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歷史的包袱，人類價值的蘊藏

本文刊於嗷2010/11/11 (嗷雜誌的版本有附圖片)

「身為人文主義者，我相信，人類歷史是極複雜的載體，它承載了如『正義、壓迫、創傷』等概念。若有人宣稱歷史不重要、應該拋棄舊史觀，以眼前現實為基礎重新詮釋，這種觀點我是絕對不同意的。」---薩依德 (Edward W. Said)，《並行與弔詭：薩依德與巴倫波因對談錄》

德國歷史學家，最近公佈了一份令人譁然的調查報告：二戰後，許多希特勒政府的外交官員，在戰後六十多年來，竟得以成功掩蓋納粹背景，繼續留任外交部，甚至光榮退休。這些外交官員，在過去六十多年來極力撇清自己與屠殺暴行的關係，聲稱當年第三帝國外交部對大屠殺一無所知。然而，新出爐的報告發現，當年外交部官員的訓練課程之一，就是參觀集中營，瞭解猶太人的運送與屠殺過程。 原來，六十多年來，德國外交部竟充斥著一群直接參與屠殺的老納粹。

1968年，是德國史觀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68的德國學運，年輕人上街頭訴求的目標之一，即是揭開德國社會在二戰後刻意迴避的納粹歷史，他們要求正視德國歷史的創傷、質疑自己的父母輩對納粹屠殺的噤聲與放縱；他們對幫助過納粹的德國企業施壓，要求這些在戰後繼續獲利的企業，公佈與納粹牽連的歷史。68 學運，正式開啓了德國人對這段歷史的正視與對全社會的反省；納粹德國所造成的歷史悲劇，不能再單一歸罪於希特勒與他身邊的邪惡團體。

1968學運名人之一，是綠黨的Joschka Fischer，他在1998年成為施洛德(Gerhard Schoeder)的內閣成員，接下外交部長一職。正因為他在任期中，委託歷史學家調查「德國外交部可能有納粹」的傳聞，才有最近發表的結果。這些納粹外交官員逃過了1968年德國學運的「清算」，學運四十多年後的今天， 他們終究還是被當年的68學運世代，推到幕前接受社會公審。

這份外交部的歷史調查結果一刊出，德國綠黨黨魁Claudia Roth也在媒體訪談中說，德國應該更進一步清查所有部門裡的納粹景背景。Roth說，這並不只是份歷史調查，揭發與面對醜陋歷史真相，是對抗現存的社會歧視與打擊新納粹最有效的辦法。

回到台灣，常在媒體上看到某些政客如此呼籲：今天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早已擺脫二戰冷戰歷史陰影，所以台灣應該擺脫過去白色恐怖的悲情史觀、 政治和思維應該以當今與未來經濟為基礎、不應該被沈重的歷史觀壓得喘不過氣---

這些政客宣稱「世界大多數國家已擺脫歷史陰影」，當然不是事實。以德國為例，主流媒體仍持續追蹤近年陸續出爐的二戰故事，對這段歷史必須持續檢視的呼籲，從沒有間斷，對『二戰德國歷史觀』的爭議也從未停止。 二戰結束雖已六十五年，納粹歷史的陰霾，仍籠罩著德國社會。六十五年，還是太短；六十五年，比德國人平均壽命還短，目前，很多德國家庭都仍存有親身經歷二戰的流離故事。

而二戰後到1989年之間前東德政府的人權壓迫，許多事件仍未公開處理與反省。例如，前東德國家安全局(Stasi)裡負責設計刑求政治犯的心理醫師，至今還在東德開業；許多直接參與過政治迫害的前東德官員，仍居要位。德國媒體，除了近幾年幾部描繪前東德政治犯經歷的電影以外(例《竊聽風暴》The Live of Others)， 今年德國電視台ARD才製作了第一部影集Weissensee，首次以電視連續劇的形式播出前東德人民被國家安全局警察監聽、監禁的細節。當代德國社會，才正準備開始述說這段壓迫歷史的故事；中青世代，仍掙扎著如何反省這段還太新的歷史。

台灣也有很長一段白色恐怖與獨裁壓迫的歷史，很多故事尚未被陳述；和德國一樣，很多台灣家庭裡都還藏有壓迫歷史導致的悲情與流離。當然，台灣有比德國更複雜的問題，台灣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以及台灣社會很難突破的藍綠二分思維，讓「社會如何持續反思白色恐怖的壓迫歷史」、「反中情緒」、「未來如何向前(錢？)看」這些議題難以釐清。然而，我們選出的政治人物，任務難道不是想辦法帶領台灣走出一條能兼顧這些議題的路？而現今許多政客在媒體上的呼籲，竟是主張別在沈浸於歷史陰霾以杜絕反中情緒，應該以經濟為主，重新定義歷史觀。這樣的言論，如同要台灣社會拋棄如「正義、人權、壓迫、創傷」等人類世界重要的價值。如薩依德所說，這些概念是由歷史承載；而持續對過去歷史的持續追蹤與反思，是彰顯與深刻瞭解這些價值的方式。抽離了這些價值，台灣社會的民主思維，除了選舉、利益、金錢數字，還剩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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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唱國歌喊愛國，不如實踐多元包容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10/10/27

教育部長日前主張中小學應恢復在朝會唱國歌，原因是台灣社會需要加強愛國教育， 並表示「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應該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很重要，現在卻被忽略了」。部長也舉出教育基本法中「教育的目的在教導人民民主的意識、多元的包容、培養愛國教育」的規章來強調愛國的重要。這番呼籲引起的迴響，多是認知到台灣因藍綠與選舉而撕裂的社會，是真的需要有某種「不分藍綠」的精神，強化人民的國家認同。而「愛國」似乎是最好用、乍聽之下又超脫藍綠口號。

培養國家認同，其實正如部長所舉出的教育規章所述，重點應該在「民主的意識」與「多元的包容」；而很諷刺的，若認為唱歌喊口號能灌輸學生國家認同，甚至要學生看到國旗聽到國歌有肅然起敬的心，其實是看低了台灣學生的思考能力。

的確，台灣是個存在多元價值的社會，社會有極大差異的觀點與聲音，政客或選舉時所操弄的族群議題，也無情地撕裂族群和諧的關係。基於這樣的憂慮，教育者的確有理由認為台灣中小學教育裡應該要有讓社會導向和解之路的某種關鍵精神，讓學生對台灣有不分藍綠的集體認同。然而，我認為，國家認同教育之路，其實起於多元思考與包容差異的精神。

多元思考力的關鍵在於，學生有沒有能力在別人想要灌輸他們某觀點時，能夠跳脫出某個價值框架的束縛，例如暫時撇開充斥媒體的主流價值，從多元的角度觀察思考不同觀點間的可能衝突，然後才獨立決定要不要相信接受這樣的觀點；再者，面對與自身利益和喜好不同的意見，能否用同理心理解包容各種聲音，而非將意見不同者貼上非我族類的標籤。民主教育，重點並非只有選舉投票，民主意識的教育，正是基於對不同意見的理解包容能力。想要利用教育促進國家認同，與其要學生集體唱國歌，不如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讓下一代走向社會和解之路。這才是實際的方法。

除此之外，華人教育傳統有個普遍的現象，就是抽象概念與行為實踐的教育，若不是兩者有極大的落差，就是讓行為規章成了教條。道德名目能背誦得朗朗上口的學生，不見得知道這些抽象概念如何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如何用不同的行動實踐。

舉「愛國」這個極抽象的概念為例子。在教育部長灌輸自己要「愛國」的情況下，學生能否進一步思考，這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應該如何實踐？例如，教育部長說，支持台灣政府和國旗是愛國、關懷台灣鄉土是愛國；然而，若政府政策或者主流價值明顯破壞台灣環境與土地，台灣的學生是否懂得衡量、重視鄉土與環保的價值，而非盲從主流？

民主社會裡，道德教育的精髓，其實是教導學生認知不同社會脈絡下應該如何活躍地衡量行為的實踐，而非讓學生誤以為：這世界上真有某行為規章能永遠落實某種道德，每人都無須思考脈絡、只要遵循規章即可。因此，把「唱國歌」或者「看到國旗聽到國歌要有肅然起敬的心」這些行為，直接與愛國劃上等號，反而簡化了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對「愛國教育」應有的深刻理解、忽略了國家認同教育最需要的活躍思考力與多元包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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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的命運; 歷史的見證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2010/02/11

德國首都柏林，目前正在籌劃一個工程浩大的歷史大展。2013年8月，一場名為『揭開歷史：柏林與她的雕像』的展覽即將開幕。 更確切一點，這場展覽的重點是“Disgraced Statues” -- 那些在柏林歷史裡曾見證過集權壓迫的雕像，即將重新矗立，集中展出。

目前最受矚目的，是1991年在柏林被推倒的列寧。這尊原本身長十九公尺的大石怪，曾經是全柏林最巨大的列寧分身。這尊雕像，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被拆 除。四分五裂的身軀，象徵了當年柏林人對前東德共黨的正式揮別。德國賣座電影《再見列寧》更十分寫實地描繪這尊雕像的崩毀，對東德人的象徵意義 。
(圖片來源：Sony Pictures Classics)

這尊十九公尺的石怪被五馬分屍後，只剩下一顆3.5噸重的列寧大頭，被遺忘在柏林郊區某處沙坑裡。二十多年後，這顆大石頭，即將回到柏林市區，與其它『石怪銅怪』們共同進駐柏林市新成立的『歷史雕像博物館』。
(圖片來源：AP)

新落成的博物館，是由市區一座文藝復興式古堡(Zitadelle Spandau)翻新改建，預計將收集的一百座歷史雕像，除了近代冷戰時期東柏林市區林立的共黨象徵外，還有由十八世紀普魯士王朝所建、象徵軍事主義的雕像，以及納粹德國依所謂『完美亞利安人種』的法西斯美學所鑄造的各類塑像。 事實上，一些東歐國家也早有類似的『Disgraced Statues展覽場』，例如在莫斯科的Fallen Monument Park、布達佩斯的Statue Park，都可看到共黨集權時期的明星政治人物雕像。

這些展覽場，當然不是讓人緬懷與膜拜的地方。德國策展人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大展有層重要意義，就是讓觀展者反思，非理性地膜拜政治人物、在公共空間設立雕像藉以推崇某種意識形態的行為，能對人類社會有怎樣的危機。

不是嗎？世界上每段鐵腕政權裡都有被過度神化的領袖，他們是真理的化身；集權政府需要『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精神支柱，樹立街頭的雕像正是他們完美形象的展現。二十世紀的歷史，讓現今德國人唾棄反科學反民主的個人崇拜政治環境，別說公共空間的雕像肖像，德國媒體若有意正面褒揚政商名人，用詞得小心翼翼，一切對事不對人。不是德國人天生理性過頭，而是有甩不掉的歷史惡夢。

二十一世紀人類早已領悟，各類的歷史產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應該在脈絡化後的歷史情境被評斷檢視：沒有任何一類理論思想永遠是真理；受膜拜推崇過的人與物，縱使不曾失去歷史重量，當代人類對他們的價值評斷也會依時代演進而變動。

而博物館展覽，不正是這類理性思考最好的歷史教育空間？柏林將展出的石像銅像，每尊身上都刻印著複雜的歷史脈絡 、也承載著戲劇化的命運；歷史的波瀾曾讓它們坐擁光環、也曾將它們棄如敝屣。現在，這些雕像陸續回到曾佇立數十年的柏林市，背負起歷史教育的重任，襯著對每尊雕像最真實的命運描述，它們提醒觀展者『理性與反思』的重要。

台灣不也已經有一座現成的歷史雕像展覽場？桃園縣政府不遺餘力地收集了全台兩蔣雕像，名為『慈湖紀念雕像公園』。然而，它『紀念』的是什麼？官方網站對這個雕像公園的定位為『全世界唯一為單一個人的雕像所設立之紀念園區』--- 它當然會是『全世界唯一』，因為二十一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早已對『個人崇拜』的所有行動高度敏感。

當今台灣人對過去蔣氏政權歷史，由於很多複雜的政治或經濟原因態度不一。然而，無論觀展者態度為何，慈湖的雕像展覽若能襯著台灣歷史脈絡，真實地刻畫出每尊雕像獨有的境遇，以『面對台灣歷史』而非『紀念單一個人』為展覽重點，每尊雕像與它的命運，正可以提供觀展者絕佳機會，思考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只把這樣的雕像展覽打造成『有庭園造景及小橋流水的雅致藝術公園』(註)，太浪費歷史教育空間、太簡化歷史感的意義、也太看輕台灣人民的理性與反思的能力了。

◎註：引自網路『兩蔣文化園區』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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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字讀音，何需只有單一解答？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新聞2009/12/03

近年常有國語字讀音相關的爭議，起因是國語課本裡某些字的讀音屢次修改，有些甚至跟日常生活的口語讀音大相逕庭，導致家長、學生不知標準答案到底為何。我認為，有關國語字讀音混淆所引起的討論與抱怨，其實可以回歸到台灣國語文教育的一個盲點與難以突破的弱點，那就是過度信仰「單一標準答案」的僵化形式。

首先我想釐清的一點是，語言的使用會隨著社會的演化不斷地改變，有各種類的新辭彙與文字讀音，持續不斷地在我們的文化裡發展著。一個語言，能有字典依據文字歷史傳承而紀錄的文字規則、也能有大眾所習慣的讀法用法。端看你是在甚麼樣的文化情境裡使用這個語言。例如「骰」字，不管字典依照何種標準、語音解讀為何，國內所有人都會讀「ㄕㄞˇ」，而非「ㄊㄡˊ」；「尷尬」多數人會唸成「ㄍㄢㄍㄚˋ」，要讀「ㄐ一ㄢㄐ一ㄝˋ」也無不可。

而國語文課的最大功能，不正是讓學生有應用國語文的能力？而學習「應用」語文該具備的能力，並非只是死背某詞、某字、某讀音的單一正解，而是理解各種文化情境裡，語言應用的多樣貌。對於各類沒有收入進字典的新詞彙、或不同於字典或課本註解的文字讀音，學生當然也應該要能判別，在何種型類的文章、何種情境的溝通下可以使用或者不適合使用。

侷限於對與錯的二分法，硬是要為某個國語字讀音找唯一答案，終究只是為了在（填鴨式）考試裡有標準正解，以方便學生作答與老師批改。因為，死記文字讀音的對錯，並無助於國語文教育中理應最重要的一環，也就是掌握語言、透過語言組織思考的能力。並非「語音」不重要，相反的，它很重要；而它會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在各種情境使用語言時用好它。畢竟，學生一出課堂，無時無刻都在各類社會文化情境下使用語言，無論是親友間口語交談、觀看理解媒體訊息、寫各種文類的文章，不同的情境下，都有不同的語言使用需求與標準。國語文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學生能夠在各種情境下靈活掌握語言; 或者，當他們接觸到別人的語言使用時，能反思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唯有把語言使用的目的與文化情境納入考量，語言體系裡的文字、詞彙等學習才有意義。因此，即便一個國語字的讀音能有多種、字典解讀與日常生活習慣用法不一，只要適合文化情境需求，何需強求學生只能接受單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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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高牆

(刊登於嗷雜誌 2009/05/23)

五月二十一日嗷雜誌刊登了 "笨蛋，問題不在酒"一文，講述台灣師大因為校園圍牆上出現酒類廣告而遭批評，於是決定撤廣告。除了作者李立偉討論到的「校園商業化」議題 外， 針對教育部認為學生該保持單純、校園內有酒類廣告違反教育意義，我認為，這個事件完全反映台灣社會對大學生的期待與想像，普遍仍過度保守。

如同李立偉在文中所提，歐洲大學校園裡的咖啡廳、酒吧內外有酒類廣告，早已是稀鬆平常。例如我居住的城市布萊梅(Bremen)是Beck’s啤酒 的出產地，全城的餐聽都有市民熟悉的Beck’s的廣告，大學校園內餐廳當然也不例外; 夏天傍晚，大學生在校園草坪上喝啤酒聊天，也是熟悉的畫面。此外，許多歐洲大學，根本沒有「校園」這個概念，大學建築分布在城市各處，系館附近不只林立著 讓大學生聚會的酒吧，也不乏更複雜的場所。若依照台灣官員們的邏輯，恐怕這些歐洲大學，都正忽視大學生的單純、正違反教育意義。

教育部如此批評，似乎仍把大學生當成中小學生一般管教，缺乏對成年人的尊重與信任。大學校園本是讓學生準備進入社會的重要場地;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方面批評大學生沒有獨立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卻剝奪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與選擇的自由; 屢次主張強化「單純性」來當作大學校園內與外的明顯分界，又期待大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越過這道高築的牆，輕鬆地進入不怎麼單純的社會。

這些矛盾，還是源自於華人文化對學生身分的保守想像。例如，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不該有意識形態、曾沾過一點負面意義的事物，都不應該觸碰，無論它們被賦予負面意義的原因是否正當，鮮少能有讓大學生自己取捨選擇的空間。教育部官員們或所謂「社會觀感」，已經定義好何謂為「正面」與「負面」。例如菸酒，背負著負面的道德意義，而這些價值論定，還是基於膚淺的表象或（過度保守的）傳統。

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需要能夠獨立判斷價值與道德的公民。台灣的所謂道德教育，仍只是不斷地追求既定的傳統價值名目。中小學生或許仍需要別人引導特定價值的認知，但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需要很大的空間與機會，思考與取捨各種傳統價值，在社會各現實層面與不同角度衡量下會有的衝突。畢竟，現實社會裡，多數現象由複雜因素造成; 一個議題、一件事情的價值，並非可簡單地由「正面、負面」來二分。菸、酒、檳榔等教育部與立委口中的負面物品，還有更多基於社會觀感、學生不宜觸碰的事物，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後，馬上得面臨自行判斷價值的抉擇。

獨立取捨傳統、現實、道德等價值，本來就是民主社會運作需要的能力。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那道高牆，必須慢慢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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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理性 應學習就事論事的能力

本文刊登於 聯合教育論壇2009/04/21

台灣學校教育發展至今，仍未出現有系統的教育方法，長期培養學生理性地就事論事、針對議題探討的能力。這樣的後果，是台灣社會在政客與名嘴過度操弄族群與藍綠議題後，充斥著激憤的非理性語言。這些語言，常以針對「某些人、某群人」為出發點，當「這些人、這群人」被標上了 「非我族類」的標籤後，他們的一切作為與言行，無論關於何類議題，直接被判定為負面惡行。

台灣的教育，若無法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就事論事的能力，往後台灣的下一代，仍將繼續輕易地全盤接收這些語言操弄。只要是自己信仰的政黨或者公眾人物，反對某群人或某意見，他們即刻被淹沒於政客名嘴營造出來的情緒氛圍; 台灣社會的裂痕，亦將不斷地繼續加深。

以歐洲與澳洲的教育為例，理性能力的培養，融入在許多人文學科裡。例如，品格教育，著重在思考某些品格特性與情境場合的合適度，而非過度推崇某些品格或禮儀項目，試圖將學生培養成道德糾察隊; 畢竟，不是每一種品格特質，都可以在社會各式情境下通盤適用。於是，被認定有某種品格的公眾人物，他們的所有言行與立場，也不一定適用於社會各領域。換句話說，品格教育，重點並非在強調某品格特質的無限正確性，而在於它們應用在各種社會領域與議題上的適合度與否。

再以國語文教育為例，理性的培養，落實在讓學生了解並非收錄於課本教材裡的文章，必定是無可挑剔的。這些文章，文字用詞或許優美，但內容觀點不一定適合於現代; 或者，這些文章的內容，甚至可以激起我們針對周遭議題的反思。再者，並不一定每位讀者，都必得贊同課本文章的內容。因此，國語文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是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並針對文章內容所呈現的觀點，讓學生表述對作者論點的贊成與反對; 而非只求吸收內容，沒有透過探討就全盤接收文章的觀點。

近年來，多位年輕一代的老師們，盡力地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下，努力地找出培養學生活躍思考的方法; 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然而，台灣教育體制裡，尤其是中學，仍需要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性的教育方式，長期培育學生的思考力，以加強學生針對「事、議題」的表述意見的能力。並讓學生理解，無論意見的提出者是否公認有某些品格與地位，我們是否接納某意見的關鍵，應是此立場對自身社會的影響，而非議題由 「誰」來提出。毫無思考過程、盲從於某些人物或團體，是一個社會裡，理性的最大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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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素質問題 只是冰山的一角

本文刊登於聯合新聞高等教育論壇 2009/2/23

新任政務委員薛承泰，日前提出「年輕人競爭力」的問題，舉了大學生不早起上課的例子，引發一番討論。聯合報社論也刊出「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一文，指出「不早起」只是冰山一角，台灣真正的問題是大學生失去了接受知識與專業訓練的動機，無法為了取得知識或專業能力，付出辛苦代價。

事實上，筆者認為，台灣社會近幾年來對年輕人競爭力的批判，太常歸咎於大學生的素質問題。這樣的探討，不只是對大學生行為現象的過度詮釋，也顯露出台灣面對高等教育的成效檢視與原因追究，普遍仍太過狹隘。

大學生的素質，不能單一解讀，換句話說，大學生的表現，只是整個台灣教育體制問題冰山的一角。要問大學生為何不具備取得知識的野心，得追溯到他們上大學前，整整十多年的學校教育裡，有沒有漸漸引導他們，獲得吸取知識的方法，讓他們明瞭專業能力重要與意義。

的確，國家的競爭力非關大學生早起不早起，關鍵在人才的專業能力; 而讓年輕人具備此競爭力，固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然而，這個任務的達成，不能只仰賴大學，畢竟，獨立獲取知識的方法培育，是十幾年累積的循序漸進過程。

批評年輕人毫無野心、不主動學習知識，不能只侷限於從大學生的行為裡找例證。更重要的，是探討台灣整個學校教育是否有足夠深度的課程，尤其是中學教育，讓台灣的青少年，在未上大學前，就能慢慢獲取掌控知識的獨立能力與自信，而非讓中學生眼裡，只有被知識支配的僵化考試。

畢竟，若上大學前的中學時期，學習與課程的重心，除了拼學測、考大學以外，完全無其他目的，無法讓他們體會取得知識的好處、學習獨立取得知識的能力，這些眼裡只有僵化考試的學生，在達到連續幾年的唯一目的後，怎可能在考上大學、過了一個暑假後，即刻理解自己與知識間的緊密關聯，並培養出積極獲取知識能力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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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篇文章，起因於最近一連串的大學生素質相關抱怨文，提供連結如下...

1. 聯合報 2009/2/18 薛承泰: 提升競爭力，大學生不翹8點鐘的課
2. 教授抱怨文 2009/2/19 大學生的第一堂課
3. 聯合報社論 2009/2/19 非關早起，是競爭力問題
4. 教授抱怨文 2009/2/25 兩岸大學生比一比》周六早7點 你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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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技工具的力量被過度詮釋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十二月二十日<嗷>在高雄舉辦的野草莓座談會中，有一場關於學運與網路科技使用的討論。野草莓學運與過往台灣社會運動最大的差異之一，即是網路科技的充分運用。網路傳播不但讓全台各地甚至國外的支持者，能夠更快獲得學運的相關資訊，即時影音傳播，也讓無法到場參與的支持者隨時關注現場狀況。網路科技對於此次學運宣傳的正面貢獻，眾所皆知，在此無須贅述。然而，十二月二十日的野草莓檢討座談會裡，有些與會者就他們在學運現場的觀察，提出網路對學運的限制。會中有教授指出，學運的網路直播，其實會抵銷一些學運的力量，此位教授甚至在學運開始時，曾建議學生關掉現場直播。例如，他認為有些人會因為能坐在電腦前觀看轉播，而不願親自到學運現場靜坐支持，因而影響到場支持者人數。

我認為，如此探討網路轉播對學運的負面限制、或著重網路科技對於學運成功的必要性，連帶點出了台灣社會許多領域裡普遍存在的問題--- 在台灣這科技島國裡，「科技發展使用」與「訊息溝通成果」兩議題的區分，仍太過模糊。

科技工具只負責傳遞，不負責溝通。科技的發展使用，與其承載內容的溝通目的，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前者只是傳遞後者的工具，工具再怎麼先進、再怎麼多元，並不會改變訊息接收者對於訊息內容論述的理解與立場態度。以此次學運為例，網路現場轉播的有無，當然能影響學運的宣傳速度與範圍，但並不改變網路使用者對學運訴求的認同與否; 同理，網路使用者不願改變習慣起身到場參與，也無須歸罪於資訊透過網路平台太過唾手可得; 畢竟，訊息接收者的態度改變，與資訊取得的難易度並無太大關聯，而是端看訊息內容論述是否能提供強大的理由，說服他們改變習慣與立場。

其實，網路、硬體材料、科技等資訊傳遞工具在功能上的過度詮釋，可見於台灣社會許多領域，其中又以教育尤為顯著。台灣教育改革十幾年來，始終以教材的多元化為重要革新手段之一。「一綱多本」即是最明顯的落實政策。教改人士始終誤信，只要教材多元化，即能賦予學生多元思考力。事實上，無論教材分配如何變革，只要教材內容的架構與教學方式維持原狀，學生的思考力培育，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另一例是近年來，台灣學校為標榜課堂的數位化而使用的電子互動式白板。然而，教材的數位化或網路化，也未能讓學生跳脫填鴨式的學習。換句話說，多元教材與數位科技等硬體工具的革新，並無法衝破傳統教育的藩籬; 一個國家的教育，想要經歷典範轉移，要汰舊換新的，並非教材、技術與工具，而是它對整個教育理念的信仰與原則; 該改變的，正是教學工具所承載的訊息、觀念、內容設計。當然，後者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幾十年來尚未改變過。

台灣社會對於科技與觀念兩者的探討界線太過模糊，上述的學運與教改議題只是其中兩例。科技的發展，當然可使傳遞工具更多元，然而，「多元工具的使用」與「訊息內容的建構」兩者在功能上的界線，若欠缺釐清，當溝通發生問題或成效不彰時，我們太容易歸因於前者而忽略後者。我們太容易以為，科技的革新與觀念的進步能畫等號、以為新技術的訓練等於創意的培育、以為網路平台上的頻繁互動即代表意見的溝通、以為訴求的廣泛迅速傳遞，就如同獲得更多人的支持認同。

總而言之，近年來，雖然有些研究的確開始質疑起科技的發展使用對觀念溝通的負面影響，我認為，如此檢視科技的限制，仍是過度詮釋了科技在溝通層面的影響力。技術、材料、網路等不過是溝通工具; 觀念說服的成敗或訊息接收者理解上的改變，端看溝通者本身如何架構與深化論點。同理，僵化的材料文本與溝通者本身思考力的缺乏，也不會因為傳遞工具的多元化或數位化而有一絲改變。於是，當我們忙於歌頌或強調科技工具的使用時，其實更應該正視檢討的，是來回穿梭於傳播管道的訊息論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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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培育不是技能訓練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08/11/19

日前有報導指出，文建會將在四年間投入廿億元經費「建構文化創意環境」，眾多學者也憂心，台灣重考試的主流教育，培育不出創意人才，政府應建立實力重於學歷的文化創意人才培育模式，也就是成立不同於主流教育制度的文創人才培育模式。

筆者以為，有意提升台灣創意人才的培育，首應探討的，是如何改善主流教育只重考試的僵化制度，並在其注入刺激創意與靈活思考的教學元素。

報導裡指出，目前台灣的許多大學已成立數位媒體、藝術的相關系，但創意人才的培育狀況，仍成果有限; 因此，有學者指出，想有效培育創意人才，台灣應該轉而加強傳統藝術、戲劇科系的數位技術能力。

然而，我認為，此創意培育觀念亦有點本末倒置。目前台灣創意人才培育方面所令人擔憂的，是即使台灣已經有眾多文化藝術相關學校科系，優秀突出的創意人才仍有限。而眾所皆知，創意，是一個人靈活思考、想像力的組織展現。若台灣學生在國小與中學，都只接受僵化的主流教育，如何能期待他們一上大學，即使進了文化藝術科系，就能馬上有展現創意的能力? 沒有這些最基本的思考與組織能力，即使學生有密集的表演技能訓練、有數位技術的或多元媒體工具在手，創意這複雜的抽象形體，也無法具體發揮展現。

的確，數位技術能力與藝術結合的教育，可以產生數位內容產業的人才，但這些技術人才不代表文化創意人才。也就是說，創意的培育，與表演技能或數位技術的加強訓練，並無法完全畫上等號。

再者，創意這概念，不只適用在藝術與表演方面，各門學科、各個領域，想要有理論或實踐上的突破與進步，靈活的思考下產生的創意，亦是最重要的推動力。以台灣只重考試的僵化主流教育，欲在各學科、各領域培養出有創意的理論家或實踐者，成果恐怕亦是有限。

如報導所說，台灣以考試分數為重的教育，沒有太多活躍思考的訓練，的確是摧毀台灣教育體制裡創意培育的首要原因。因此，針對加強台灣創意人才的培育，除了成立於不同於主流教育制度的培育模式，台灣教育學者們更應該探討如何在主流教育下，加強創意與靈活思考力與組織力的教學元素。筆者以為，這才是提升台灣整體創意人才培育的治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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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莓學運，學生加油!

(圖:轉貼自Billypan部落格)

從十一月六日起，就透過網路，關心著台灣這場學生運動的進展，在電腦螢幕上見到這些學生的吶喊與堅持，我的心情也跟著激動，好幾次，克制不住內心感動，對著電腦螢幕飆淚。我人不在台灣，但每天無法不分心地從工作軌道跳針好幾次，透過網路現場直播, 部落客與twitter網友的紀錄，關注這些學生。



上周五，幾個臉龐未脫稚氣的德國學生，也出現在我面前，跟我報備他們想要早一小時離開課室，因為他們要啟程去柏林附近的一個城市，參加反核廢料傾倒的靜坐抗議。隔天，我就在新聞上，看到這些年輕人與學生們，為了抗議與阻止從法國載到東德傾倒的核廢料運輸火車，把自己身體用鐵鎖綁在鐵軌上，不讓火車經過。他們更在德國攝氏五度上下的氣溫裡靜坐過夜，就為了他們深信的社會價值。

圖:自bwpingu部落格轉貼

讀到這些新聞，看到無論是德國或者台灣學生的照片，我都再也無法心情平靜、保持沉默。我人不在台灣，無法到現場支持這些台灣學生與他們的理想追求。Again，我目前能作的，是告訴德國民眾，台灣也有一群年輕學生，就為了他們相信的人類價值，正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想改變醜陋的社會現實。於是，我把這次野草莓學運的宣言、訴求整理成一篇德文評論，再次刊登在德國新聞網站。我會持續從德國透過網路，關心這群學生，繼續在德國媒體上為這些學生的訴求與理想發聲。

學生加油!

野草莓學運學生的心聲
野草莓學運活動官網: http://action1106.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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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 我們能作什麼?

(圖.由avant拍攝, 轉貼自台權會網站)

我常在部落格寫一些我在德國所親眼目睹的人權事件與行動, 記下德國與其他國家的轉型正義, 翻譯德國媒體各類人權相關的報導等等. 我一直很訝異德國媒體, 教育,與我身邊的德國同事與朋友, 對人權意識的重視與推崇.

台灣學校教育裡, 從沒有人權教育這一環, 我不是指要學生死背"人權"的定義或人權歷史與宣言. 而是, 台灣至今的教育體制, 並沒有辦法培養學生人權意識的兩大重要基礎: 理性與尊重. 所有人都知道這兩個耳熟能詳的詞, 但很少有人說得出如何在課程上落實. 於是, 全推給了"品格教育"這個更模糊的領域.

我長期從事語言與教育學領域的工作, 我對社會的觀察, 常從這個角度出發, 台灣社會有著西方的民主自由框架, 但我們的教育, 讓多數人民內心揪著一團華人從古至今都難突破的單向思考習性. 這兩道力量強碰, 於是, 理性的公民社會無法落實, 於是, 多元的價值無法和解.

台灣的"人權"議題, 只要一上媒體, 總是與藍綠政治之爭纏在一起, "人權"在台灣, 好像只是替自己政治立場發聲的一個藉口. 所以, 在新聞裡屢見不鮮的, 是有很多人這廂喊著自己人權受迫害, 那廂馬上變成踐踏人權的一份子. 也就是這樣, 總讓另一方的人馬有藉口可以繼續模糊該被獨立重視的"人權"議題, 而繼續正當化他們的一切作為.

我不管這幾天, 馬陳簽了什麼會讓台灣人民賺大錢的好協定, 或者一些政客再度講些什麼令人厭惡的民粹話語, 這幾天見到台北因為陳雲林到訪, 警察對人民的不當執法, 與網友們的影像文字紀錄, 覺得這一切場景似乎像是我常在德國報導裡讀到的, 有關中國政府對異議行動的壓制. 這不應該發生在我以為是自由的台灣.

我在德國工作生活, 算是過著"安祥和樂的舒適生活", 但見到那些年輕人,只稟著對人類價值的信仰,流汗出力,我若一點都不為所動, 我內心的罪惡感必把我吞噬.

我唯一能作的, 是把這一切真實狀況, 用德文紀錄下來, 告知那些願意關心台灣狀況的德國人, 因為德國媒體並沒有報導, 台灣其實不是只想著兩岸共同賺錢的好機會, 台灣人的抗議, 也不是因為反對黨基於政治理由的煽動. 而是我們在意社會的人權價值被踐踏.

以下文章, 編譯自我今天所發表的德文評論, 刊登在由一群關心中國與台灣資訊的德國記者所架的新聞網站:

台灣是否將成為警察國家?

十一月三日陳雲林抵台, 這是歷史的一刻, 六十年多來第一次, 有如此高階的中國官員參訪台灣. 有些人對陳雲林表達熱烈歡迎之意, 當然, 也有很多人對台灣的主權感到憂心:

今年八月, 新上任的總統馬英九在墨西哥雜誌的訪問裡表示, 台灣與中國為區域關係,這樣的宣稱, 大幅的貶低了前兩任總統對於兩岸國與國關係的堅持. 這已讓很多台灣人不安.

於是, 隨著陳雲林的到訪, 關於台灣主權保護的抗議聲浪不斷. 政府也出動約莫七千位警力保護由北京來的貴賓, 避免訪客的行程受打擾. 然而, 這幾天警察的執法, 不只在"防止打擾訪客行程", 已經侵害了人權與個人自由.

有些人, 只因為手拿西藏或中華民國國旗, 就被警方非法拘留盤查, 所謂非法, 是因為在台灣, 要拿任何一種國旗都是合法的行為. 除此之外, 有些人也因為穿著表達台灣主權理念的衣服而遭警方為難, 更誇張的是, 有店家播放有關主權理念的台灣歌曲, 因引起民眾歡呼, 就被警察強迫禁止播放音樂與關上店門. 有位紀錄片工作者, 也因為在陳雲林身處的飯店附近用隨身的錄影機錄下畫面, 隨即被警察帶到警察局盤查.

這些警察的執法過程已經違反了台灣的法律, 也與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牴觸. 令人覺得諷刺的, 是台灣在2008年, 才在無疆界記者組織的自由度排名裡, 獲全亞洲第二, 僅次於日本. 到底是爲什麼, 這幾天, 台灣這自由與民主的國家, 能如此非法地使用警力?

到目前為止, 政府仍不承認錯誤. 台灣自二十年來與獨裁政權統治的中國最大的不同, 就是人人都享有的表達個人理念的權利. 此權利被非法剝奪, 政府與警察仍欠人民一個道歉. 陳雲林訪台的幾天, 無疑是台灣近二十年來人權路上黑暗的幾天.

這是我目前能作的.

你呢? 你又能爲台灣人權的保障作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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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與文言文比例爭議, 應回歸語文教育主軸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08/10/15

日前搶救國語文聯盟不斷呼籲國文課文言文比例應該調高。回想當初搶救國語文聯盟初期組織、命名、發聲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學生國語文能力、作文能力的日漸低落。這的確是全台灣家長教師都擔憂的事實，應該喚起大眾關切與支持。然而，其聯盟成員提出來的搶救國語文方法，例如提高文言文比例與教導儒家學說，或許可以增進學生中國文學造詣、對中華文化精隨的掌握，但對於語文或作文能力，並無直接關係。

文言文比例與國語文搶救有無直接關聯？

學生的國語文能力要加強，最該優先改善的，是台灣語文教育過去幾十年來依循的老路…學習模擬好文章，並毫無質疑地接受課本所呈現的論述與思想。

作文、語文能力，主要來自學生有無接受完整的邏輯與獨立思考訓練。這些訓練，應該包含教導學生如何理性觀察周遭社會與生活現象，如何轉化觀察為抽象的概念、並且以清楚的文章架構與邏輯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佐以合適的詞藻、隱喻等。

文言文與儒家學說，在語文能力訓練層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可以增進學生語言使用的文采，並可讓學生了解中華文化的傳統精隨，但無法達到搶救國語文聯盟當初發聲的主要目的－搶救學生語言與作文能力。


換句話說，目前爭議不斷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對於幫助學生加強邏輯與思考表述能力，並無直接關聯。即使文言文比例提升到百分之七十，學生若繼續依循過去舊方法學習文言文，或者照單全收地吸收儒家思想，其作文、國語文、思考能力也絕無可能加強。

教導學生獨立判斷古文與儒家論述的適合度

再者，最近也有本土社團攻擊文言文或儒家學說只會僵化毒害台灣學子的思考。筆者也以為，這些呼籲也已偏離國語文教育的主軸。若能有正確的語文教學方式，主重學生訓練思考與邏輯能力，無論手邊教材為白話文、文言文、或儒家學說，學生都能夠在讀完或聽教師講解完內容後，獨立判斷文章內容與論點在當今社會的適合度，理由為何。

也就是說，只要國語文教學方法能夠跳脫出照單全收的老方法、擺脫一味尊崇儒家論述，並讓學生能有質疑或思考的訓練，讀文言文或儒家學說，除了可以增加學生使用國語言的文采、了解中華文化，也可以是很有用的思考訓練教材。

總而言之，筆者以為，最近的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爭端，早已偏離了搶救國語文聯盟成立與發聲的最初號召原因，也就是加強台灣學生的國語文能力。想達到聯盟成員的最初期許與家長教師支持的主要理由，該研究的，應是加強學生邏輯思考力的教學方法，並探討如何使用白話文、文言文或儒家相關課文來配合這些教學方法，讓台灣學生終究能擺脫幾十年來依循的死板老路，而非計較著白話與文言文的百分比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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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 應擺脫追求特定價值

本文刊登於 聯合教育論壇 2008/08/19

日前《親子天下》所公佈的調查顯示，最令台灣家長教師憂心的教育議題，為品格教育的強化。該雜誌也刊登出教育部長的回應，教長表示，希望台灣人能找回「溫良恭儉讓」、「古意」等核心價值與傳統美德，並建議應該要由代表性人物組成品格宣導部隊，教出乖小孩。

然而，我以為，台灣傳統品格教育觀念的缺失，正在於對某「主要價值」的盲目追求，忽略它的不適用性。

遵循幾項核心價值與傳統美德，一直是我們文化裡培養品格的方法。的確，讓學生知道有某些品格項目的存在的確重要，然而，我們文化傳承下來的幾項道德與品格標準，沒有任何一項能通盤地適用於現代化社會各層面。也就是說，教育部長所特別提出的「溫良恭儉讓」與「古意」等核心價值，和其他任何德性項目例如「誠信」、「勇氣」等等，沒有一項是所謂特別核心、必須特別在生活每方面展現。

每一種品格特質，都有其適用功能與不適合的應用情境。若我們的社會一味地推崇某些品格特質、並相信教育應以培育有這些品格特質的學生為主，那麼台灣的品格教育又將走回教條式的閉塞老路--- 在此並非指背誦教條，而是指讓學生言行皆遵循、但不讓其思考反駁的規則與教條。例如，讓教育部長所詬病的、也是存在我們文化已久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是教育多元化的最大絆腳石， 也是千百年來，華人毫無質疑地擁抱追求某核心價值的結果。

因此，我以為，呼口號、成立宣傳小組、宣布某些核心價值與其行為規範，正是回到品格教育的傳統教條老路。品格教育的目的，不應是硬要把學生培養成有某種特定品格特質的人，重點也不是教導學生依循準則，而是讓學生理解各種品格特質的重要性、其社會文化功能、與在各種情境下的靈活展現與不適用的狀況。

更確切的來說，目前台灣的品格教育，或許已經跳脫背誦死記的方式、用較活潑的活動來應用教導，然而，課程設計仍應更著重訓練學生主動活躍地思考，到底某種行為準則與品格特質在何時根本不適用，且該如何與其他特質互相調整互補，原因又是什麼。品格教育的目的，絕非將學生訓練成不知思考活用抽象概念、不知質疑普遍行為規範適用性，只知溫良遵循某些準則的古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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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名國際的台灣高中生之苦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08/07/17

明天，是近十萬考生引頸期盼、大學指考成績揭曉的日子。然而，就在七月初，德國明鏡周刊網頁上，刊出了有關台灣高中生準備升學考試的報導。此篇德國報導標題為「誰敢放鬆狂歡，就是叛逆」(報導與圖片連結在此)。報導重點、也是讓德國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台灣的多數高中生，一直到畢業前夕，面對的只有從不間斷的考試，不只是一般的期中期末考，還有一連串的模擬考。讀高中的目標似乎只有一個，就是在大考裡得高分。

這篇德國報導一開始的摘要如下：

「對台灣高中生來說，準備升學考試已經是多麼繁重的壓力。然而，更可怕的是準備過程之漫長，大考之日似乎總是遙遙無期。由於台灣學生的高中生涯，面對的是一連串的考試，高中生們已經無法擺脫排山倒海的背書與補習。一位台灣學生表示，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好好睡上一覺。」

報導也指出，台灣高中生畢業典禮後，並沒有任何舞會或活動，讓學生們慶祝自己完成了青少年的學習階段、即將邁入人生新旅程。因為，畢業後不久，大考也要來臨，任何想放鬆慶祝的念頭，只會被解讀為叛逆、不用功。

這篇報導也訪問了一位台灣學生當例子。受訪學生不久前才參加完高中畢業典禮，馬上又已經坐回圖書館唸書。報導描述他眼前擺了一本很厚的參考書，專注地盯著書本，用手指著書上的字句，拼命背書，好像要把所有的字吸進身體一般。他從週一到週日、從早到晚，不停地為大學指考背書，每天都讀到體力不支，累倒在桌上為止。

這篇德國報導的內容，對台灣任何一人來說，都只是大驚小怪。

然而，最令德國人感到難以置信的，是台灣的高中教育，功能似乎只成為「考大學補習班」。 每個學生心中，只有大考的競爭與分數。而在德國，中學教育雖也是為了繼續升學作準備，但是與台灣的最大差別在，他們所謂「準備」的目標，並非升學考試的分數高低，而是上大學該有具備的能力與涵養。

高中教育的目的，是賦予學生在下一個學習階段，有獨立學習、找資料、思考的能力。德國學生唸了高中後不一定會上大學，轉讀職業學校的也不在少數。所以，整個中學生活，教育重點不會只是傳授考試得高分的技巧與知識，而是教導學生獨立處理問題與思考表達的方法。

這篇明鏡周刊的報導，是從德國人的角度來看台灣高中教育，對德國人來說，或許只是文化差異的趣聞之一。然而，這教育文化差異背後隱藏的大問號是，台灣中學生受到如此龐大的升學壓力，目的與功能，到底為了什麼？若只是為了在那幾場考試時能高分通過，進了大學後，如何能期待他們突然有大學生該具備的能力與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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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國語文能力的具體方針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2008/06/11

近年來，『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疾呼正視台灣學生國語文程度低落的問題，引起各方討論，為何台灣學生寫不出好作文？若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列為必修、提高文言文比例，真的能加強國語文能力？再者，我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國語文能力？我想在本文整理與回答這些爭論點，同時也針對如何加強國語文掌握力等實際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國語文能力低落的主因

首先，我想釐清一個觀念：語言是用來理解他人與發表自身觀念的主要工具，所以，國語文的教育，是一個社會極重要的一環，緊繫著下一代的思考方式與理解力、並牽動著他們今後在進入社會與公共領域後，是否能夠透過語言的掌握，理性地與別人溝通、表述自己的意見。而 『國文教育聯盟』擔心的問題的確存在，目前學生的語文作文能力，的確必須大幅加強。

然而，學生國語文與作文程度低落，最大的問題正在於，台灣學生從來只被動地背誦教科書上的文章，不曾有系統地學習如何使用語文。若一個國家的語文教育，只注重讓學生讀遍古今名家好文章，不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應用語言來表述自己對課文內容的理解，學生的國語文能力，不可能會提升。這就好像，讓學生欣賞幾棟好建築、並背下這些房子所用之建材為何、就以為他們能因此建造各式房子一樣不合實際。

文言文與文化基本教材的角色

當然，文言文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也有該學習的理由。過去幾十年來，台灣教育不斷地讓學生背誦古文詩詞等，這的確可以幫助學生在使用語言時潤飾文采；此外，『國文教育聯盟』也堅持，閱讀文言文與文化基本教材，能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更有人提出，閱讀文化基本教材能提升國人的道德教育。然而，若針對『搶救國語文與作文能力』的議題來探討，我認為，這些並非主要的問題癥結。道德教育的落實、中國文化精髓的了解，不等於語言使用與作文使用能力的有效增強。簡言之，文化、道德教育與提升國語文能力兩者，就教學方法上來說，應該清楚地分開來談。

教育學生對國語文的掌握力，最重要的目的，是讓學生透過語言使用，學習思辨能力，為將來成為有理性溝通能力的公民作好準備。因此，我就現今台灣的學校教育，建議以下必須加強的兩大教學方向。

方向一：同時掌握語言使用的三要點

台灣學生終於應該開始有系統地學習，如何運用與判斷語言使用的三大支柱力量：內容論點、辭藻使用與邏輯架構。

至今的國語文教育重點，多放在『辭藻』部分，也就是不停地讓學生記誦文辭；寫作文時，也主重想像力與文采。這些的確重要，然而，另外兩層面，也應該有系統地一起納入考量。例如，學生在寫作文或讀他人文章時，在注意想像力與運用隱喻佳句之餘，更應著重全文是否清楚地展現論點、這些論點是否合乎邏輯、是否架構得宜。並非只要文辭優美、感情豐富、旁徵博引，就一定是好文章。

方向二：靈活判斷不同領域的語言使用差異

學生應接觸並寫作不同類型的文章，因為，上述三大語言使用重點，依照不同的主題與領域，會有不同的應用方法。

換句話說，國語文能力的提升，不能一概以寫、讀文學創作為單一標準。學生必須學習分辨，在不同的領域裡，語言使用有何功能與目的上的差異。例如，讓學生讀寫抒情文時，或許重想像力與感情的發揮；然而，當學生面對描繪故事、各類論說文或心得報告等其他類型時，應該也能靈活掌握內容陳述、辭藻、與文章架構三大方面的應用差異。

因此，加強學生的國語文能力，不只要讓學生多閱讀、多寫作，也要讓學生接觸與寫作多種類型與內容主題的文章。在歐洲國家，例如德國，國語文教育，已廣泛應用在各種人文社會學科裡。學生不只需要在國文課讀文學、自己練習創作，更要有條理地解析與評論文章裡的論點；另外，在歷史、社會、地理、宗教等其他人文科目的課程裡，他們也須使用語言解釋自己學到的觀念，而非只記憶課本裡內容。

總結來說，學習文言文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對於學生的文化素養固然有其重要性，並能加強學生的對於文辭運用的敏感度，但並非解決『國語文能力低落』的關鍵。針對此問題，學校不只應該改正以記憶背誦為主的教學方式、以想像力與文采為重的傳統觀念，更應該教導學生同時掌握語言使用時的內容論點、辭藻與邏輯，最後，台灣也應開始將國語文教育落實在各人文科目的教學上。我以為，這才是搶救學生國語文能力的具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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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解之路起點: 教育有多元思考力的下一代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 2008/04/23)

台灣是個存在多元價值的社會，內部有極大差異的觀點與聲音。每年選舉所操弄的族群議題，無情地撕裂族群和諧關係。想要使台灣社會未來漸漸邁向和解之路，重要的一大步，必得從教育層面跨出。我因此想在本文提出，教育有多元思考與包容差異能力的下一代，將會是台灣和解之路的重要起點；我也針對此點，建議一個可行的基本課程方向。

近幾年來，文化與教育界人士已不斷地指出，國內教育在培養學生多元思考能力的層面上，有嚴重的缺失。即使教改之路主要朝多元化的目標前進，卻不見台灣學生多元理解能力的改善。然而，什麼是培養多元理解或批判思考力的重點？多元理解能力的精隨，並無關學生是否接受更多種類的知識，而是學生有無多面向運用知識的能力。換句話說，即使學生手中的教材只有一本、即使眼前的知識只有一項，學生還是有能力從多元角度切入了解、比較這個知識或觀點在不同立場理解下會有的差異。

而培養獨立思考能力，重點也不在學生是否能常思考多種議題，而是在於學生有無能力在別人想要灌輸他們某觀點時，他們可以跳脫出某個價值框架的束縛，例如主流價值、例如自身的主觀喜惡，然後從多元的角度觀察比較此觀點的正當性，以及與其他觀點的可能衝突，才獨立地決定要不要相信這樣的觀點，而非被動地全盤吸收、接受與盲從。

簡言之，國內教育培養多元思考能力的理想目標，並非讓全國所有學生都變成廣知天下事的博學人士，而是讓學生有能力，在面對資訊或觀點時，能暫時擺脫既定價值的束縛，理解立場角度多元的可能，最終能包容不同意見。如此一來，即便一個社會存在著複雜多元的文化與價值，即使這些價值與觀點彼此衝突，由於人民對彼此差異的諒解，這個社會還是能夠穩定和諧地發展。

台灣升學體制，目前仍以統一考試分發制度為主。在這個本身就不多元的僵硬框架裡，要訓練學生上述的多元理解能力，的確不易。然而，筆者仍想在此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努力方向，使培養學生理解差異、獨立思考的理想，仍可尋求一線生機。

整體而言，台灣教育必須更著重讓學生學習如何有邏輯、清楚地表述自己觀察到的現象、解釋其背後的原因、探討不同觀察角度可能得到的不同結果。這項思考、表述與比較論點差異能力的基本訓練，已經在許多歐洲國家甚至香港的中學語言相關課程裡落實。

語言是建構抽象觀念的主要工具，目前台灣國語文課程或寫作訓練的重點，仍以著重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鼓勵學生運用創意想像力描寫自身的觀感為主，也就是說，教導學生建構以「我」為主的觀點；外加台灣的教育制度目前仍是朝著「記下標準答案才能升學」的體制在推進，在這種環境下，學生怎可能擺脫「所有觀點只能有單一標準、我的認知即是絕對價值」的思考習慣？

因此，若要培養學生上述的多元理解能力，在寫作相關的課程中，除了要訓練學生的文筆以及想像力外，更得大幅著重教導學生如何跳脫自我為主的價值束縛，使用語言有邏輯地建構論點，並比較理解各種論點背後的原因。讓台灣的下一代習慣理解世界上存在著多元的價值與立場；自己認知的角度，只是其中一種；無論自身主觀的信仰為何，也要懂得理解差異存在的原因。

台灣許多文化人士屢次指責大學生沒有批判思考能力，畢業之後出了社會，也仍是全盤接收盲從資訊、並易受意識形態操弄的一群。然而，若這些能力沒有在中學時期慢慢培養，怎能期待台灣中學生一上了大學，立即擁有活躍思考的能力？

台灣社會正面臨族群對立的問題，我們更急需培養能夠多面向思考並寬容地面對差異的下一代。無論今後學校教材使用一綱一本或多本、無論台灣教育是否還是得朝著「學會標準答案才能考試升學」的體制推進，我們仍必須在這些僵化制度的夾縫中，想辦法在學校教育裡繼續培養學生多元理解觀點的能力。從加強使用邏輯、比較論點、探討差異原因的寫作訓練課程作起，將會是有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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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期待未來教長繼續推廣台灣的弱勢語言嗎?

(本文縮減版刊登於自由時報2008/04/11)

劉兆玄表示，未來的教育部長條件是品格高、成為全民典範、不能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然而，台灣社會與媒體，只要觸碰到任何台灣本土語言文化的議題，都能無限上綱，扯上政治的意識形態。更因為選舉族群議題的操弄，加上多數媒體的主導，許多台灣人，已經把台語所主導的社會活動, 與沙文主義、民粹、非理性畫上等號。

令人極度擔憂的是，台灣的確面臨弱勢語言傳承的問題，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等，都有可能在幾世代後瀕臨消失的危機。而一個語言會消失, 主要原因在於, 這個語言所主導的文化社會活動, 讓其他強勢語言所展現的文化活動漸漸吞併. 於是, 我們失去了使用這些弱勢語言的理由, 我們的下一代失去了學習這些語言的動機, 這些語言在幾世代後, 再也沒有生存的空間.

換句話說, 弱勢語言的傳承，重點不應只是將它們編入學校課程，更必須在社會上同步推廣由這些語言所創作主導的文化活動。目前, 台灣弱勢語言在傳承層面上面臨的一個問題, 是它只被當成一個學科來重視. 台灣的家長教師反對弱勢語言編入中小學課程, 主要原因之一, 即是這些課程會增加學生的負擔, 會擾亂英語國語的學習. 然而, 多語究竟是一個社會的資產還是負擔, 全看這個社會有無智慧, 全面性地推廣這些語言所展現的文化、藝術與社會活動, 使其成為讓人民驕傲的文化傳承.

然而, 若未來的教育部長，在前部長媒體形象不佳的前車之鑑下，為了保持不沾任何有可能扯上意識形態的議題, 而避免觸及台語與本土文化的推廣、以及弱勢語言人權的議題, 並且想在媒體前展現多數人定義上, 有理性有品格而非沙文民粹的形象，瀕臨危機的台灣鄉土語言文化，真的能期待未來教育部長繼續推廣傳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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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 從了解自身文化做起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論壇 2008/04/08)

目前，台灣社會已經有了國際觀的概念，學生早早就得學英語；文化名人也常撰文指責台灣人不理會國際時事，並大力呼籲台灣教育應該重視培育出有國際觀的下一代；然而，筆者想在本文指出，國際觀的培養，如何普遍地被誤解，並針對此點提出學校教育的落實方向。

擁有國際觀，重點並不在於讓學生把時間花在學英語、大量接觸西方社會文化資訊上; 國際觀更不是本土文化的相反詞. 台灣社會文化與國際觀, 兩者不應分開討論, 應該相輔相成---

培養國際觀, 是讓台灣的學生，能大方向地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與文化，在全球架構上的地位與意義。確切來說，培養國際觀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有能力觀察台灣各領域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各層面，有何相異相似之處；進而激發學生思考，台灣因文化傳承所發展出的社會現象，若從國際的角度來檢視，有何優缺點，如何取長補短。

於是，想要鞤助台灣學生打開視野擁抱國際、未來帶領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競爭，必須先讓他們以了解台灣社會文化的傳統與發展，當作接軌世界的第一站。此後，當他們進一步吸收外國資訊或身處國際時，能靈活地反觀台灣狀況，探索台灣與外國差異的背後原因。簡言之，學校教育欲培育出有國際觀的學生，首重對自身社會文化的充份掌握，與跨文化比較思考的能力。

若沒有上述這兩能力，即使學生英文流利，並勤閱讀國際新聞，甚至出國深造，他們如何能因此反思台灣的優劣勢，並了解台灣相對於世界發展趨勢的不足，思考台灣社會如何更進步？

若沒有上述這兩能力，對於多數不準備出國唸書工作的台灣學生而言，除了應付考試外，有何實際動機去在意外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若有了觀察思考能力，以及有對台灣社會的深刻了解，他們就可以體會，自己即便身在台灣，國際時事與訊息，其實也能與自己有切身的關聯；因為世界上其它社會文化的發展，都可激發出對週遭各現象的反省。

因此，文化名人常呼籲的重點，例如學生應該密切注意國際時事等，事實上並不是養成國際觀的主要方法，那是學生有了國際觀的結果。學生有無國際觀, 並非由知道多少天下事或英語說得如何來決定, 而是端看他們有無主動思考運用國際知識訊息的能力.

最後，期待即將新上任的教育部團隊，終於能夠把台灣的學校教育帶入二十一世紀。著重培養學生主動地觀察、比較、思考社會文化現象的能力，而非繼續讓他們被動地全盤吸收課本知識。唯有裝備好這些能力，台灣學生才有可能進一步探索跨文化的差異；如此一來，國際觀的培養教育，也才能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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