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街頭的德國中學生

今早上班途中，巧遇一群罷課、走上街頭示威的德國中學生。他們拿著標有"Schule Streik"(school strike)的旗幟，沿路高喊著---

"我們不滿意現狀，我們要更好的教育!"



已經多次親眼見到或從新聞上看到德國中學生遊行抗議，這些示威，總受到家長與教師的認同與支持。

我認為最有資格示威的，是台灣的中學生。

或許，有那麼一天，他們也能上街吶喊出對教育的不滿與要求; 不再有任何反動的語言，把過度保守的道德意義強加於"教育"上; 不再有千年不變的"教條"，擠壓學生自主判斷的空間; 不再有人對年輕學生的自主發聲，任意抹綠抹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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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從小就很不成材..."

"Kapitalismus war als Kind schon Scheisse"

(Capitalism has been shit since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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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高牆

(刊登於嗷雜誌 2009/05/23)

五月二十一日嗷雜誌刊登了 "笨蛋，問題不在酒"一文，講述台灣師大因為校園圍牆上出現酒類廣告而遭批評，於是決定撤廣告。除了作者李立偉討論到的「校園商業化」議題 外， 針對教育部認為學生該保持單純、校園內有酒類廣告違反教育意義，我認為，這個事件完全反映台灣社會對大學生的期待與想像，普遍仍過度保守。

如同李立偉在文中所提，歐洲大學校園裡的咖啡廳、酒吧內外有酒類廣告，早已是稀鬆平常。例如我居住的城市布萊梅(Bremen)是Beck’s啤酒 的出產地，全城的餐聽都有市民熟悉的Beck’s的廣告，大學校園內餐廳當然也不例外; 夏天傍晚，大學生在校園草坪上喝啤酒聊天，也是熟悉的畫面。此外，許多歐洲大學，根本沒有「校園」這個概念，大學建築分布在城市各處，系館附近不只林立著 讓大學生聚會的酒吧，也不乏更複雜的場所。若依照台灣官員們的邏輯，恐怕這些歐洲大學，都正忽視大學生的單純、正違反教育意義。

教育部如此批評，似乎仍把大學生當成中小學生一般管教，缺乏對成年人的尊重與信任。大學校園本是讓學生準備進入社會的重要場地;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方面批評大學生沒有獨立自主能力; 另一方面卻剝奪大學生的獨立判斷與選擇的自由; 屢次主張強化「單純性」來當作大學校園內與外的明顯分界，又期待大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越過這道高築的牆，輕鬆地進入不怎麼單純的社會。

這些矛盾，還是源自於華人文化對學生身分的保守想像。例如，學生不應該參與政治、不該有意識形態、曾沾過一點負面意義的事物，都不應該觸碰，無論它們被賦予負面意義的原因是否正當，鮮少能有讓大學生自己取捨選擇的空間。教育部官員們或所謂「社會觀感」，已經定義好何謂為「正面」與「負面」。例如菸酒，背負著負面的道德意義，而這些價值論定，還是基於膚淺的表象或（過度保守的）傳統。

民主深化的台灣社會，需要能夠獨立判斷價值與道德的公民。台灣的所謂道德教育，仍只是不斷地追求既定的傳統價值名目。中小學生或許仍需要別人引導特定價值的認知，但是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需要很大的空間與機會，思考與取捨各種傳統價值，在社會各現實層面與不同角度衡量下會有的衝突。畢竟，現實社會裡，多數現象由複雜因素造成; 一個議題、一件事情的價值，並非可簡單地由「正面、負面」來二分。菸、酒、檳榔等教育部與立委口中的負面物品，還有更多基於社會觀感、學生不宜觸碰的事物，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後，馬上得面臨自行判斷價值的抉擇。

獨立取捨傳統、現實、道德等價值，本來就是民主社會運作需要的能力。阻隔大學校園與社會現實的那道高牆，必須慢慢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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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諾威街頭的左翼獨立書店

前一陣子去漢諾威出差，提早到達出差地點，於是在街頭閒晃了一會兒。突然發現一間書店(Buchladen)，與其說像書店，不如說是間堆滿書與古董的小倉庫。時間還早，我走了進去，馬上被新舊混雜的左翼書籍、共產主義名人的肖像與卡片，給團團包圍。

書店老闆看起來約六十多歲，高高瘦瘦還是很帥氣，我心裡馬上OS:肯定是個68學運的鐵漢之一。德文有一個單字Achtundsechziger(68er)，專門label那些當年活躍於68學運的人。這位老闆就是個68er。

他抓起我們眼前的一部標示Das Kapital資本論的DVD，開始口沫橫飛地講述這位德國導演兼作家的拍攝理念與動機。這位到了六十多歲還熱血沸騰的老闆，是真的努力地解釋、想讓我了解。

最後，我不得不離開時，從這店裡帶出的是這位溫暖博學的老伯給我的感動、與八十年前Eisenstein艾森斯坦最終夢想的實現成果---資本論電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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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形式，決定觀眾觀點的改變

上個月，台北的「城市遊牧影展」播放了一部新加坡紀錄片<李家王朝> One Nation Under Lee。基本上，這部紀錄片很直接明瞭地揭露了新加坡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面貌。例如，全片穿插新加坡國內受政治迫害者的訪問、抗議的影像、與清楚的社會背景解說，外加一些統計數字與資料，不少畫面就如同電視廣告一般，直接打出文字訊息與數字、口號，配上激動人心的音樂，成了一部直接強烈的propaganda宣傳性紀錄片。它把新加坡政府壓迫言論自由的獨裁霸行、與要求民眾起身行動的呼喊，毫不包裝地直接傳遞給觀眾。

影片映後有個座談，有在場觀眾發言，讚揚這種宣傳性的紀錄片，對於藝術形式來說，是「誠實」的形式展現。他的意思約莫是，眾所皆知，紀錄片這型類，根本不可能中立地揭發事實，這部強烈的宣傳影片，反而才是誠實地把「不中立」這個特性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直接告訴觀眾，「我們就是要宣傳、我們正要改變你們的想法」。

然而，暫且不提它被詮釋為「誠實」有無意義，這類強烈宣傳性紀錄片的製作，或許忽略了一項當代很重要的影像論述形式(visual discourse)研究成果---

許多實驗與研究文獻，都已能證明，像這樣的宣傳性影像論述形式，的確可以清楚地向觀眾「傳遞」訊息，但無法有效地「改變」某些觀眾根深蒂固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時的競選宣傳廣告，它傳遞的訊息，能改變的是尚未決定的中間選民，並無法改變長期支持某政黨的選民。

「訊息傳遞」與「有效改變觀眾既有的觀點」，是兩種雖相關卻不一樣的功能，在影像層面來說，會由不同的形式來落實。

這部<李家王朝>紀錄片裡強烈的宣傳形式，最大功用，在於讓我們這些非新加坡人了解新加坡發生甚麼事，而它所用的語言、影像與音樂，或許可激勵那些正反抗新加坡政府的社運人士; 然而，它沒有足夠的力量，改變那些長期被政府洗腦、堅信政府萬能、天下太平的新加坡人。而改變後者，或許才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最終目的。

要利用影像形式「改變」某人已經習慣的觀點很不容易，但有效的方法，是讓這些目標觀眾，在觀看影像時，進入一種與他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情境，讓他們找到這些情境與自己切身的關聯，換句話說，靠得是「同理心」的喚起。

這樣的例證，甚至可以追朔至西方中古時期的藝術演變---

中古時期歐洲藝術以宗教為主，為了「傳遞」聖母與耶穌基督的「神聖萬能」的概念，繪畫與浮雕中的聖母與耶穌基督，不只表情與動作皆僵硬，身型比例刻意被放大以顯重要性; 而其身旁平民人物的描繪，則被刻意縮小以展現大眾百姓的渺小，身型相較之下，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說，此時的藝術，主要傳遞聖母與耶穌的"偉大"。



到了十三世紀初，義大利聖人法蘭西(Francis of Assisi)，發現民眾漸漸無法感受天主教與自身生活的貼近、不再由衷信仰宗教或樂意進教堂，於是，他找了一些人，在市區廣場，扮演起耶穌受難聖母哀悼的場景。這些真人演出，有效喚起了民眾對於"母親哀子"的同理心; 於是，宗教繪畫、雕塑，同樣基於利用同理心「改變」信徒行動的功能，不再以大比例、完美無表情來「傳遞」聖母與耶穌神聖的概念，而是越來越講求比例真實、情感描繪的貼近民眾。這樣的藝術功用與潮流，後來造就了以「人」為本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成為西方藝術發展史的重要轉戾點。



回到現代。當天台北的影展，某位與談人也提到，新加坡人居然能普遍堅信政府長期建構出的那套論述且認為言論自由事不關己，他覺得很不可思議，而到底該如何讓這些新加坡人真正放棄已習慣的論述，才是改變新加坡社會的主要關鍵。

那次座談的重點之一，是「紀錄片如何介入社會現實?」，但當天時間有限，討論仍著重社運現況。而我對以上這問題，遲來的回應是---

紀錄片等媒體影像的「形式」，決定此片的「功能」。它可用來傳遞資訊、可激勵奮鬥中的同志們，或者，它也可改變觀眾原本堅信的觀點、讓他們起身行動。要達成第三種功能，影像呈現的論述，無論是視覺、聽覺、語言的操弄，都需要能真正有效地讓觀眾的同理心被喚起，讓觀眾在看這些影像時，輕易把自身放進影像情境裡，燃起切身的感受。否則，它的功能，就停留「傳遞」。當然，不可否認，「傳遞訊息」也可是紀錄片的好用功能，此部新加坡紀錄片之於我們這些外國人，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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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龐克大遊行

五月, 在春天的陽光下, 德國龐克們照例大遊行. 這天若上街, 背景襯著的是露天表演的龐克樂團吶喊聲, 映入眼簾的, 是牽著大狗, 握著啤酒瓶的龐克們, 正揮著红黑色"安那其"大旗; 有些成群結隊遊行, 有些坐在草地野餐.

這些年輕人, 很多是"環保龐克", 野餐完, 遊行完, 帶走酒瓶與垃圾, 讓市民無理由抱怨, 龐克的存在, 有礙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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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理性 應學習就事論事的能力

本文刊登於 聯合教育論壇2009/04/21

台灣學校教育發展至今，仍未出現有系統的教育方法，長期培養學生理性地就事論事、針對議題探討的能力。這樣的後果，是台灣社會在政客與名嘴過度操弄族群與藍綠議題後，充斥著激憤的非理性語言。這些語言，常以針對「某些人、某群人」為出發點，當「這些人、這群人」被標上了 「非我族類」的標籤後，他們的一切作為與言行，無論關於何類議題，直接被判定為負面惡行。

台灣的教育，若無法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就事論事的能力，往後台灣的下一代，仍將繼續輕易地全盤接收這些語言操弄。只要是自己信仰的政黨或者公眾人物，反對某群人或某意見，他們即刻被淹沒於政客名嘴營造出來的情緒氛圍; 台灣社會的裂痕，亦將不斷地繼續加深。

以歐洲與澳洲的教育為例，理性能力的培養，融入在許多人文學科裡。例如，品格教育，著重在思考某些品格特性與情境場合的合適度，而非過度推崇某些品格或禮儀項目，試圖將學生培養成道德糾察隊; 畢竟，不是每一種品格特質，都可以在社會各式情境下通盤適用。於是，被認定有某種品格的公眾人物，他們的所有言行與立場，也不一定適用於社會各領域。換句話說，品格教育，重點並非在強調某品格特質的無限正確性，而在於它們應用在各種社會領域與議題上的適合度與否。

再以國語文教育為例，理性的培養，落實在讓學生了解並非收錄於課本教材裡的文章，必定是無可挑剔的。這些文章，文字用詞或許優美，但內容觀點不一定適合於現代; 或者，這些文章的內容，甚至可以激起我們針對周遭議題的反思。再者，並不一定每位讀者，都必得贊同課本文章的內容。因此，國語文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是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並針對文章內容所呈現的觀點，讓學生表述對作者論點的贊成與反對; 而非只求吸收內容，沒有透過探討就全盤接收文章的觀點。

近年來，多位年輕一代的老師們，盡力地在僵化的考試制度下，努力地找出培養學生活躍思考的方法; 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然而，台灣教育體制裡，尤其是中學，仍需要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性的教育方式，長期培育學生的思考力，以加強學生針對「事、議題」的表述意見的能力。並讓學生理解，無論意見的提出者是否公認有某些品格與地位，我們是否接納某意見的關鍵，應是此立場對自身社會的影響，而非議題由 「誰」來提出。毫無思考過程、盲從於某些人物或團體，是一個社會裡，理性的最大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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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老德: 理性冷靜的歷史原因

回到台灣, 很多人常問我有關德國人個性特質描述, 例如冷漠, 理性, 直接無禮, 求效率等等,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無法廣述全德城市各角落的狀況, 但這八年來與我一起工作生活的德國同事與朋友, 的確大多數都符合了這些刻板印象

目前與我每天一起上班的, 約莫有五六位德國人, 有些是系上教授, 有些是博士生. 他們多數政治立場偏左, 他們也是我與德國社會文化的橋樑, 我常把一些我在網路上讀到的台灣新聞與社會現狀, 拿來問他們的看法. 例如, 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德國, 他們會如何看待.

長久下來, 我與德國朋友們都認同, 德國社會, 某方面來說, 理性的可怕.
而很有趣的是, 很大的原因, 來自於德國那段到現在都甩不掉的二戰納粹歷史.

例如, 在台灣很好用的"愛台灣"口號, 到了德國, 直接成為丟臉的行為---二戰時喊太多"愛德國"所造成的悲劇, 以至於目前的德國人, 除了新納粹之外, 很少人能大喇喇地說得出口愛國或者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 德國四處掛起了红黑黃三色國旗, 我目睹許多60,7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 嫌惡嘲諷地說, 這大概是二戰之後的難見盛況, 新納粹現在一定最得意...

不像台灣某些政客可以肆無忌憚地說"支那豬", 德國社會, 納粹歷史未結, 平反與轉型正義行動, 還不斷繼續, 因此除了扶植新納粹的政黨, 鮮少有政客敢再操弄民粹言語, 針對另一國家或族群的人惡意謾罵.

我所見到的德國社會, 因為歷史包袱的緊箍咒, 也有許多絆腳石, 對以色列的無限支持的態度, 即是其一. 然而, 這個歷史包袱, 也讓多數德國人幻滅, 無須再信仰某政黨可以是萬能, 某領導人可以是全能, 再者, 舉辦任何大活動用以推崇某政經領導人, 無論在世或已故, 無論是否屬於自己認同的政黨或團體, 都是没必要, 甚至有可能有負面影響.

没有了情緒性的愛國字眼, 大家只好就事論事, 談起議題. 沒有"相忍為國"這種概念, 只要有人受壓迫, 就該支持他們上街抗議. 60年代的學運與70年代掀起大紛擾的RAF, 更是讓那些大資本家, 披起了狼皮. 任何議題, 例如對環保, 不能再以拼經濟為由正當化.

這個社會當然也有很多其他問題, 很多是與台灣不同的問題, 目前也有沒能倖免的經濟危機. 以上只是在我關注的層面下, 透過我身邊的德國人和德國社會的接觸後的感想. 對社會文化特性的真正了解, 常由比較差異而來. 這幾年親身體驗的老德特質與社會理性, 不管是正面負面, 都讓我同時更了解台灣的某些社會文化特性; 德國友人, 也透過我的對台灣的描述, 看見了自己的怪異.

"別人對我們的刻板評價，照這麼說來，其實都是真的..." 他們常這樣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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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olia in Spring

復活節假期，北德放晴，騎車穿越市區，迎面而來全是各式花香。五年多來，我每天上課、上班，都會經過這株木蘭花樹。今年，是我在布萊梅的最後一個春天。今天特地走向前去拍下這些花。

每年的四月，這株樹必百花綻放，然而，木蘭花盛開幾天後就漸漸凋落; 每年此時，往返學校途中，只要看到這些花，都會想起，一年又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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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伊斯坦堡2 -- 21世紀人類繼續吃"造神"這一套

出發前，伊斯坦堡的旅遊書上，某項叮嚀背包客的注意事項，讓我發笑:

到了伊斯坦堡，請記住要對阿塔圖克的雕像、照片展示尊敬，有一絲玩笑或不敬表現，會惹來麻煩。

到了伊斯坦堡，我知道這不是玩笑話。

阿塔圖克Ataturk這個字，就是"土耳其人的父親"之意。他的豐功偉業，上篇文章有提過一些。基本上，在他的執政下，整個土耳其改革成政教分離的共和國，無論目前成效如何，土耳其是個西化、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於是，阿塔圖克這個人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地位，約莫只亞於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甚至耶穌與瑪麗亞，都要俯首稱臣 (如上圖所示!)。

在伊斯坦堡城市各角落、渡輪上、小島上，都有阿塔圖克海報與照片，阿塔圖克，就像大明星那樣的完美無瑕。



某天我逛到市區書店，裡面居然有一整大書櫃是阿塔圖克專區。原來，一直到現在，仍有不斷出版的群書，讚頌他的偉大。我拿起一本英文傳記，翻開前言讀了幾行後，我開始懷疑這本書是不是兒童書刊。前言約莫是這樣起頭的:

阿塔圖克，他不是一般的土耳其人。他擁有比其他人更炯炯有神的雙眼，臉上有比別人更剛毅的神情，全身永遠充滿了精力，他只要一說話，所有人能都佩服讚嘆..

這些神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描述，到處展現在此人的傳記裡，繼續說服土耳其人相信，有某人，可以是如神般崇高完美，無可挑剔。

他有如天神般的形象，於是成為當今政客最好用令牌。二十世紀初，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的那段歷史，阿塔圖克在位時，為求國族形象，曾試圖掩蓋，到目前，這段歷史在此國，仍是不可談論的禁忌; 再者，阿塔圖克在位期間對庫德族的語言與文化迫害，不只仍未檢討，甚至目前，在學校或者正式官方場合使用庫德族語言，仍是禁止的。

阿塔圖克的完美形象，讓現在的土耳其政客，仍能理所當然地利用阿塔圖克留下來的強烈國族主義、愛國精神，正當化許多早該批判的歷史與政策。只要搬出英明的阿塔圖克，一切作為，都是無從質疑起的。

即使科學老早證明，人類的生理、心理能力都有限，沒有一人能夠例外; 然而，對某政治、經濟等領導人物的過度完美化，居然仍能不斷上演，對已故人物尤其如此。

已成歷史的政經領導人物，更應該襯著其歷史脈絡，被小心檢視。例如，先前的王永慶追思、最近一連串的蔣經國紀念; 前者對台灣環境汙染有著"大貢獻"、後者還得對白色恐怖負責; 若只讓大眾聽見推崇的讚語，無法接收到同音量的批判聲音，這些無限緬懷已故人物的行動，只是不停地減緩一個社會反省、檢討、前進的腳步罷了。

延伸閱讀:
死人的利用價值 - 龜趣來嘻
全天下政客都會犯的錯—紀念蔣經國紀 - 讀稱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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