗試畫簡單的解說圖幫助我理解, 且仔細的檢查了所有相關的部位。他花在我身上的時間一定有十五分鐘以上。若他對每個病人都是這樣不厭其煩. 難怪我得在候診室等上兩個半小時。
我有幾個語言所的同事, 專門在作醫病關係的語言溝通分析的研究: Doctor-patient discourse analysis。我剛得知他們的領域時, 我就覺得很有趣, 依我過去在台灣的經驗, 一般診所的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幾乎是零, 或是很簡短的幾句話, 這能怎麼研究?
而我看了她們那一組研究團隊在診所醫院蒐集的語言資料與他們的研究目的, 我才發現, 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 在歐洲是多麼受重視。這些研究的目的是要推廣一個觀念: 醫生不應該只是開藥的機器, 病人的權益應該受尊重; 一個好的醫生有責任對病人的病情交代清楚, 醫生要有很高的溝通技巧, 把很複雜的知識, 轉化為一般病人都聽的懂的解釋, 例如今天那位耳鼻喉科醫生幫我簡化的解說圖就是一例。
或許台灣的語言學家們也可以做這種研究, 透過蒐集實際data, 統整出台灣的醫生病人的互動關係如何, 這些研究數據，一定可以有效突顯台灣的醫病溝通關係有多麼的薄弱。
2008年9月6日 星期六
德國Konkret雜誌: 1968年十月號 (1)
上周在柏林幾天的一大收穫，就是得到一份驚喜小禮。
我的德國麻吉Felix，送我一本他在跳蚤市場挖寶買到的Konkret雜誌。這是一份德國很重要的政治文化左翼雜誌。而這禮物的重點是他的出刊日期: 1968年十月。
這期雜誌，重點當然還是德國1968年學運與當時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對柏林第一個試驗性共產聚落Kommunen 1的介紹、對保守派媒體畫報(Bild Zeitung)打壓抹黑學運的抗議 (詳情可再參考此篇舊文)、對墨西哥奧運警察暴力壓制學生運動的報導。
(圖: 標題為Springer Machtergreifung. Springer為當時畫報大老闆，Machtergreifung意思是"攬權"，這個字本來專指希特勒當年取得權力的過程。副標題: "畫報的精神分析")
這期Konkret的主編，是當時學運靈魂人物之一，到最後成為恐怖份子的的Ulrike Meinhof。
1968年，當柏林學運領袖Rudi Dutschke被槍擊重傷後，Ulrike Meinhof在Konkret雜誌上寫下一段著名的話，暗示她之後訴諸暴力與恐怖手段的決心。
"Protest is when I said this does not please me.
Resistence is when I ensure what does not please me occurs no more."
於是，在七零年代，Ulrike Meinhof 眼看學運終究還是無法改變現狀，她與一些學生，共組了RAF (Red Army Faction)，到處綁架、暗殺政商名人、銀行家、檢察首長，企業老闆、前納粹份子等等。她在1974年被捕入獄，1976年在監獄裡上吊身亡。很多人懷疑他的死並非自殺而是謀殺。
她的RAF同志們仍繼續恐怖行動，以1977年秋天死傷最慘重。
他們暗殺了德國大銀行德烈斯登銀行Dresdener Bank的總裁、前納粹高官、德國工業聯盟主席。1977年十月，他們打劫了一台德國漢薩航空客機，逼迫德國政府釋放三位RAF主要領導人物。然而，行動失敗，這台飛機最後降落於非洲索馬利亞，當地政府與西德合作，殺死了所有參與劫機的恐怖份子。而牢裡的三位RAF首腦知道行動失敗後，也自殺身亡。當然，所有人還是懷疑，他們是被官方殺死的。
77年秋年的一連串行動，之後被稱為Deutsche Herbst 德國之秋。去年為"德國之秋"三十年。媒體有一連串的相關報導，包括追蹤當時的RAF成員現今的下落。當年很多成員為逃避追捕，逃到前東德，東西德合併後，這些犯過綁架暗殺罪的成員，還是逃不過法律制裁，有些人仍在坐牢。
而我手上這本Konkret雜誌的社論，就是由Ulrike Meinhof主筆，寫著女人在這場學運與抗爭裡的角色。
(待續: 柏林 60年代第一個試驗性共產聚落"Kommunen 1")
p.s. 以下先附上今天一早在家翻閱這本雜誌內容的片段，裡面的內容圖像，我之後會補上說明 (1. 畫質有點模糊，但還是可大略看到一些照片 2. 配合演出: 過度肥胖的貓 Kasimir)
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
柏林市蓋不完的屠殺紀念碑
上星期一有事情打電話給一位已搬到柏林的德國朋友，電話裡很吵，他幾乎是用吼的跟我說，他正在柏林街頭、他家不遠處，參加一場示威活動。
原來，今年五月柏林市區才剛立起的同性戀屠殺紀念碑，上周被人破壞，德國同性戀協會馬上發起示威活動，連公開自己是同性戀的柏林市長，都一起參加，抗議這項歧視同性戀的舉動。
當年納粹政府逮捕了大約五萬位同性戀，把七千多位送進毒氣室。即使戰後，同性戀在德國仍受歧視、毫無權益可言。更別提納粹屠殺紀念，幾乎從來都沒有正視過同性戀族群的平反。納粹當時制定的德國法律，有一項"同性戀唯一死刑"的法條，居然一直拖到1969年，才正式被廢除。
終於，申請了好幾年，同性戀屠殺紀念碑終於在五月完成，坐落在猶太紀念公園的對面。
然而，目前柏林市面對的問題是，排在"同性戀"後面的，還有當年被納粹迫害的好幾種不同族群，都想申請蓋紀念碑。納粹當年除了屠殺猶太人、同性戀，還迫害殘障人士、吉普賽人，其中吉普賽人還分成Sinti與Roma兩大不同種族，各自都在爭取屬於自己的紀念碑。除此之外，還有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教派的成員、蘇俄的戰犯等等都在排隊申請。
納粹那幾年留下的歷史悲劇，要由德國後代子孫繼續承擔。德國政府與民間，在平反受迫害族群、維護人權、推動各項反歧視運動，一直不遺餘力。即使目前政府經費有限，且工程地點爭議不斷，德國政府還是得正視這些當年被迫害的族群，柏林市區的納粹屠殺紀念碑，今後，仍會一座座的慢慢立起來。
延伸閱讀:(有關柏林市)
柏林公投後:我們約在資本大老與學運領袖交會處吧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環保狂德國 & 流浪漢的慈悲心
前幾天Rosa上路到柏林授雕塑課，要兩星期後才回來，另一室友也不在，現在整個大公寓只剩我、一隻總跟前跟後黏著我的胖貓、幾隻我老忘記餵食的魚，還有滿屋的植物盆栽。
今天一早我發現專裝資源回收垃圾用的Gelbsack黃塑膠袋已經用光。以往，這種垃圾袋到各大郵局與"干嘛店"都可以免費拿，起碼在我前兩個月回台灣之前都是如此，今天我騎著羚羊牌，先到郵局去看，原本放置Gelbsack的地方已經消失，我又騎到市區問了幾間干嘛店都沒有下文，某位好心的"店長"終於跟我說，現在已經不能在店裡拿了，他並給我個電話。德國新規定是，Gelbsack從現在起要打電話預訂。
蝦密 !!! 垃圾袋也要預訂?!
好吧! 我於是又騎回家打電話。
打電話到"垃圾袋中心"，與垃圾袋負責小姐交談幾句後，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打錯，是打到警察局或者交友中心之類的，因為這位小姐，真的對我作了全盤的身家調查。
從我家多少人、我幾歲、結婚沒、沒結婚是否跟男友一起住、有沒有小孩、家裡有甚麼寵物、有幾間房間等等枝微末節的問題，沒有一個漏掉。
"我只是要一捲垃圾袋啊..."，我double confirm一次我的動機，確定那不是徵友社。
那小姐開始不耐煩地解釋，他們要知道這些，才能預估我們的垃圾使用量大概會是多少。問到最後，我開始懷疑她要不要也想知道我的星座、興趣、或者愛吃甚麼菜。
要垃圾袋要預定也就算了，想預訂還要作身家調查才能拿到垃圾袋，這種事情，真的只有德國人會毫無怨言的配合吧?!
今天發生這件事，讓我想到德國的確有很多怪規定，總讓我這台灣人聽了嘖嘖稱奇。
例如，目前我們城市有對於廢氣排放量的新規定，全城很多街區，除了環保車以外已經不能開進去。我家住的Parkallee就是如此。因此，跟我住同一街區的有車族，要不就請換成環保車，要不就請停到別街區。
規定是如此，但並沒有任何警察站在街口檢查。
然而，我鄰居老伯伯，每天就真的把車停到大老遠，然後騎腳踏車回來，我問他這樣不會很麻煩嗎? 他居然是笑笑地說: "不會呀，就當多運動阿，呵呵!"
真不可思議，你們真是一群好自律、配合守法的居民!
另外，最近我從德國朋友那裡得知了一條法律，解開了已埋藏在我內心多年的疑問:
"為何街上的每個流浪漢、龐克等，身邊幾乎都有一條大狗?"
答案原來是，德國法律有規定，無業遊民若願意養狗，每條狗政府每個月補助兩百歐元。啊! 難怪我常見到有些無業遊民，一個人就帶了兩三條狗，坐在路邊乞討，原來這表示他月入就有六百歐元。
我問德國朋友，這條法律規定是甚麼意義? 德國友人想了想回答:
"mmm，我想，政府應該是覺得，養狗脾氣會變好、且照顧動物會把整個人的慈悲心給喚出來，這樣無業遊民就不會打架滋事..."
聽到這答案，我雖睜大眼，但是還是大笑了出來...
2008年8月13日 星期三
不可思議的德國產品保證
回台灣之前，我在布萊梅市區某間店買了一把傘。想不到拿回台灣使用時，傘裡的一顆螺絲居然掉下，這把不算便宜的傘於是無法使用。
一回到德國，我就拿著這把傘到店裡抱怨，Made in Germany怎能是這樣不耐用?
想不到，即使已經過了兩個多月，店員二話不說，換了一把新傘給我，還連聲道歉。德國這樣的產品保證與服務，總讓台灣來的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拿到新傘後，我想到2006年初，我德國同事也有過類似經驗，當時我把整件事情寫下來給親友分享，現在我把舊文重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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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2006年五月)
德國工業產品, 品質佳有保證舉世皆知, 然而我真從來不知道,這國家產品之『有保證』這一點, 能做到如此誇張的完善...
我德國同事菲力貓，有一台心愛的腳踏車，從他少年時期用到現在，仍然還是他每天代步的工具，然而，菲力貓不久前哭喪著臉到研究室來，告訴大家，他發現他的腳踏車，車身開始生鏽了，且這種鏽無法補救，因為鏽生在兩輪之間的鋼條上，若那個鏽繼續擴大, 有可能那鋼條會斷掉，哪天若騎到一半斷掉，一定會發生很嚴重的意外，他現在勢必要換腳踏車了。
然而，好的腳踏車在德國，通常是天價，隨便一台好的全新的都要上萬台幣, 這對生長在台灣腳踏車王國的我們來說，很難想像。菲力貓最近又手頭很緊，於是，他心情開始低落、碎碎唸了好多天...
另一個德國同事阿訥受不了菲力貓整天的抱怨，建議他回家看看腳踏車的保證書，若保證期還沒有過，搞不好有免費修理或換零件的餘地。
菲力貓聽了茅塞頓開，馬上回家翻箱倒櫃，想找出他那1996年高中時期買腳踏車時附隨的保證書。但是已經歷經十年，保證書不知淪落何方。他在家找不到，馬上致電家鄉的父親，他父親在地下室某角落，居然奇蹟的找出泛黃的保證書。
菲力貓把保證書秀給我們看, 我們所有人都大嘆不可思議,這台腳踏車，保證期是十年，他在1996年四月買的, 居然真的在2006年四月過後第一個禮拜，開始生鏽。哪有產品保證能算的這樣準，想必只有德國產品才有辦法吧!
菲力貓又開始碎碎唸了，已經過了保證期一星期, 不知道還能不能換零件。然而，他還是把腳踏車，牽回家鄉的腳踏車店碰運氣。
那家腳踏車店老闆，見狀立刻有效率的聯絡廠商、說明狀況。廠商二話不說，居然在電話裡就答應給菲力貓一台全新幾萬元的腳踏車，但保證期減半，變成五年，而菲利貓只需補五千元台幣的差額即可。菲力貓喜孜孜地把新的腳踏車牽回布萊梅，告訴我們他有多幸運。
我這外國人聽了簡直不敢相信。原來, 德國工業的驚人效率, 真的不是傳說的:
不只售後保證令人信任、服務奇佳，且為講求效率，完全信任消費者，不擔心消費者其實是來誆他們的。
有這樣的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有誠實自律、不貪小便宜或愛揩油的消費者，外加買方賣方之間的高度信任，這是我眼所見、德國工業發展頂尖全球的札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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