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技工具的力量被過度詮釋

本文刊登於<嗷>雜誌

十二月二十日<嗷>在高雄舉辦的野草莓座談會中，有一場關於學運與網路科技使用的討論。野草莓學運與過往台灣社會運動最大的差異之一，即是網路科技的充分運用。網路傳播不但讓全台各地甚至國外的支持者，能夠更快獲得學運的相關資訊，即時影音傳播，也讓無法到場參與的支持者隨時關注現場狀況。網路科技對於此次學運宣傳的正面貢獻，眾所皆知，在此無須贅述。然而，十二月二十日的野草莓檢討座談會裡，有些與會者就他們在學運現場的觀察，提出網路對學運的限制。會中有教授指出，學運的網路直播，其實會抵銷一些學運的力量，此位教授甚至在學運開始時，曾建議學生關掉現場直播。例如，他認為有些人會因為能坐在電腦前觀看轉播，而不願親自到學運現場靜坐支持，因而影響到場支持者人數。

我認為，如此探討網路轉播對學運的負面限制、或著重網路科技對於學運成功的必要性，連帶點出了台灣社會許多領域裡普遍存在的問題--- 在台灣這科技島國裡，「科技發展使用」與「訊息溝通成果」兩議題的區分，仍太過模糊。

科技工具只負責傳遞，不負責溝通。科技的發展使用，與其承載內容的溝通目的，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前者只是傳遞後者的工具，工具再怎麼先進、再怎麼多元，並不會改變訊息接收者對於訊息內容論述的理解與立場態度。以此次學運為例，網路現場轉播的有無，當然能影響學運的宣傳速度與範圍，但並不改變網路使用者對學運訴求的認同與否; 同理，網路使用者不願改變習慣起身到場參與，也無須歸罪於資訊透過網路平台太過唾手可得; 畢竟，訊息接收者的態度改變，與資訊取得的難易度並無太大關聯，而是端看訊息內容論述是否能提供強大的理由，說服他們改變習慣與立場。

其實，網路、硬體材料、科技等資訊傳遞工具在功能上的過度詮釋，可見於台灣社會許多領域，其中又以教育尤為顯著。台灣教育改革十幾年來，始終以教材的多元化為重要革新手段之一。「一綱多本」即是最明顯的落實政策。教改人士始終誤信，只要教材多元化，即能賦予學生多元思考力。事實上，無論教材分配如何變革，只要教材內容的架構與教學方式維持原狀，學生的思考力培育，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另一例是近年來，台灣學校為標榜課堂的數位化而使用的電子互動式白板。然而，教材的數位化或網路化，也未能讓學生跳脫填鴨式的學習。換句話說，多元教材與數位科技等硬體工具的革新，並無法衝破傳統教育的藩籬; 一個國家的教育，想要經歷典範轉移，要汰舊換新的，並非教材、技術與工具，而是它對整個教育理念的信仰與原則; 該改變的，正是教學工具所承載的訊息、觀念、內容設計。當然，後者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幾十年來尚未改變過。

台灣社會對於科技與觀念兩者的探討界線太過模糊，上述的學運與教改議題只是其中兩例。科技的發展，當然可使傳遞工具更多元，然而，「多元工具的使用」與「訊息內容的建構」兩者在功能上的界線，若欠缺釐清，當溝通發生問題或成效不彰時，我們太容易歸因於前者而忽略後者。我們太容易以為，科技的革新與觀念的進步能畫等號、以為新技術的訓練等於創意的培育、以為網路平台上的頻繁互動即代表意見的溝通、以為訴求的廣泛迅速傳遞，就如同獲得更多人的支持認同。

總而言之，近年來，雖然有些研究的確開始質疑起科技的發展使用對觀念溝通的負面影響，我認為，如此檢視科技的限制，仍是過度詮釋了科技在溝通層面的影響力。技術、材料、網路等不過是溝通工具; 觀念說服的成敗或訊息接收者理解上的改變，端看溝通者本身如何架構與深化論點。同理，僵化的材料文本與溝通者本身思考力的缺乏，也不會因為傳遞工具的多元化或數位化而有一絲改變。於是，當我們忙於歌頌或強調科技工具的使用時，其實更應該正視檢討的，是來回穿梭於傳播管道的訊息論點本身。