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之前舉辦了一項很有意思的公投，改了柏林市區一條街的街名。
公投的背景，是1968學運四十週年紀念。
德國各地，從今年初開始就不斷地展開各式紀念活動，遊行、影展、演講、研討會等等。
1968學運，德國的核心人物，是名叫Rudi Dutschke的學生領袖，幾星期前我在部落格有轉貼了五月初在柏林召開的1968大會Trailer，影片裡一開始與結尾對鏡頭喊話的年輕人，就是Rudi Dutschke 。
(影片裡他大致是在喊著年輕人要站出來勇敢面對歷史、對抗強權、戰爭與社會不公，而這影片的背景音樂是德國七零年代，以唱反戰反資本主義為主的代表搖滾樂團Ton Steine Scherben）。
Rudi Dutschke在六零年代對資本主義的大批判，惹火很多德國大老闆。尤其是由大財團掌控的保守媒體畫報（Bild Zeitung)，在六零年代，火力全開拼命妖魔化Dutschke。終於，1968年四月，一位年輕學生，拿了把槍，近距離朝Dutschke開了三槍。這位學生受審時，承認自己是因為看了這些媒體報導後，整個恨意全燃起來，於是想『為民除害』。過了幾年後，Rudi Dutschke就因為這次槍傷後遺症而過世，死時還不到四十歲。
從此，大家都知道，畫報是殺死Dutschke的大幫兇。
今年初，德國左翼媒體每日報(Tageszeitung)，趁著1968四十週年，建議柏林市把每日報新聞中心前面的那條街，改名成Rudi Dutschke街，以紀念這位學生領袖。當然，這項建議馬上遭到保守媒體畫報的大力韃閥抹黑，很多財團大老闆也聲援畫報，認為絕不可行。
對畫報來說最丟臉糟糕的是，每日報建議改名的那條街，有一段與畫報大樓座落的那條路交會，而這條路正是以畫報創辦人Axel Springer命名。Springer當年打壓抹黑學生運動不遺餘力，德國人心照不宣，很清楚Dutschke會被暗殺，Axel Springer應該負很大的責任。若成功改了街名，兩條路交會點就正在畫報大樓門口不遠處，這對畫報與其財團來說，將會是一大羞辱。
兩方意見爭執不休吵翻天。於是，柏林市辦了公投，讓市民自己決定要不要讓這位左翼學運領袖名字永留柏林市區。公投結果，每日報的建議獲得壓倒性勝利。
於是，今年四月底開始，象徵資本與學運的兩大代表，交會於柏林市區裡。無論畫報再怎麼抗議，學運領袖紀念街牌，從此掛在畫報大樓的不遠處, 街牌一個指向左, 一個指向右. 提醒著柏林人1968年Rudi Dutschke的吶喊與當年為何而犧牲。
2008年5月29日 星期四
柏林公投後：我們約在資本大老與學運領袖交會處吧
2008年5月25日 星期日
回顧2006 世界盃足球賽@Germany
六月七日2008歐洲盃足球賽就要開打了。這次比賽雖在奧地利與瑞士，德國這鄰居，畢竟是足球大國，球迷們早就訂好球賽票，準備大舉南下為德國隊加油。德國報紙寫說，奧瑞兩國一項討厭高傲又無禮德國足球迷，所以，這次是地主奧瑞兩國好好練習忍耐度的時候了。
德國的足球活動，氣氛跟我當年在英國所見的有點不同。
以前我住在英國威爾斯首都Cardiff時，每次當地有足球賽，球迷喝醉鬧事屢見不鮮，常會見到警察騎著馬到處徘徊。有時Hooligan互打對罵，警察拿著警棍『出馬』維持秩序。那種場景好像1920年代俄國導演Eisenstein愛森斯坦的電影裡，俄羅斯警察騎著馬與大聲咆哮的反抗工人們對峙的情景。
然而在德國，除了有少數喧鬧份子外，足球運動幾乎是全家大小週末一起參與的親子活動。我居住的Bremen, 有一支很強的球隊叫做Werder Bremen。我曾幾次與德國朋友們，親自到市區的球場看球賽，進球場的管制很嚴格，得被搜身看有無攜帶攻擊物品。然而，一進球場，映入眼簾的，居然好多是三代同堂，從爺爺奶奶到小孫子都穿著Weder Bremen球衣的和樂家庭情景。當球賽開打前，所有球迷、無論身份年齡職業，一起忘我地高唱隊歌，場面很令人感動。
在歐洲盃開打前，想回顧一下2006年德國世界盃時，德國湧入世界各地球迷，所有商家都無不推出足球相關產品的誇張情景，我想，當時任何商品若跟『足球』沒有關連，應該就賣不出去吧。
以下是我2006年拍下的一點街景：
（左）我家附近的麵包店，當時一進去一股壓迫感馬上席捲而來。(下）德國百年老產品泰迪熊也得踢足球。
當時，只要德國隊開打，我與同事們一下班，就得到趕到露天Beer Garden佔位子，準備看球。
（左）標準德國球迷：同事Arne。身穿德國隊衣、看著足球報導、身旁一堆空啤酒杯，等著下一杯啤酒的送達。
2008年5月23日 星期五
又一則台灣教育改革的報導
以下這篇文章(藍字部分)是我今晚才讀到的, 是聯合報記者大略整理前幾天教育學者與家長團體對教改的意見, 又針對一綱多本等相關爭議提出建議. 而這些建議主軸, 正好反映出一些要點, 是我認為一定要共同先定義清楚才有辦法繼續探討如何改善的. 以下我很簡要地寫下自己的看法 (黑字部分).
學者分析》課綱癥結在考試制度
2008/05/16【聯合報╱記者張錦弘／台北報導】
學者昨天投書建議準教育部長鄭瑞城，應全面檢討課綱、教科書品質，「用好綱好本取代糟綱濫本」，才能根本解決一綱一本、多本之爭；家長團體則認為，應減少課綱內容，避免考試填鴨，推動免試升學才能治本。
1. 想要檢討課綱與教科書品質, 用好綱好本, 一定要先找到共識, 到底我們要在什麼標準下, 找學生需要的好綱好本？ 這個"好"是如何判斷? 為何現在的是糟綱濫本, 是因為學生學習壓力大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們目前需要一個清楚地、共同地標準，來衡量好與濫. 例如, 是要讓學生學更多? 能活用知識? 減輕壓力? 學了以後不用再補習? 還是有其他的標準?
2. 家長團體提出避免『考試填鴨』, 這四個字背後牽涉的，是一整個龐大的教學方法與課程設計問題, 而這一問題也連結到上述第一點, 我們要底需要怎樣的好綱好本來配合, 且讓老師懂得教導使用這些好綱好本, 才能設計出好的考試制度，終於揮去考試填鴨的惡夢?
吳武典、周祝瑛、劉源俊等三名學者，昨天投書本報民意論壇指出，國中教科書一綱多本政策已失去原來美意，到目前為止，教育部仍缺乏研究，證明相較一綱一本，一綱多本確實有助提升學生程度、減輕升學壓力。
3. 每個國家都有升學壓力, 有社會競爭一定有壓力. 問題在我們學生承受了升學壓力後能否有同等量的回饋. 例如，能否受五分壓力, 就得到五分成果? 還是只盲目地肩負著壓力, 不知道目前升學壓力能給我怎樣的願景? 若如同這十幾年來，教改總強調要減輕升學壓力, 實在太籠統且絕不可能明顯兌現. 針對升學壓力問題，應該要讓家長學生清楚, 我們首先要擺脫的是怎樣的壓力，之後學生還是會繼續有升學壓力，但承受這些壓力後，後能換取到的價值為何。否則, 家長一直用"有無明顯減輕升學壓力"來衡量教育是否成功, 然而, 即使教改大成功後升學壓力只會轉向, 不可能整個去除.
學者指出，北北基選書、自辦基測，固然有爭議，但教育部也應知道，若一項教育政策已引起民眾很大反彈，在上位者就不應消極以對，要以更科學的研究佐證，放下身段和地方政府協商。將出任政務委員的前教育部長曾志朗說，他昨天已看過學者投書，將提醒準教育部長鄭瑞城，應全面檢視是否有爛綱、濫本的問題，及一本、多本有無交集，和北北基好好談。
4. 那希望台灣相關的"科學的研究"，真的能快點出爐阿！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謝國清則認為，過去一綱一本時代，學生照樣子補習、買很多參考書，升學壓力不會比較少，一綱多本改為一綱一本，無法治本，癥結仍在於考試制度，教育部應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並修改課綱，減少授課內容，讓孩子多點思考空間，不要只為應付考試。
5. 癥結不只在考試制度, 就算改了考試制度,修改了課綱與授課內容, 沒有教師的正確教學方法配合帶領, 孩子的思考空間還是無法增多的。
我的結論是，台灣的學者專家們, 一定要提出一個屬於台灣社會適用的complex framework, 一個『方法論』層面上的大框架，以用來涵蓋以上的所有問題，也就是五大方向：教材使用、課程內容設計、教學方法、師資訓練、考試制度。讓這些方向秉著同一個理論基準, 朝同一個目標改革.
這些議題全都緊扣相關, 決不能像過去十年那樣piecemeal分散看待, 得全部一起宏觀地探討改善才行。台灣該從西方國家學習的，並非那些已實施在他們社會裡的教材或制度等等，而是歐美國家如何為他們社會發展出教育體制。換句話說，要學的應該是如何釣魚的方法，而不是他們在釣什麼魚阿！
2008年5月17日 星期六
四川地震後，台灣不該援助中國？
四川大地震後，台灣政府、民間組織等等開始透過主流媒體呼籲捐款與發起援助中國的行動。而網路上，這幾天則出現越來越多反對聲浪，很多部落格大肆反對援助中國，除了一些極端仇中的意見以外 (這篇部落格文章有整理一些，例如類似這樣的意見：『對中國不適合講人道。因為一個邪惡的國家，不單單只是政府、權力者的問題，而是從上到下都邪惡』，『在面對敵人時說人道，只是自尋死路。對敵人仁慈，只會要了自己的命！』)，就我這週末在網路上讀到的，我大略列出以下幾個我在網路上常見到的反對原因。
1. 中國是不會感激台灣救援的: 台灣各級政府也派出了搜救隊，不過中國人民的意見卻還是要矮化台灣。例如，中國民眾看到照片上搜救對制服有國旗，表示同意他們趕來救災，但要把他們胸前的青天白日徽章拆掉或換成『中國台灣省搜救隊』。看到中國人民這種態度，就算台灣去援助他們，他們會感激嗎？
2. 既然中國對我們最沒有人道，我們何必對他們人道：例如台灣當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中國拒絕提供空中走廊給俄羅斯救援隊通過，還要求聯合國、紅十字會及世界各國對台灣提供協助須先徵得中國同意，阻礙我們救援。
3. 台灣內部還有很多窮苦家庭與小孩，台灣幫助國內自己人富起來都來不及，何必去救中國的人?
看到以上這些原因與批評，坦白說我真的有些難受。首先，我瞭解，因為台灣與中國的複雜政治因素，使得這些援助行為很難讓台灣人不參著政治因素來看待，我也無法評論到底政府該捐多少錢才算合適。然而，我見到的一波波反對聲浪與其原因，已經反應出很多人性基本價值，已經因為政治仇恨的抹煞殆盡。
首先，『幫助別人』這概念，居然成了被拿來當作換取自己利益的手段。很多台灣人的反對聲音，在於『對他們好有用嗎？他們還不是照樣繼續使壞。』簡言之，就是一個扭曲的價值：『之後若得不到好處，何必幫助別人？』。
此外，以德報怨或以直抱怨的爭論，也一直被提出。『中國對我們這樣壞，我們何必對他們好？』於是，政治仇恨已凌駕人類之間最基本的互相關懷。大家已經忘記，當我們受這樣的災難時，我們的身份都只是『人』。
Susan Sontag在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旁觀他人之痛苦)提到這樣的一段話: 人其實不會因為周遭無數的影像衝擊而終究變得無動於衷。人的冷淡，事實上是有感受卻無行動的展現。而人情感與道德知覺如此萎靡，其實背後是充斥著憤慨與受挫的情緒。 台灣人長期被媒體發出的政治符號轟炸著，厭惡中國的無人道無人權、與對台灣的打壓惡行。四川震災後，有些台灣人，卻也完全展現了他們從來都一直不齒的惡行，認為實現人道精神的對象，也應該因為政治因素有選擇性。"Human beings, who are almost unique in having the abilit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are also remarkable for their apparent disinclination to do so." (人類雖有體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能力，卻更善於重蹈覆轍）小說家Douglas Adams說的一點也不假。
還有，以上第三點所提的，有很多人批評那些捐款的人，應該先顧好自己台灣社會內窮人的生活再說。他們大概忘記，921地震後，台灣得到很多外國人的幫忙，西班牙、土耳其等等，那個國家不是充斥社會與貧窮等問題？然而，遇到大型災難時，跨出國際疆界、伸出援手，把那些災民只當作跟我們一樣的人，不管本國他國，『那些人急需幫助不然他們馬上就要死了，先快去幫他們』，我不覺得這種精神抵觸他們對國內社會貧窮問題的關懷與重視。
最後，還有人認為，為何我們只重視幫中國，不幫緬甸、非洲等其他國家。這世界受苦受難的人不計其數，我們金錢能力有限，而中國與我們同文同種，不管台灣未來要獨要統，兩岸人民永遠是語言與文化上最能互相溝通的兩群人。我透過德國的電視畫面見到緬甸受災兒童很心痛，然而當我無須翻譯即可清楚地在電視上聽到一位在四川的心碎父親握著他死去女兒的手，哭喊著：『妳快起來阿，讓爸幫妳擦擦臉。』我即使厭惡中國政府踐踏漠視人權，見到這樣的畫面，我不只心痛，眼淚也已經擋不住地流下來。
我們當然應該跨出國際疆界幫助其他國家，台灣很多民間組織也正這樣做，但是我們無法把所有國家拿在天平上做比較，看他們是否得到我們的平均分配。想改變整個世界，讓所有國家都同時幸福起來，不可能用金錢到處在各國公平地救濟，恐怕要靠其他也很遙不可及的辦法，期待能慢慢改變整個世界扭曲的體制與價值。
這週末讀到以上這些反對意見，讓我更深信，這幾年來讓我胸口那把越燒越旺的怒火，有繼續燃燒的理由：這個世上的政治經濟運作體制，是如何的扭曲與錯誤，已經讓人類心裡充滿了如此強烈的憤怒與仇恨、已經讓世人因此無法真心體會到自己心底深處其實都有的慈悲心與人道的關懷。我當然無法改變什麼，但仍我相信，有些很基本的方法，起碼能夠讓人類的同理心再度普遍地被喚起。
心裡那把火燃燒出來的能量，會推著我在這渾沌世界裡，繼續找尋這個方法。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一點語文教學的感想：我的台灣經驗
我從德國Trier大學辭掉研究工作、等待德國交流協會獎學金審核通知的那一年，我到台灣的一所大學外文系當講師。當年我這位年輕講師，得教一些其他教授們不開的必修課，例如英語演講、英語寫作、第二外國語德文等等。
然而，這一整年，開『大一英文寫作』這門課，成了讓我永生難忘且獲益良多的經歷。
我還記得，2003年九月，走進那門課教室的第一天，有二十幾雙天真無邪的眼睛望著我，他們的臉龐，都還像是中學生般稚嫩。我自己也是外文系畢業的，也記得我剛進大一時，認為英文寫作課不就像高中時準備聯考英文作文那樣？老師要怎樣教？為何要必修這麼多學期？
那天我面對著二十幾位大一新生，從一雙雙望著我的眼神裡，我也看到了這樣的狐疑。
那一屆外文系新生共四十多人，大一英文作文課分成兩班，一班由我上，另一班則由一位外籍講師上。我在擬教學大綱之前，事先並不知道那位外籍教師對於作文教學的概念與計畫，但我很清楚對自己教導這門課的目標：我要讓這些在整個中學都沒有學到如何主動建構觀點的學生們，知道寫作重點不只在於用字淺詞、文藻華麗，而在思考自己的觀點後，如何有條有理地使用邏輯、架構論述。
開學後，我與那位外籍教師以及其他幾位老師談了一下，那位外籍教師認為，大一新生英文應該還不是很好，寫作課就是以加強英文能力為主，所以他準備讓學生用英文寫寫信、寫寫日記與小故事；而其他國內老師，則誠心建議我別把自己搞太累，畢竟，沒有人願意開作文課，主要原因就是改作文太吃力太花時間。
然而，當年我這新手大學講師骨子裡的理想與衝勁，完全不把這些建議看在眼裡。
我自己是過來人，知道大學外文系大一新生其實英文能力不會太差，但他們欠缺的是方法，且我深信，若他們能透過作文課的語言訓練，真的學到如何獨立思考與架構論點，這些方法將可讓他們今後其他課或者日後工作生涯裡受用不盡。我也有過幾個讓我受惠的好老師，我知道有人指點自己如何裝備這些能力有多幸運。
所以，我從最基本的開始教，要他們拋開以前在中學時期，寫國語或英語作文那種以施展文筆為主的自由鬆散寫作習慣，教導他們什麼叫使用邏輯，先從一段開始寫，然後寫成兩段、三段；題目從一開始探討生活的大小事情，到最後比較社會與文化的一些觀念；然後教導他們如何在看別人的文章時，抓出論點，思考後並清楚地評論。
於是，往後的兩學期，我每週末都是與學生的二十幾份作文共度。我常帶著學生的作文，到一間安靜的咖啡館，坐到角落靜靜地批改；有好幾次，學生的可愛文章還是會讓我忍不住放聲大笑。過不久，咖啡館的老闆見到我在角落的奇怪行徑，終於與我攀談，之後，只要我背個大袋子出現，他已經開始準備咖啡與蛋糕：『曾老師，又來改作業阿！』
批改作文的確很辛苦很花時間，即便有其他老師的好心相勸，我還是堅持要親自批改每一個學生的每一篇作文，我相信，只有老師願意親身給予第一手評論與指正，學生才會真的有高效率的進步。過一陣子後，班上的二十幾個學生，每個人的寫作風格與優缺點，以及進步快慢等成果，我都已經瞭如指掌。
這一整年的實際教學經驗，我有以下幾點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感想收穫：
第一，我發現，很多台灣學生無法擺脫的習慣，在於『暫時跳脫既定價值框架』這一環。我雖想過這點或許會是個問題，但是不知道這個障礙，居然讓我花好長一段時間，才讓他們慢慢克服。
換句話說，很多學生完全無法『探討』，只會不斷地『陳述』。無疑地，這是台灣整個中學教育，只讓學生不斷地被動吸收觀點、從沒有教導如何主動思考的後果。學生只會一直陳述自己被灌輸的想法，堅信那就是事實，無法活躍地思考這想法的來龍去脈以及與其他想法的異同。
比較極端的例子，是某次當我討論到同性戀議題時，曾有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學生當面跟我反應，『老師，我覺得我們討論這個太骯髒了』。我雖很吃驚，但也還是和氣的跟他說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第二， 除了以上特點外, 他們也很難being specific, 就是專注在某的論點上, 常寫一件事, 寫著寫著又天馬行空起來. 我記得有一回要他們寫對於同性戀結婚合法化的看法, 有一位學生, 一開頭花了一整段寫他某天去山裡散步, 抬頭見到無數星星等等, 我看了半天以為他搞錯題目了, 寫成了遊記, 終於, 看了兩段他的山中奇緣後, 他寫下類似"見到這樣無數的星星與動植物, 不禁讓我懷疑, 是否也有跟我性向很不同的人類..." 看到這裡我忍不住笑出來. 這真是學生很難克服的問題, 也就是, 無法把自己控制在某單一論點的思考線上, 總一直在發揮想像力跳來躍去.
第三, 我的猜測並沒有錯，學生其實很聰明能力很也強，只是需要有一個明確的方法來點名這些能力如何好好發揮。經過一年，學生從一段都寫不完全，一直到能寫出好幾頁文章，探討死刑該不該廢除的等議題，其實他們自己成就感最大；我則是很欣慰，我在歐洲學到的一些理論與方法，能夠讓我實際的應用後，展現了有效率的回饋。
第四，這一年的經驗與成效，讓我發現，所有台灣學者專家一直批評台灣人欠缺的獨立思考能力，其實對歷經台灣傳統教育的人來說，並不難培養。只是，again, 一定要使用明確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或許有很多種，但是最有效果效率的，是從語言訓練著手。我之前在一篇文章裡有說過，語言是建構觀念的主要工具，若能把語言的掌握與觀念的表述好好連結教導，並重整中學國語課程的教學重點、別再以為只要會用典或文詞優美就等於有良好的語言能力、會寫出好文章或會思考，無論對象是學生或者老師們的訓練，我還是相信，一兩年內就有明顯的成效。
去年九月，我接到當年大一學生的教師節賀卡，裡面滿是令我感動到差點流下眼淚的感謝詞，我就知道，我當年理想性的所有努力，真的都是值得的。
2008年5月10日 星期六
街頭狂歡節 Revolution!!
五月從勞工節開始, 有一連串的街頭狂歡節與大遊行, 這時年輕人與龐克們, 或拿著紅黑Anarchy旗, 或高喊revolution, 走上街頭, 隨著龐克搖滾樂跳舞狂歡.(Chiaokovsky's album裡有我拍的一些相關照片)
2008年5月9日 星期五
德國對猶太人的罪惡感
今年五月, 以色列慶祝建國六十週年. 這幾天德國媒體密集的報導與探討, 德國到底該不該終於甩開歷史包袱, 別再為以色列在中東的所有侵略行為背書.
以色列1948的建國過程, 以及在中東的增兵侵略與壓迫巴勒斯坦人, 在歐洲總是爭議不斷, 很多知名的歐洲知識份子從無間斷地批評過以色列的霸行. 例如"蘇菲的世界"挪威作者Jostein Gaarder, 葡萄牙的作家Jose Saramago, 居住在義大利的美國政治評論家Gore Vidal, 在歐洲媒體上都一直不斷地批評以色列在歷史上的建國過程沒有正當性, 根本不應該承認他們的國家地位, 再者, 他們不斷地壓迫阿拉伯人, 行為就像當年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一樣.
當然, 只有德國, 這個還背負著歷史包袱, 認為自己虧欠猶太人太多的國家, 很少人敢站出來大肆批評. 2002年, 全歐有120位知名的學者知識份子, 因為以色列的中東侵略性政策, 連署呼籲歐洲學者應該站出來, 停止與以色列的任何合作關係. 這件事情在歐洲掀起大波, 但是, 這120位裡, 只有兩位德國學者敢簽上大名.
前不久, 德國的綠色和平組織前會長Thilo Bode, 終於講出這樣的心聲: 德國應該好好地幫助以色列學習德國的歷史教訓, 讓他們知道侵略別人家園與壓迫不同種族, 會有什麼下場, 若德國一直不批評以色列, 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為.
這幾天, 媒體也公開由25位德國政治學者聯合撰寫的公開信, 標題是"Friendship and Criticism", 控訴以色列如何為了政治目的展開的屠殺與迫害, 並且德國與以色列的關係應該終於轉向, 現在該是重新思考德國與猶太人, 回教徒之間關係論述的時候了.
然而, 德國總理Merkel上週在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時, 還是說出了這樣的話: "德國永遠不會棄以色列於不顧, 無論如何, 德國永遠會是以色列最忠實的盟友." 這句話一說出, 馬上成為德國媒體的焦點, 因為太明顯了, 德國政府對猶太人, 還是因為歷史罪惡感, 什麼都不敢批評. 我還記得德國同事們當天下午休息在系上喝咖啡聽廣播時, 聽到這段話, 在場大家不是翻白眼就是噓聲四起.
不過, 德國電視媒體這星期公佈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民調, 目前有53%的德國人已經覺得德國不再對以色列有什麼歷史責任. 而六十歲以上的德國人中, 有48%覺得德國應該繼續幫助以色列, 但是三十到四十歲的年輕德國人, 將近70%都覺得德國不應該再繼續負任何責任, 更不應該資助以色列任何武力.
所以, 這項民調顯示, 德國對以色列的責任, 終究還是會因為時間洪流, 慢慢沖淡. 目前德國政府還是由六十歲左右的政治人物把持, 這些人對於德國迫害猶太人的過去, 還是覺得罪孽深重. 但在德國年輕人心裡, 對以色列暴行的憤怒已經大過上幾世代留下來的罪惡感, 所以, 不知道再過二十年, 德國政府還會不會繼續遵守Merkel上星期承諾的, "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們永遠都站在以色列這邊"?
2008年5月4日 星期日
學者 vs 知識份子
這個周末除了一直不斷的讀有關機器人實驗研究的文獻以外, 也硬是擠出一點空閒, 看了一點朋友從台灣幫我帶來的書. 很巧的, 這幾天一直讀到的話題是, 到底什麼是學者、知識份子、大學教授? 他們該做什麼能做什麼？
首先是因為劉兆玄要限制東吳教授上電視的時數, 報紙論壇湧進四面八方的意見，有抗議有贊成，還有討論到底什麼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這是我五月一日在聯合晚報社論裡讀到的:
「知識分子」是什麼？不管從中國「士」的傳統看，還是西方的歷史經驗看，「知識分子」最簡單、最清楚的定義都是：「以知識力量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人」。一般用兩項條件檢驗知識分子：第一，他有理想「介入社會」，而非只在書房裡追求自己的知識精進而已；第二，他介入社會的方式，是靠他的專業知識，而非其他。大學教授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背景，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吸收、研究、傳播知識，所以每一個大學教授都是「知識工作者」，但大學教授卻不必然就是「知識分子」。
還有，我在作家張鐵志書序裡也讀到這樣的一段話：
學者不是知識份子，學者是在大學教書的人，做學術工作的人，他們之中有些是知識份子，但大部分不是。知識份子有一個獨立的心靈，有一個寬廣而會歸納的心靈，有一個原創的心靈。我想，知識份子可以這三個品質來定義。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有這些品質。
看到這些，我又不得不想起ㄧ本我一直有計畫翻譯的書，艾柯(Umberto Eco)的Travel in Hyperreality漫遊超現實(我已經想翻譯想了好幾年，或許已經有人翻了？)，艾柯在這本書的自序中，指出美國與歐洲學者風格的不同。以下節錄於艾柯書序:
An American interviewer asked me how I managed to reconcile my work as a scholar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author of book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es, with my other work as what would be called in the U.S. a "columnist".... It is true that along with my academic job, I also write regularly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ere, in terms less technical than in my books on semiotics, I discuss various aspects of daily life, ranging from sport to politics and culture.
My answer was that this habit is common to all European intellectuals, in Germany, France, Spain, and naturally, Italy: all countries where a scholar or scientist often feels required to speak out in the papers, to comment, if on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 own interests and special field, on events that concern all citizens. And I added, somewhat maliciously, that if there was any problem with this it was not my problem as a European intellectual; it was more a problem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who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militant intellectuals is much more strict than in our countries.
他的大意約莫是，歐洲學者通常會同時有知識份子的責任，會用他學者的能力來探討時事，畢竟，無論時事是否關係自己專科領域，學者通常有比較活躍全面的思考力，因此可用更廣的角度來社會上跟大眾有關的時事與問題。
這些關於學者與知識份子的討論，讓我真的覺得，這ㄧ大群人裡，若依功能與他們實際在作的事情，其實可以分成好幾類：
ㄧ種身份是所謂的"文化名人"。他們有可能是專欄作家，文筆好一點，寫出很棒的文學作品，就成了文人作家。其中有很多人唸了博士於是也進了大學。他們創作文學之餘也不停的批判時事現象，這些人妙筆生花、偶爾也是會引用一點手邊好用的理論來突顯他們批判某現象問題的正當性，但若這些人沒有真材實料的科學創新研究能力，他們通常抓不到問題的真正根源，當然更別針對問題建議解決方法；不過，只要不興致一來隨性拿一些原因來亂搪塞解釋現象，就聯合晚報那段社論的定義，他們也算知識份子，我也相信我們社會上需要這類人，畢竟他們可以利用名氣，用很生動的文筆，喚醒民眾意識、讓民眾注意某現象某問題而影響著社會。
但我想，真正能改變社會的，是張鐵志書序裡提到與艾柯文裡講的，具有真正創新研究能力的知識份子。但這些學者，時間沒有那些文化名人那樣多可以不停地出書到處演講出名，因為他們還要花很多時間讀書作研究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真正方法。而這些人才能真正用科學的精神，從很多看似不同的領域裡找到關聯，因為很多社會上的問題來源，是跨領域產生的。唯有這樣的邏輯、寬度與深度，才能真正找出問題癥結，找出有效的方法真正改變現狀。
至於那些，在大學裡只爲了增進自身知識興趣作研究而與世無爭的學者，那就祝福他們過得愉快吧。我有時看到ㄧ些期刊文章，明顯就是這樣的學者寫的，我都很佩服他們的知足常樂，能夠滿意於完成這樣"不帶勁"的任務。當然，並非所有研究一定要直接可以改變世界才值得作，但是，起碼在我的工作環境裡，所有人的共同認知是，寫研究文章一定要明確指出"爲何要作這樣的研究，有什麼重要性，能有哪個方向的貢獻"，然而我們也常讀到令人匪夷所思的文章，看完只想問：ok, sounds neat, and then?
最後是那些介於中間的，就是身在大學，不是文化人卻忙著當名人，心裡明知應該作研究解決問題但卻沒有這項能力，很想當學者型知識份子卻讓自己成了名嘴，我想，他們即使有名利，潛意識裡應該還是鬱悶的吧！
後記：
1. 今年四月真是瘋狂, 白天在研究室上班, 晚上回到家, 總是無法控制自己地抱著電腦窩在沙發上寫部落格文章到深夜。可能因為四月在台灣燃起的ㄧ連串教育相關爭議，無論是台語課綱、一綱多本與教改問題，都讓我覺得實在不吐不快。
2. 兩週後畫家Anna Solecka與智利石雕家室友Rosa又要一起辦藝術展覽，她們照慣例要我現場彈奏幾場，還記得上次在她們展覽演奏時，彈完ㄧ輪我的老把戲蕭先生邦、德先生布西與其它現代歐洲音樂家等人的作品後，got carried away控制不住挑戰了一段即興，想不到是一個大失敗，雖然大家還是很捧場地拍手，但我真是洩氣丟臉不已。我這永遠的夢想，也就是擁有Keith Jarrett五分之一的爵士即興能力，不知道何時才能實現啊。
3. 我明天要正式進實驗室了。我其實很期待做這些機器人與語言使用者的互動實驗，這領域是我比較不熟的。老闆貝阿伯的這些實驗與研究結果，將有助於德國發展殘障人士或者老人的自動化機器語言系統，我希望透過這次參與實驗可以多學點。所以，again，我可能幾個星期都無法update部落格了。
2008年5月3日 星期六
勞工節漢堡大暴動
五一勞工節在歐洲各國總是以工會遊行為主. 然而在德國, 每年都會演變成為新納粹與反法西斯左翼的衝突.
但昨天在漢堡的暴動, 成為好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德國的新納粹一直有一個極右的政黨NPD暗地扶持, 常在各地遊行, 不過, 每次neo-nazis新納粹一準備遊行, anti-nazis反納粹人士就馬上動員更多人, 組織遊行與他們對嗆. 但昨天已經場面完全失控, 報導說, 若非警察強力介入驅離, 這次暴動一定會出人命.
四年前我曾短暫住在工業城市Dortmund, 這德國重要的工業區域在二戰被完全炸成平地, 現在已是很醜陋的現代化大城, 且全城失業率高, 極右NPD黨支持者眾, 我當時被安排住在的學生宿舍, 門口就有一張NPD黨的大海報, 遠看就能讀到上面有一大排字 "Ausländer Raus", (外國人滾出去). 我覺得這也未免太囂張, 走近一看才知道, 這排字前面還有一小字, "Kriminelle" (criminal). 所以, 整個口號應該是, "外國罪犯滾出去", 但太明顯地, "罪犯"一字刻意被縮小, 整張海報根本就是充滿了仇外意識, 我們這些外國學生每天出門見到這海報真是很生氣, 但又無可奈何.
勞工節在漢堡發生的衝突, 原因是有一千多位極右新納粹聯合挑釁七千多位左派的遊行. 我今天看電視新聞時, 見到那場面簡直可怕到極點. 新納粹份子不止失控到放火燒車, 毀壞店家, 大喊著, "無能的同性戀政府下台(註: 漢堡市長公開自己是同志), 外國人搶我們工作, 外國人全都滾出去", 甚至有一些新納粹包圍幾台準備發車的火車, 打傷火車員工, 搶走廣播器, 大聲廣播 "今天起, 外國人與德國人都要分開車廂." 還有人在一些餐廳店家外面噴漆, "外國人與狗不准進入".
我上個月才剛在柏林參觀過猶太博物館, 看過納粹迫害外國人的紀錄影片, 剛剛看完這些新聞, 聽到新納粹年輕人的口號, 我這個"佔了德國人工作"的外國人, 現在記下這些文字時, 還是全身發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