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灰髮阿伯,帶著我們,從廣場運送犯人的貨車停車處,沿著當年他們被羈押的路線,一一介紹秘密警察對付政治犯手段。
首先,他們當年連夜被帶入總部後,立刻被送往偵訊室裡,展開一連串的疲勞轟炸。每位政治犯都有專屬的警察來負責,而每位秘密警察都有一間裝潢得很溫馨詭異的辦公室。這位阿伯說,在這貼滿小花壁紙、蕾絲窗簾的辦公室裡,每天晚上都得接受整夜的拷問,沒有一天能睡覺,白天他則被關在房間裡,不准看書、不准發出任何聲音、不准有大動作,只能坐在床上,等待夜晚的來臨,繼續被偵訊拷問,這樣的疲勞轟炸,有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月,直到他們供出更多同夥為止。
即使這棟監獄裡,關滿了政治犯,監獄裡的設計,卻有辦法不讓任何犯人有互相碰面的機會,監獄走道上,都備有紅燈,若有犯人正被押往偵訊的途中而走在長廊上,牆上的紅燈便會亮起,如此一來,其他警察就會注意不讓自己負責的犯人走上走廊。因此,很多對夫妻,即使牢房只有一廊之隔,他們永遠不會碰面,也不知道對方就在附近。
被羈押的幾年,唯一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時刻,是每日下午半小時的"關虎籠時間",犯人會被帶到只有一兩坪大小的"虎籠"裡,這個空間,四面都是水泥牆,上方蓋著電網,犯人可以走走跳跳伸展身體,但不能靠牆或發出任何聲音。這位阿伯說,在這監獄裡,自己遇不見任何一位同志,你得孤軍奮戰,對抗一群準備折磨自己的秘密警察。在這裡,最令人害怕的,倒不是失去自由或生命,而是一種陷入寂靜黑暗裡的孤單與恐懼,這種恐懼,很快讓人精神崩潰。
這棟監獄有一個駐站精神科醫師,專門"輔導"犯人。這位阿伯說,這位醫師,博士論文是寫有關"用精神輔導來懾服犯人的有效方法",他想出了很多可怕的招數,作了無數的實驗,專門研究最容易突破犯人心防(也就是最快讓犯人精神崩潰)的方法。而在東西德合併後,這位精神科醫師,居然繼續在這監獄附近隔兩條街的地方,開了自己的診所,到目前為止仍繼續執業。
講到這裡,他的語氣開始激動起來,話題繼續帶入前東德政治犯的平反與無奈。
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各種平反的措施雖陸續落實,然而,政府目前做的仍極度不足,這些前政治犯,沒有一人不忿忿不平。
例如,前東德最後一任領導人Honecker在1989年後,雖被判刑,但卻因身體健康為由被釋放,他們舉家雖逃亡到智利,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卻負擔他們全家人在智利的生活。Honecker在幾年前病逝,目前他的妻子,每個月仍讓德國納稅人供養,過著富裕的退休生活。再者,還有非常多前東德官員與秘密警察,仍大搖大擺地擔任公職。例如,他到現在,還常遇見當年負責拷問他的那位警察,他已經退休,也坐擁著豐厚的退休金。
最讓他激動的一件事情,是前東德秘密警察監視紀錄資料庫的開放。
目前這資料庫,開放給前東德民眾,查閱自己當年被監視、竊聽或被爆料出賣的任何詳細紀錄。這位講解員阿伯,在資料庫開放後,才知道,當年他的名字被供出後,他雖逃亡躲藏好多天,卻仍被逮捕的原因---
他的文件夾,詳細記載,出賣他的,就是他自己的父母、與逃亡時宣稱願意幫忙他的好友。
從此以後,他再也不願意見他的父母,他的生活裡,再也沒有任何好友: 他當年的好友們,若非已被折磨致死,就是出賣他的那一掛。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講到這裡,他已紅了眼眶。
我們離去之前,他說,對照西班牙民主化後對轉型正義的忽視,德國政府的措施,雖仍令人無奈,也已算是有所努力。因為上述資料庫的開放,前東德任何曾從事參與過迫害人權的名單公諸於世,雖礙於法理情無法讓這一堆人血債血還,很多人也仍享有物質生活上的優渥,甚至能繼續保有原來職務,但他們在社會的地位與名聲也因為資料庫與名單的開放已經一落千丈,得不到尊敬。
反觀台灣,當年參與過人權迫害的眾多要角人物們,即使沒有受到任何實際的制裁,是否能像德國那樣,起碼受到足夠的社會公審?
延伸閱讀: 白色恐怖: 馬英九時代,我們更應該知道的事。
2008年7月9日 星期三
聽前東德政治犯的娓娓道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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