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2010/02/11
德國首都柏林，目前正在籌劃一個工程浩大的歷史大展。2013年8月，一場名為『揭開歷史：柏林與她的雕像』的展覽即將開幕。 更確切一點，這場展覽的重點是“Disgraced Statues” -- 那些在柏林歷史裡曾見證過集權壓迫的雕像，即將重新矗立，集中展出。
目前最受矚目的，是1991年在柏林被推倒的列寧。這尊原本身長十九公尺的大石怪，曾經是全柏林最巨大的列寧分身。這尊雕像，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被拆 除。四分五裂的身軀，象徵了當年柏林人對前東德共黨的正式揮別。德國賣座電影《再見列寧》更十分寫實地描繪這尊雕像的崩毀，對東德人的象徵意義 。
(圖片來源：Sony Pictures Classics)
這尊十九公尺的石怪被五馬分屍後，只剩下一顆3.5噸重的列寧大頭，被遺忘在柏林郊區某處沙坑裡。二十多年後，這顆大石頭，即將回到柏林市區，與其它『石怪銅怪』們共同進駐柏林市新成立的『歷史雕像博物館』。
(圖片來源：AP)
新落成的博物館，是由市區一座文藝復興式古堡(Zitadelle Spandau)翻新改建，預計將收集的一百座歷史雕像，除了近代冷戰時期東柏林市區林立的共黨象徵外，還有由十八世紀普魯士王朝所建、象徵軍事主義的雕像，以及納粹德國依所謂『完美亞利安人種』的法西斯美學所鑄造的各類塑像。 事實上，一些東歐國家也早有類似的『Disgraced Statues展覽場』，例如在莫斯科的Fallen Monument Park、布達佩斯的Statue Park，都可看到共黨集權時期的明星政治人物雕像。
這些展覽場，當然不是讓人緬懷與膜拜的地方。德國策展人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大展有層重要意義，就是讓觀展者反思，非理性地膜拜政治人物、在公共空間設立雕像藉以推崇某種意識形態的行為，能對人類社會有怎樣的危機。
不是嗎？世界上每段鐵腕政權裡都有被過度神化的領袖，他們是真理的化身；集權政府需要『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精神支柱，樹立街頭的雕像正是他們完美形象的展現。二十世紀的歷史，讓現今德國人唾棄反科學反民主的個人崇拜政治環境，別說公共空間的雕像肖像，德國媒體若有意正面褒揚政商名人，用詞得小心翼翼，一切對事不對人。不是德國人天生理性過頭，而是有甩不掉的歷史惡夢。
二十一世紀人類早已領悟，各類的歷史產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應該在脈絡化後的歷史情境被評斷檢視：沒有任何一類理論思想永遠是真理；受膜拜推崇過的人與物，縱使不曾失去歷史重量，當代人類對他們的價值評斷也會依時代演進而變動。
而博物館展覽，不正是這類理性思考最好的歷史教育空間？柏林將展出的石像銅像，每尊身上都刻印著複雜的歷史脈絡 、也承載著戲劇化的命運；歷史的波瀾曾讓它們坐擁光環、也曾將它們棄如敝屣。現在，這些雕像陸續回到曾佇立數十年的柏林市，背負起歷史教育的重任，襯著對每尊雕像最真實的命運描述，它們提醒觀展者『理性與反思』的重要。
台灣不也已經有一座現成的歷史雕像展覽場？桃園縣政府不遺餘力地收集了全台兩蔣雕像，名為『慈湖紀念雕像公園』。然而，它『紀念』的是什麼？官方網站對這個雕像公園的定位為『全世界唯一為單一個人的雕像所設立之紀念園區』--- 它當然會是『全世界唯一』，因為二十一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早已對『個人崇拜』的所有行動高度敏感。
當今台灣人對過去蔣氏政權歷史，由於很多複雜的政治或經濟原因態度不一。然而，無論觀展者態度為何，慈湖的雕像展覽若能襯著台灣歷史脈絡，真實地刻畫出每尊雕像獨有的境遇，以『面對台灣歷史』而非『紀念單一個人』為展覽重點，每尊雕像與它的命運，正可以提供觀展者絕佳機會，思考自己對歷史的態度。只把這樣的雕像展覽打造成『有庭園造景及小橋流水的雅致藝術公園』(註)，太浪費歷史教育空間、太簡化歷史感的意義、也太看輕台灣人民的理性與反思的能力了。
◎註：引自網路『兩蔣文化園區』的首頁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雕像的命運; 歷史的見證
2010年2月16日 星期二
新年隨筆; 虎年快樂
我到了歐洲來生活，才深刻體會一個人的思想與個性特質、一個家庭與家族的氛圍，與所在城市的歷史與傳統，竟能如此緊密不可分。
2002年初，我和歐元同時『進駐』了歐陸。我的歐陸第一站是德國與盧森堡交界的小城市特里爾(Trier)，那是每天觀光客絡繹不絕的小城 -- 它是古蹟林立的千年羅馬城、德國Riesling白酒產區、是常有中國觀光團來朝聖的馬克思故鄉，此外，它也是德國屬一屬二保守的天主教城市，市民多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市區的大教堂，有主教bishop駐守，這是當地居民的驕傲。
我的房東一家人也不例外，老房東夫婦一輩子都是羅馬教廷的信仰者。
『妳結了婚以後才能帶男生來家裡。』這是他初見我時，對我下的第一條規矩。
他們兩人有六個孩子，數十年來儘管時代變遷，他們還是堅持這個城市千百年不變的保守精神，對孩子想追尋的夢想與新的想法一律排斥。我目睹過多次爭吵，最後留在身邊的只剩一個還在讀大學的小女兒，其他子女無法忍受父母的固執，幾乎很少回家。
他們有幢十分美麗的房子。我分租的房間，開窗子後能看到的，除了是山丘葡萄園的一片綠，還有教堂的屋頂與鐘樓。每週日清早，教堂的鐘響不停，提醒全市民往那兒集合。我有時會跟著房東夫婦進教堂，他們很樂意帶我去，我這房客似乎讓他們挺驕傲的：我在台灣讀過六年天主教中學，望彌撒時每一首聖歌我幾乎都會唱。
那一年半的時間，我於是總在那棟老教堂裡聽神父講道、耳提面命地訓誡堅守老教條的重要。在特里爾生活的一年半，也讓我完全理解，為何從小在此生長的馬克思會說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樣的話；我也完全體會，房東一家緊繃的家庭氣氛，兒女們的憂鬱個性，房東老夫婦緊皺的眉頭，都與整座城市千百年累積下來、過度保守的宗教力量密不可分。
回到台灣; 回到我自己。
1980年代，我生長於高雄市。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在這個城市裡養大他們的兒女。
在歐洲一個decade後，我反而領悟如何把我的成長經歷，與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媽媽的人生與當時的他們所在的城市氛圍與歷史作連結。尤其，這幾年透過爺爺奶奶的對日據時期回憶的口述，了解旗后的曾祖父家庭結構與時代背景後，我竟深刻理解起我那位總像謎一樣的奶奶; 讀了舅舅寫的外婆一生故事(註), 才了解外公外婆以及他們十個孩子所經歷過的風浪, 而我成長過程裡的許多疑惑，在旅歐一decade後，竟慢慢能解釋點所以然。
是累積了百年的元素，才刻印出我今日的模樣，無論內在或外在的模樣，無論是我自己喜歡或討厭的模樣。也因為如此，我越來越能看清自己的渺小。儘管身體不在我生長的城市，我總還是看見自己在這城市的歷史波瀾裡浮沈。
今天是大年初三。去年農曆年許的願望還是沒變、該學的事情還是一望無際地廣闊。儘管如此，我身旁總有美好的人事物，這點足以讓我無限感動欣慰。
以此隨性而寫的個人心情筆記，祝福大家虎年快樂。
(註)小舅舅在外婆過世前開始寫下一篇篇很精采的"阿媽的故事", 從日劇時代童年開始講起. 那陣子我們這些後輩們每週都等著他出刊, 若他同意我有機會借來放在部落格連載好了
2010年2月8日 星期一
When you see old houses...
...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listen, they always have some cracking stories to tell.
(圖片攝於高雄.鳳山.曹公圳 Jan 2010)
2010年2月6日 星期六
紀念納粹屠殺受難者的『街頭絆腳石』
這張貼在系上的海報是公告前幾週的一個演講，有關德國二戰後的轉型正義行動與創傷。我後知後覺，最近才看到海報，演講時間已過。
不過，海報上顯示的四方形金屬牌，是來自十多年前一個很有意義的藝術行動。
九零年代開始，一位德國藝術家Gunter Deming，陸續找出納粹屠殺受難者的住址，就在這些受難者原居街道上，打進這樣一塊牌子，每塊牌子上都寫著：這裡原本住著xxx，
出生地與日期，
受納粹羞辱，
死亡，死亡日期
藝術家把這些牌子叫作Stolperstein，中文叫『絆腳石』，這些牌子，散落在德國許多大城市裡。
其實走在柏林市區，只要注意地上，常能看到這些金屬牌。我甚至曾看過有些房子前密密麻麻地排滿五六塊牌子。抬頭看看這棟建築物，可以想像當年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就從這棟屋子裡被帶往集中營。
2008年，德國導演把整個藝術行動，拍成了一部紀錄片，片名就叫作Stolperstein
延伸閱讀:
柏林市蓋不完的屠殺紀念碑
2010年2月1日 星期一
這裡禁止批評狗！
幾年前，布萊梅大學校園本來頒了新令，禁止攜帶狗進入建築物裡，人文社會科學二館門口，掛起了告示牌，寫著：Mitbringen von Hunden Verboten，『這裡禁止帶狗』。
這項禁令造成全校師生聯署抗議，聯署書上寫著：很多人整天都待在研究室工作，若禁止養狗的人帶狗進研究室，狗兒不就得自己在家好幾小時見不到主人，這樣的禁令違背動物權！
抗議聲浪讓布萊梅校園解除了這項禁令。『帶』字被人塗掉改成『批評』，告示變成Kritik von Hunden Verboten『這裡禁止批評狗！』
這幾年來系館整修過幾次，這個塗鴉告示卻總是被留著，從沒有被粉刷掉...
2010年1月17日 星期日
[日記] 勇敢
從台灣返德第二天，時差仍很嚴重，睡得不太好，好在是週末，還不用上班。清晨四點，夢見在台灣的一些人，夢裡畫面還很清楚，但朦朧醒來之時不太確定自己身在哪裡。
回德國前，在台北因為談些公事，與某位系主任見面，他讀過我的著作，去年也聽過我演講，這回我在他面前聊了想法與計畫，他盯著我看，說了句：『妳很有膽量。』
我愣了一會兒，沒有追問為什麼他這麼想。
但，我有嗎？
十年來從沒有想過『有膽量』這類的形容詞套用在我身上的意義，直到去年我與鄧妮可討論起勇敢的意義，才發現，在這社會上，想不顧旁人眼光，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法，堅持走屬於自己的路，或許並不是這麼簡單。
鄧妮可是大我不到一個月的表姐，與我從小一起長大，不知是巧合還是互相影響，我們各自走上了讓其他人說『勇敢』『有膽量』的道路。她目前在上海當藝術家，經營藝廊『梅子』，她在上海的第一個個展昨天開幕。
今天打開電腦，接到了那位系主任的mail，想到他對我說的話，於是又找出鄧妮可去年寫給我的信，標題就是『勇敢』。
2009/2/23
A letter from nicole teng
決定轉行，改做創作有關的事情，為所謂的夢想，展開看不到終點的追尋。
做了十年的廣告，是從大學畢業的隔天就開始的，從沒有離開過。
身邊的朋友還有同事和朋友聽見我的決定時，一開始給我不可置信的表情，下一秒鐘就會說『其實這份新工作真的很適合你，我好羨慕你，我真希望我也有勇氣離開』，而有些人會用誇張卻也很誠摯的表情對我說：妳好勇敢。
我一點也沒想過勇敢這件事情，對於決定的本身，覺得那只是一個選擇罷了。
我對鄧導說：我覺得比起投資大把鈔票在建築這個事業上的你，我算哪門子的勇敢。
沒想到鄧導說，能夠放棄眼前的，常軌的，穩定的事物---他也覺得我很勇敢。
經由他的嘴巴一說，我覺得『勇敢』這個東西，原來存在更具體的價值。或許這不僅僅是一個決定這麼單純吧，也可能，對於我的人生，我總把事情看的單純一些，因為我覺得那樣才真的看的見，也看的清楚。
我是貨真價實了放棄了優渥的薪水跟穩定的工作，對於馬上來臨的升官和嶄新的主管辦公室，我一點也不心動。
我想這就是我，我只看我還沒有得到的那一邊。
一杯裝了一半的水，看到的是空的半邊，還是有水的半邊？
而對於自己的未來，巨大的忐忑和惶恐包圍我，好像在黑夜裡被推下海洋，雖然知道要不斷游水求生，卻不知道方向。
覺得自己好渺小，太渺小了。
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我所看到的芬蘭2: 芬蘭教育大祕密
2009年算是我的『芬蘭年』：年初有位芬蘭博士生Tuomo拿了奬學金來我們組裡待了五個月，老師把他安排在我的研究室裡，我與他兩個人於是每天從早到晚面對面，一同工作近半年。2009年八月的芬蘭行，創造我旅行城市的高緯度新紀錄，盛夏八月的赫爾辛基，圍巾已經是上街必備單品。
與我朝夕相對的Tuomo有個習慣，就是不停地嘆氣或者大聲地深呼吸。一開始，這個習慣給我帶來很多困擾，我與歷年來共用研究室的同事們，大家心照不宣，只要進office就是完全安靜。研究室像打禪用的修行室，有時又像廝殺激烈的戰場，一切的劇情起伏都在每個人腦子裡上演，而這些高潮迭起的內心戲，需要外在的絕對安靜。
我發現他有這個習慣後，我開始跟著他嘆氣的頻率分心煩躁起來，每聽他嘆一次氣，我的戰鬥力就更薄弱，終於，某天我決定記下他每次嘆氣的時間，看看是我自己太敏感還是他嘆氣頻率真的太高。隔天午餐時間，我拿著密密麻麻時間紀錄想要跟他談這件事情，想不到，他開始講他太不順遂的念博士心路歷程，包括找不到長期的奬學金，指導教授不理他，有些理論他無法頓悟，等等。聽完他的境遇，我把那張『嘆氣紀錄』硬是塞回了口袋。
原來，這位芬蘭同學在求學上，真的有很多憂鬱很多煩惱，眼前這位朋友，就像是從Kaurismäki電影裡走出來的典型陰鬱芬蘭人。好吧，或許大聲深呼吸真能讓他好過一點～
接下來幾個月，我也就慢慢習慣他的嘆氣聲，他六月離開後，進來一位打字密集快速有如機關槍掃射的德國同事，這時，我反而想念起這間研究室曾經有的人氣。
芬蘭教育有個大祕密，是近幾年台灣信奉擁抱的myth。這個myth背後，還是脫不了以『國家競爭力』來判定教育成敗的邏輯。教育成敗當然不能直接與國家富裕程度畫等號。富裕的國家不一定有快樂的人民，中小學的學生上課時課程讓他們快樂學習，不一定有好的制度讓他們一路快樂無壓力到念完大學。
當然，有些部落格與市面上的好書，很詳細地紀錄了芬蘭中小學的教學現況，包括他們較活躍的課程設計與學習方法，社會福利制度配合下沒有任何一個小孩會被忽略，這些聽起來都比華人社會的教育厲害太多。這些講述不無道理，但我覺得，近幾年對芬蘭教育的推崇，把教育裡三種應該分開來談的東西混在一起：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教育制度，教育內容。
這三種東西只要被混在一起，教育的成功與否，學生能力的評斷與原因，就容易失焦。也因為這三類些討論全混在一起，台灣教育部官員去芬蘭考察，東學西學，回來後只是效法些表象制度，忽略其他因素，根本不會有像芬蘭那樣的教育效果。
就我所知的芬蘭，最厲害的一點，是沒有任何一個學童會因為經濟壓力失學，這是一個國家社會福利的最高成就。但芬蘭的中小學課程內容與設計，也是以西方二十世紀起發展出來的教育概念為基準，當然就培養學生活躍思考力這點，比華人教育內容的來得進步，但芬蘭與其他歐陸國家或澳洲等國，教育基準並沒有太大差別。應該說，西方教育課程背後的哲學理論從二十世紀發展到此，仍少有突破。當然，台灣的中小學人文教育，連這些二十世紀發展的教育概念都很難趕上。
芬蘭學生高中畢業後，也必須面對競爭激烈的大學考試，能上高學費的補習班也是富裕學生的優勢，Tuomo說，高中生第一年考不上大學窩補習班一年重考，也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如同德國的教育制度，不考大學還是有上職校的選擇。不一定要念大學才能在社會上立足。
因此，既然中小學教育內容與其他西方國家差異不大，大學生的素質其實跟其他歐陸國家並沒有相差太多。反而因為民族性，社會政策或其他因素[註]，芬蘭人在歐陸的刻板印象，反而是鬱鬱寡歡不多言。
我的『2009芬蘭年』，有與芬蘭人朝夕相處五個月的觀察與『訪談』;有到赫爾辛基大學workshops面對芬蘭研究生的經驗，我覺得芬蘭教育其實沒什麼大祕密：它有如同其他歐陸國家一樣，跟華人學生比起來較快樂的中小學生，但沒有比其他國家更優質的大學生。而這些快樂的中小學生，長大後若想上大學，要面對的壓力比起台灣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芬蘭教育，最讓人羨慕的，就是政府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學童會因為父母經濟因素而受忽略。台灣教育部官員屢次到歐陸考察想學芬蘭。與其學點皮毛制度亂應用，不如先學會怎樣讓國內每一位弱勢兒童都能受到平等教育與關照吧。
[註]曾看過一則報導，有學者認為芬蘭語系的獨特讓他們認為自己不被了解，處在歐陸鄰國間非常格格不入，也是造成他們特別憂鬱的原因之一。有這說法，但可信度尚待證明！
延伸閱讀：[旅行]我所看到的芬蘭1: 酗酒的刻板印象
2010年1月11日 星期一
[讀書筆記]日治時期台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１
奇怪的很，最能讓我靜下心來讀書幾小時不釋手的地方，還是台灣家裡。
那裡有熟悉的老椅子，加上碼頭邊吹來的海風，無論哪一個圖書館、咖啡館、或者是令我一踏進去就操煩的德國研究室，都無法讓我像在家裡一樣平靜地看書，專注地讀書。
這次回台灣，就在家裡讀了幾本好書。其中讓我獲益最多的，是王錦雀寫的＜日治時期台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書是去年就買的，幾個星期前我終於接續去年讀完的書序，從第一章開始細讀起。
這本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背景與研究十分扎實。在進入重點分析之前，前幾章也清楚描繪台灣日治時期的歷史與政策背景。即使這是博論改編，整本書讀起來還是毫無負擔，文字很順暢。
對我來說，這本書最珍貴的地方有三點:
第一在於它的重點擺在教育的內容而非只有教育制度; 就如同作者所說：「有關(日治時期)教育制度敘述的研究極多，而有關學校教育內容，課程，教材的研究卻幾乎沒有。」(p25) [註]
第二是這本書分析的科目是『國語文』與『修身』。即使是當今的台灣教育，這兩類科目的課程內容，都還是爭議不斷。
第三則是作者把這兩個科目的課程內容，跟當時一些民間概況與文化現象作連結，直接分析這兩類課程怎樣影響人們在當時社會的行為。
在更詳細地講述這三點之前，想先提的是，我在讀這本書時，隨著作者的語言描述進入了我阿公阿媽青少年的時代;同時，我腦子裡某部分的開關也常被書的某些章節啟動，依序抓出一些日本殖民時期課程內容與當今教育內容近乎共通的相似點。這部分常令我發笑，因為，讀到作者對殖民時期一些課程的批判，我覺得把這些批評內容的主詞改一下，還是可直接copy & paste，適用於當今教育。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讓我如此受益的原因之一。
(待續)
[註] 根據作者所述: 在這本書之前，林茂生所寫的【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是對「日治時期學校課程內容」研究涵蓋最廣也最精闢的著作。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占據校園的德國大學生
"OCCUPIED. WE STRIKE" (布萊梅大學行政大樓門口)
近幾年來，德國各大學的學生會，從沒有停止過抗議德國大學的體制改革與學費的徵收。終於，今年十一月起，全德國大學的學生會，聯合起來『占據校園』. 
"SOLIDARITY INSTEAD OF ELITE"
"IF YOU WANT TO SING OUT, SING OUT. AND IF YOU WANT TO BE FREE, BE FREE"
他們除了不滿德國大學的高學費，還抗議這兩年來，德國為了配合歐洲的Bologna Reform，漸漸淘汰傳統舊制，德國現在與英美一樣，採用BA/MA制度。
德國大學的舊體制較自由，沒有修業年限，該修的課程多數也由學生自行決定；而新體制的BA/MA課程，由各系規劃嚴謹，幾年內必得修完，否則就畢不了業。新的年限規定，也讓許多必須在課餘打工賺錢的大學生們壓力倍增。
對德國大學生來說，政府為了節省經費，用新制讓大學變成一座座『學習工廠』，學生一進大學，就被逼著在短短幾年內吸收所有課程內容；學生在工廠『加工』完畢後就被送走，換下一批學生進來。
"CAPITALISM, NATION, SHIT"
布萊梅大學的學生會也響應全德國的行動，從十一月起，學生們就進駐我們系館一樓。他們搭起帳棚，輪流住宿校園。他們每天在學生餐廳發傳單，也在市區組織了幾場街頭抗議。一個月過去了，他們尚未有撤退的跡象。
全德大學生聯合起來佔據校園的行動，除了讓所有人知道他們的理性訴求，也讓我再次驚嘆德國學生會的左翼傳統與力量、以及教授老師們的全面支持。大學應該給予學生發言和一些參與制度改革的空間；還有，大學生，是最不應該保持沈默的一群人。沈默、麻木，是這個社會裡，能讓人輕易染上的可怕習慣，若不在年輕時抵抗它，這個習慣，即不知不覺地漸漸上身、入骨。而，正如同portnoy此文的標題---We know that silence can certainly kill!
2009年12月3日 星期四
國語字讀音，何需只有單一解答？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本文刊登於聯合教育新聞2009/12/03
近年常有國語字讀音相關的爭議，起因是國語課本裡某些字的讀音屢次修改，有些甚至跟日常生活的口語讀音大相逕庭，導致家長、學生不知標準答案到底為何。我認為，有關國語字讀音混淆所引起的討論與抱怨，其實可以回歸到台灣國語文教育的一個盲點與難以突破的弱點，那就是過度信仰「單一標準答案」的僵化形式。
首先我想釐清的一點是，語言的使用會隨著社會的演化不斷地改變，有各種類的新辭彙與文字讀音，持續不斷地在我們的文化裡發展著。一個語言，能有字典依據文字歷史傳承而紀錄的文字規則、也能有大眾所習慣的讀法用法。端看你是在甚麼樣的文化情境裡使用這個語言。例如「骰」字，不管字典依照何種標準、語音解讀為何，國內所有人都會讀「ㄕㄞˇ」，而非「ㄊㄡˊ」；「尷尬」多數人會唸成「ㄍㄢㄍㄚˋ」，要讀「ㄐ一ㄢㄐ一ㄝˋ」也無不可。
而國語文課的最大功能，不正是讓學生有應用國語文的能力？而學習「應用」語文該具備的能力，並非只是死背某詞、某字、某讀音的單一正解，而是理解各種文化情境裡，語言應用的多樣貌。對於各類沒有收入進字典的新詞彙、或不同於字典或課本註解的文字讀音，學生當然也應該要能判別，在何種型類的文章、何種情境的溝通下可以使用或者不適合使用。
侷限於對與錯的二分法，硬是要為某個國語字讀音找唯一答案，終究只是為了在（填鴨式）考試裡有標準正解，以方便學生作答與老師批改。因為，死記文字讀音的對錯，並無助於國語文教育中理應最重要的一環，也就是掌握語言、透過語言組織思考的能力。並非「語音」不重要，相反的，它很重要；而它會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在各種情境使用語言時用好它。畢竟，學生一出課堂，無時無刻都在各類社會文化情境下使用語言，無論是親友間口語交談、觀看理解媒體訊息、寫各種文類的文章，不同的情境下，都有不同的語言使用需求與標準。國語文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學生能夠在各種情境下靈活掌握語言; 或者，當他們接觸到別人的語言使用時，能反思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
國語文教育的目的，絕非讓學生以為，他們應無條件地追求單一種最高尚、最正確的語言。
唯有把語言使用的目的與文化情境納入考量，語言體系裡的文字、詞彙等學習才有意義。因此，即便一個國語字的讀音能有多種、字典解讀與日常生活習慣用法不一，只要適合文化情境需求，何需強求學生只能接受單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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