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 vs 知識份子

這個周末除了一直不斷的讀有關機器人實驗研究的文獻以外, 也硬是擠出一點空閒, 看了一點朋友從台灣幫我帶來的書. 很巧的, 這幾天一直讀到的話題是, 到底什麼是學者、知識份子、大學教授? 他們該做什麼能做什麼？

首先是因為劉兆玄要限制東吳教授上電視的時數, 報紙論壇湧進四面八方的意見，有抗議有贊成，還有討論到底什麼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這是我五月一日在聯合晚報社論裡讀到的:
「知識分子」是什麼？不管從中國「士」的傳統看，還是西方的歷史經驗看，「知識分子」最簡單、最清楚的定義都是：「以知識力量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人」。一般用兩項條件檢驗知識分子：第一，他有理想「介入社會」，而非只在書房裡追求自己的知識精進而已；第二，他介入社會的方式，是靠他的專業知識，而非其他。大學教授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背景，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吸收、研究、傳播知識，所以每一個大學教授都是「知識工作者」，但大學教授卻不必然就是「知識分子」。

還有，我在作家張鐵志書序裡也讀到這樣的一段話：
學者不是知識份子，學者是在大學教書的人，做學術工作的人，他們之中有些是知識份子，但大部分不是。知識份子有一個獨立的心靈，有一個寬廣而會歸納的心靈，有一個原創的心靈。我想，知識份子可以這三個品質來定義。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有這些品質。

看到這些，我又不得不想起ㄧ本我一直有計畫翻譯的書，艾柯(Umberto Eco)的Travel in Hyperreality漫遊超現實(我已經想翻譯想了好幾年，或許已經有人翻了？)，艾柯在這本書的自序中，指出美國與歐洲學者風格的不同。以下節錄於艾柯書序:
An American interviewer asked me how I managed to reconcile my work as a scholar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author of book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es, with my other work as what would be called in the U.S. a "columnist".... It is true that along with my academic job, I also write regularly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ere, in terms less technical than in my books on semiotics, I discuss various aspects of daily life, ranging from sport to politics and culture.

My answer was that this habit is common to all European intellectuals, in Germany, France, Spain, and naturally, Italy: all countries where a scholar or scientist often feels required to speak out in the papers, to comment, if on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 own interests and special field, on events that concern all citizens. And I added, somewhat maliciously, that if there was any problem with this it was not my problem as a European intellectual; it was more a problem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who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militant intellectuals is much more strict than in our countries.

他的大意約莫是，歐洲學者通常會同時有知識份子的責任，會用他學者的能力來探討時事，畢竟，無論時事是否關係自己專科領域，學者通常有比較活躍全面的思考力，因此可用更廣的角度來社會上跟大眾有關的時事與問題。

這些關於學者與知識份子的討論，讓我真的覺得，這ㄧ大群人裡，若依功能與他們實際在作的事情，其實可以分成好幾類：

ㄧ種身份是所謂的"文化名人"。他們有可能是專欄作家，文筆好一點，寫出很棒的文學作品，就成了文人作家。其中有很多人唸了博士於是也進了大學。他們創作文學之餘也不停的批判時事現象，這些人妙筆生花、偶爾也是會引用一點手邊好用的理論來突顯他們批判某現象問題的正當性，但若這些人沒有真材實料的科學創新研究能力，他們通常抓不到問題的真正根源，當然更別針對問題建議解決方法；不過，只要不興致一來隨性拿一些原因來亂搪塞解釋現象，就聯合晚報那段社論的定義，他們也算知識份子，我也相信我們社會上需要這類人，畢竟他們可以利用名氣，用很生動的文筆，喚醒民眾意識、讓民眾注意某現象某問題而影響著社會。

但我想，真正能改變社會的，是張鐵志書序裡提到與艾柯文裡講的，具有真正創新研究能力的知識份子。但這些學者，時間沒有那些文化名人那樣多可以不停地出書到處演講出名，因為他們還要花很多時間讀書作研究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真正方法。而這些人才能真正用科學的精神，從很多看似不同的領域裡找到關聯，因為很多社會上的問題來源，是跨領域產生的。唯有這樣的邏輯、寬度與深度，才能真正找出問題癥結，找出有效的方法真正改變現狀。

至於那些，在大學裡只爲了增進自身知識興趣作研究而與世無爭的學者，那就祝福他們過得愉快吧。我有時看到ㄧ些期刊文章，明顯就是這樣的學者寫的，我都很佩服他們的知足常樂，能夠滿意於完成這樣"不帶勁"的任務。當然，並非所有研究一定要直接可以改變世界才值得作，但是，起碼在我的工作環境裡，所有人的共同認知是，寫研究文章一定要明確指出"爲何要作這樣的研究，有什麼重要性，能有哪個方向的貢獻"，然而我們也常讀到令人匪夷所思的文章，看完只想問：ok, sounds neat, and then?　

最後是那些介於中間的，就是身在大學，不是文化人卻忙著當名人，心裡明知應該作研究解決問題但卻沒有這項能力，很想當學者型知識份子卻讓自己成了名嘴，我想，他們即使有名利，潛意識裡應該還是鬱悶的吧！

後記：
1. 今年四月真是瘋狂, 白天在研究室上班, 晚上回到家, 總是無法控制自己地抱著電腦窩在沙發上寫部落格文章到深夜。可能因為四月在台灣燃起的ㄧ連串教育相關爭議，無論是台語課綱、一綱多本與教改問題，都讓我覺得實在不吐不快。
　
2. 兩週後畫家Anna Solecka與智利石雕家室友Rosa又要一起辦藝術展覽，她們照慣例要我現場彈奏幾場，還記得上次在她們展覽演奏時，彈完ㄧ輪我的老把戲蕭先生邦、德先生布西與其它現代歐洲音樂家等人的作品後，got carried away控制不住挑戰了一段即興，想不到是一個大失敗，雖然大家還是很捧場地拍手，但我真是洩氣丟臉不已。我這永遠的夢想，也就是擁有Keith Jarrett五分之一的爵士即興能力，不知道何時才能實現啊。

3. 我明天要正式進實驗室了。我其實很期待做這些機器人與語言使用者的互動實驗，這領域是我比較不熟的。老闆貝阿伯的這些實驗與研究結果，將有助於德國發展殘障人士或者老人的自動化機器語言系統，我希望透過這次參與實驗可以多學點。所以，again，我可能幾個星期都無法update部落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